书城政治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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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曾国藩与人合作的智慧(3)

这种人多策善划,胸中有奇谋,最适合于乱世中生存发迹,如遇奇主,一拍即合,会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来。但在和平安定、无所纷争的环境下,他们却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而平平无奇度过一生。乱世用奇,治世用正,就是指的这一类奇才。

4.“法家之才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

法家之才用法制推动一切,富国强兵,用强硬手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用同样严厉的方法来治理贫困地区,因手段残酷,反而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堪命。

5.“智意之才宜于治事,以之治人则坏”

智意之才宜于治理新局面,他们善于周旋调停,权智有余而公正不足,因此宜于开创新局面,在太平的形势下却做不出什么实绩来,有虚名而无实功。

6.“苛刻之才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

这类人才公正无私,苛刻少思,不讲情面,六亲不认,适于追奸查污、清理腐败和邪恶势力。如果去治理边疆或经济发达地区,则会因为苛刻而失民心,不是安民,而是扰民。

7.“威猛之人宜于治乱,以之治善则暴”

叛乱混杂的地方,一般是民智不十分开化、经济也不发达的地区,这类地方的人心眼儿直,也易被人欺骗和煽动。因此,这种地方必须派威猛有力的人去管理,而不宜用软弱书生。豪杰之才威猛刚强,处理问题大胆果断,敢于冒险,不怕困难和压力,适于征乱讨伐,如果来管理善良百姓,则太粗暴。治理人民百姓不同于治理军队,军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并且必须令行禁止,不得违抗军令,这是特殊使命和职责的缘故,平民百姓则不一样。

8.“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不困”

这类人才奇怪诡巧,急功近利,去治理富饶之地,由于智谋多变,能应付当地复杂多变的局面。富饶之地,由于民众有钱,生活不成问题了,就会把心思用到其他方面,社会就生出许多问题。他们不仅自己生事,还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贿赂官员。治理这样的地方,如果智谋不够,反应不快,没有一定的处世方法,只以单纯的直来直去的方法处理问题,不仅关系难处,而且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既不利于开展工作,也不利于治理政事。因此这类地方对伎俩之人是最为适合的。

总之,曾国藩主张用人如用器,既用他的长处,同时也避开他的短处。

与此相反,曾国藩拒绝幕僚的正确建议而遭失败或诽议鼎沸的事例也不少,曾国藩晚年对此也颇为后悔。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对他事业的成功有很大帮助。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固由公之英文巨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一些。多年来,他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儒宿之学之外,一般幕僚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行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世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幕僚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尤其经常在他身边的人员,与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属一行,曾国藩却能让他们的智慧汇集一点。比如引水,幕府就是水渠;若要说种庄稼,那么幕府就是播种的地方,因而他能获得很多人才。

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闻目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指挥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

让别人下得了台。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与人交往之时特别讲究面子问题。面子问题关系到个人的人格尊严问题。不给别人面子,就容易使同路人变成陌路人,使朋友变成敌人,使亲戚之间变成仇家,轻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重则让人带来杀身之祸,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常在生活中可以见到。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曾国藩,自然深识其中的道理。他在读书笔记中就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时期,魏国有个大夫叫须贾,很有见识,深得魏王倚重。其时,魏国与齐国有仇,眼见齐国逐渐强盛起来,魏王怕齐国前来报仇,就派须贾去齐国联络感情。

当时,须贾手下有个门客叫范雎,很有才能,为了能很好地完成魏王的使命,须贾就带着范雎一同去了齐国。可没想到,齐国的国王把须贾臭骂了一顿。

须贾没有完成任务,心里很害怕。回国以后,为了推卸责任,就对相国魏齐说,范雎私下接受了齐王送的礼物,向齐国泄露了秘密,所以任务没有完成。魏齐听了大怒,派人把范雎捉住,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之后,丢进了厕所里,使范雎丢尽了所谓的“面子”,致使他怀恨在心,发誓此生必报此仇。

后来,范雎在朋友的帮助下,悄悄地养好伤,逃到了秦国。在秦国,他为了报仇,改名张禄,并且因为才智过人,受到了秦王的器重,拜为丞相。秦王也在范雎的竭力辅佐下,国力日渐强盛,并制定了“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

一年,魏王听说秦国有向东攻打韩国和魏国的打算,就召集大臣商量办法。相国魏齐说:“秦国是强国,我们根本就打不过人家。听说秦国的丞相张禄是咱们魏国人,他对父母之邦总是有感情的,咱们不如先去找张禄疏通疏通,请他在秦王面前说说情。”魏王觉得这个方法不错,于是就打发大夫须贾到秦国去求和。

须贾来到秦国,找到了相府。范雎一看是须贾来了,心中十分高兴,他知道报仇的机会到了。须贾一看秦国的丞相原来就是范雎,就瘫坐在了地上,知道自己完了。

当晚,范雎大摆宴席,把各国的使臣都请来了。他让须贾坐在堂下,在他面前放了一盆马料,叫两名脸上刺字的养马犯人夹着他,像喂马一样喂他马料,让他的面子丧失殆尽。并且范雎一边喂他,一边还说:“替我告诉魏王,赶快把魏齐的人头给我送来。如其不然,我就要血洗魏国。”后来,魏齐被逼无奈,只好自杀,须贾也没落到好下场。堂堂的魏国相国和大夫,因为得罪了一个小小的门客的“面子”,却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却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中国有“祸从口出”“多言必失”的箴戒,但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每日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经常伤及别人的面子,得罪别人。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与人的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每当朋友间切磋时,曾国藩又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只是要压倒他人,获取名誉”。

一次,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他的朋友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语言碰撞,曾国藩的父亲看在眼里。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关于给人留面子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志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龌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遣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他以后待人交友的原则。

世人都爱面子,中国人尤其如此。自古以来就有“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的说法。给人以面子,一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二是为了在以后的生活中别人给你面子,这样就会让难处的关系变得容易,让难办的事情变得顺利,一举而多得,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