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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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曾国藩的用人智慧(3)

孙武演兵杀宠姬之事,载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讲的是春秋时著名军事家孙武为吴王阖闾操演兵法、三令五申、杀一儆百、训练女兵的故事。孙武原为齐国人,精习兵书战策。吴王阖闾读过孙武的《兵法十三篇》,对孙武十分钦佩,便想拜他为将军。但他又有些信不实,就对孙武说:“你的兵书我都看完了,可以当场试验一下吗?”孙武说可以。吴王想难为他,又问:“可以用妇人来操演吗?”孙武又很爽快地回答说:“可以。”

于是,吴王阖闾就在宫女中挑选了180人,交给孙武。孙武把宫女们分为两队,命吴王的两个宠姬做队长,令她们每人持戟,站好队。孙武问宫女们:“你们都知道心、左右手和背的方向吗?”宫女们答:“知道。”孙武说:“心在前,左手在左,右手在右,背在后。”

部署停当后,孙武又设下执行军法的斧钺。然后传下命令,一通鼓响,令其向右。号令一出,众女掩口嬉笑,哪里顾得前后左右。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这次应由将帅负责。”令军士再次告谕众女,然后再击鼓呼进,宫女们愈发笑个不停。孙武三令五申,又传令向左,宫女们仍然不听调度。孙武变了脸色:“申令不熟,将之罪,现在已经三令五申,仍不执行,罪在吏士。”立刻传令将左右队长斩首,以正军纪。

吴王正在台上观看操练,见孙武要杀他的爱姬,急忙派人传话,说:“我已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爱姬,我连饭都吃不下,请不要杀她们。”孙武正色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当即把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依次派另外二人分任队长,接着击鼓操练,宫女们见此情形,再也不敢怠慢,确认左右前后,无不严格听从将令,连声都不敢出。

于是,孙武命人请吴王下台阅兵,说现在宫女们可以参战了,即使赴汤蹈火,她们也会勇往直前了。吴王虽心痛两个宠姬,心有不悦,但毕竟知道了孙武善于用兵的能力,终于拜他为大将。孙武率兵西破强楚,北威齐、晋,使吴国显名于诸侯各国。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辛苦久从之将”,曾国藩自称与李“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在靖港、九江、樟树镇屡战屡败的艰难岁月中,他多次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但李元度丢失徽州以后,仍被曾国藩弹劾而去职。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徽州。徽州是祁门老营的屏障,徽州得失关系重大,李元度领兵前去救援。因其擅长文学,不精于兵,曾国藩恐其有闪失,特与他约法五章,一再告诫他要守住徽州,不得轻易接仗。然而,当太平军李世贤部来攻时,李元度却违反曾国藩“坚壁固守”的指令,出城接仗,结果一败涂地,丢失徽州。曾国藩悔恨交加,为严肃军纪,决定上疏劾之,一班文武参佐群起反对,有人甚至指责他背离恩义、有失恢宏之气。李鸿章也表示要“率一幕人往争”,但曾国藩仍不为所动。像李元度这样与曾国藩交情深厚、且有过大功的将领一旦违反军令,也丝毫不予姑息,这一轰动事件传出后,众将为之凛然,盖知军法无情,不容苟且。

同时,他对有功将士有才良士也倍加爱护,有功即赏。雷嘉澍是已被革职了的一个知县,因为失守德兴县,被江西抚臣毓科弹劾罢免了官职,他其实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在清朝宦海中,是难得的清廉刚正的父母官,做事勤奋而又严谨,奉公守法,爱护百姓,深得民心。

离职后,恰逢太平军的一支赖文鸿等人逃往德兴。左宗棠知道他平日颇得民心,就委令他招集兵勇,训练兵丁,阻挡围剿匪军,断其退路。雷嘉澍就在五村地区与左宗棠的官兵齐心协力会战太平军,最终大获全胜。

曾国藩知道后就上奏咸丰皇帝,陈述其事为雷嘉澍邀功,同时请求圣上取消对他的处分,并让雷嘉澍到自己的军营内听差,以观后效,再加提拔。

成大事者统率团队需要铁的纪律。要想使得某项主张得以贯彻,必须抓住两点:首先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道理、做法,让人们知道如何行动;其次便要照章办事,如有违抗或玩忽职守者,便拣其首恶者,严加惩治,以收惩一儆百之效,而对执行得好的则需加以表彰与奖励。

施恩是要讲究技巧的。

曾国藩认为,要想使自己的手下心服口服地为自己卖命,就必须对自己的僚属施与恩惠,使僚属自觉地将自己与官长联为一体,让僚属感到自己对行为的选择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官长负责,否则我就对不起他!施恩的方法不同于施威的方法。官长对僚属施威主要是通过有过必罚、严厉督责等方式,使僚属产生惧怕得罪的心理,使其行为选择建立在对自己负责的基础上,间接对官长负责。比较而言,施威相对单纯,大抵做到“有过必罚,不论亲疏”即可,而施恩则颇有讲究,要施得巧妙、施得艺术、施得不露痕迹,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如果把一番盛情好意弄成了一盘盛气凌人的“嗟来之食”,反而会弄巧成拙。

在曾国藩看来,施恩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推功揽罪法,也即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功罪的归属,常常涉及到利害关系,官长们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往往能使僚属趋利避害。推功揽罪有时是同时表现在一人身上的。

例如北周赵善做尚书右仆射,其“职务克举,则曰:‘某官之力。’有罪责,则曰:‘(赵)善之咎也。’”功归下僚,罪责自己承担。不过推功与揽罪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某些人以推功见长,某些人则因揽罪而闻名。

先说推功。西汉赵广汉做郡守,经常“推功善归下”,常说:这是某某曹掾所为,非我所及。由于赵广汉“行之发于至诚”,致使看到或听到此事的僚吏们都“输写心腹,无所隐匿,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东汉的刘宽为南阳太守,也“事有功善,推之自下”。酷吏张汤也精于此道。张汤奏事,汉武帝连连说好,张汤就会说:这个奏章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掾史某某所为。

推功法是僚属主动积极的再创造过程。它以对僚属过去成绩的肯定,激发他们的自觉性并给予充分的再表现的机会。同时,由于推功涉及的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不是笼统的“大家”,所以既鼓励了当事者,又激励了见知的其余僚属。

再说揽罪。揽罪法以官长引咎自责为特征。闻人晋做泰山太守,“吏有过谬,引以自责。”官长反躬自责,将僚吏的罪过等同于自己的过错,“自责”已经是出人意料的“过分”行为。

而一旦从引咎自责进入到引咎自罚,“过分”就更会带来意外的效果。

西魏文帝时,长孙俭做荆州刺史兼东南道行台仆射。辖区内郑县的县令泉璨有不法行为,被百姓告发,经过审讯,判定所告属实。长孙俭召集僚属,当众宣布:这都是因为我教诲不够,恩信不及,是我的罪过,不是泉璨的过错。于是在官衙前,袒衣露肉自罚了三十杖,却没有制裁县令。据说,自此之后,“属城肃励,莫敢犯法”。魏文帝听说此事后,下诏褒勉慰劳他。权臣宇文察也写信给长孙俭说:“近来听说您部内县令犯罪,你自罚三十杖,警示众僚。过去虽听说过‘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说的是忧公忘私、知无不为的事,但还不如您舍身自罚、训诫群僚。”听说之后,很是赞赏。

揽罪法也创造着僚属的主动积极性。它对僚屑行为的否定,是通过自我反省的“反躬法”作出的,这就是传统儒学的“恕”道。结果,同样以曲折的方式激励了僚属。因为按照“恕”道,不应当再让官长“自责”“自罚”了,谁要再引起这种后果,就会惹发众怒、引火烧身。推功揽罪是一种稀见、难得、过分的极端举动,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撼动人心的感化作用。

三是不罚示恩法。中国古代有一种通行的施之于僚属的责罚力式,,杖罚,也即打板子。各级官长都拥有对僚属的杖罚权。但精于治道、治术的官长们往往放弃这种法定的惩罚权,不依恃杖罚而求得治理。唐玄宗开元初,砀山县令韦恒“为政宽惠,人吏爱之”,遇皇帝出巡,硒山应当供应衣食住行事宜。当时沿途州县惧怕这一重要事情安排不好,“务于鞭扑”,督责吏人。韦恒“独不杖罚而事皆济理”。德宗贞元时,吴凑做京兆尹,僚吏“非大过,不行笞责”,只是召来当面问清事情原委,批评之后将之放归继续工作。“吏尤惕厉,庶务咸举。”

陆象先,玄宗先天二年做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道按察使,在官“以宽仁为政”。同僚司马韦抱真劝说他:“希望您厉行杖罚,树立威名。否则,一旦下僚懈怠起来,却没有震慑他们的东西。”陆象先说:“做官能够治理就行了,何必用严刑来树立威风!损人利己,那不是宽恕之道。”后来,陆象先又做了蒲州刺史、河东道按察使。

一次,一个小吏犯罪,陆象先只是批评他几句,就放他回去了。旁边的录事说:“这种情况按法应当行杖。”陆象先驳斥说:“人情都是相差不多的。你怎么就不懂我的意思?如果说今后一定要打板子的话,那就从你开始吧!”一席话说得录事“惭愧而退”。按照陆象先的说法:天下本来是没有多少事的,只是那些庸人插手干扰,这才搞得繁不胜繁。如果在源头上就以清静安之,不用发愁,事情自然就减少了。因而,陆象先前后做州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怀思之。”

武则天时,徐有功为蒲州司法参军,“为政宽仁,不行杖罚”,胥吏们感恩戴德,互相诫约:谁犯了徐司法杖罚,大家就一起来贬斥惩罚他!结果,胥吏们争相做好自己的工作,直到徐有功任满离开蒲州,没有,个人被杖罚过。

玄宗先天时,李日知做刑部尚书。他做官的风格是“不施捶挞而事集”,既不用杖罚威胁,公事也都办利索了。有一次,一个令史接到诏敕,竟忘记了当天发下去。这当然是了不得的过失,作为刑部长官的李日知自然发怒了。他召集众僚,命人取来杖板,准备杖罚这个小吏。但转而一想,又改变了主意,对那个令史说:“我要是打了你,天下人肯定会说你能撩拨我发怒。而一旦真的打了你,你的声名也就完了。不光矮同僚半截,你的妻子儿女也瞧不起你了。这次就饶了你吧!”从此之后,“吏皆感悦,无敢犯者。脱有稽失,众共谪之。”

陆象先把大肆杖罚看成不会得一日安宁的“繁扰”下策,以为一施杖罚就会造成“打而不胜打”的恶性循环,所以,他认为不用杖罚是“安静”“简化”的根源,也即开始不打板子,最终也就无人可打了。其实不罚示恩的功效也在于此,它能使官与吏的关系呈良性循环状态。

一个想成大事的人,必须要在下属心中建立良好的形象、树立有力的权威,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从内心上真正服从你、真正地为你卖命。因此,除了施威之外,他还必须巧妙地对下属施以恩惠,做到投之以桃李,而报之以琼瑶。

伯乐相识千里马。

1859年1月,正当曾国藩为三河之败心情郁闷时,李鸿章,,可以说是他平生最得意的门生来到建昌大营。

李鸿章(1823~1901年),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曾国藩是在京师做官时认识李鸿章的。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时考中进士,在那个时代叫做“同年”,同年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好像现在的老同学一般。李鸿章自幼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功名心也非常强烈。

1843年,李鸿章入京参加乡试(考举人)。意气风发的李鸿章赋诗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第二年,他顺利考中了举人,此时的李鸿章只有二十一岁。当时曾国藩的文章道德学问在京师已经小有名气,李鸿章进京不久,就以同年之子的身份拜访了曾国藩,并拜曾国藩为师。

曾国藩一见李鸿章,便判断他将来是个可成大器的人,再加上很喜欢李鸿章的诗文,因此,李鸿章得到了曾国藩的悉心指点,指点的内容,除了作诗作文外,主要是义理、经世之学,师生二人气味相投。李鸿章在家信中,常称曾国藩为“曾夫子”,并说他与曾国藩“朝夕过从”。

因为有这层关系,当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时,曾国藩就想起李鸿章,让江忠源到安徽后与李鸿章联系。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李少荃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当时曾国藩还在衡阳训练湘军,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已入曾国藩幕府,为曾国藩管军饷,等于是曾国藩的财政大臣。曾国藩在写给李瀚章的信中说:“令弟少荃,自乙、丙(1845年、1846年)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1852年曾国藩离京后,李鸿章便与他的老师分别了,他回到安徽办团练对抗捻军,但几经辗转,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靠山,现在是专门投靠曾国藩来的。曾国藩因为他有清醒的头脑,能够洞察全局,又能随机应变,所以不断对他委以重任。不久,李鸿章便成为曾国藩门生中的第一人,步步高升。

1853年,太平军自武汉顺流东下,攻占当时安徽的省城安庆。咸丰帝命工部左侍郎吕贤基赴安徽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李鸿章奉命随同帮办。此时的李鸿章刚到而立之年,满腹经纶,又兼血气方刚,非常想借此机会建功立业。不料,在安徽的几个带兵大臣都不是成事的材料,马贤基是书生出身,根本就不懂带兵打仗之道,对军队调度无方,不久便兵败身死;江忠源刚到安徽,还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就遇到太平军围攻,也兵败身死;其他领兵大员则多是带兵打仗无能,互相倾轧则绰绰有余。李鸿章辗转数年,没有多大成就,很不得志。

曾国藩早知道他这位学生的才干,这时仍在曾国藩幕府的李瀚章又推荐其弟。于是曾国藩多次致函邀李鸿章来帮忙。

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傅相(李鸿章)闻曾文正公督师江西,遂问道往谒焉。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不料“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作梅、今江宁布政使举人许振棉仙屏。陈鼐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鼐因言于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méng chōng)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

薛福成还说,这是曾国藩知道李鸿章才气不羁,所以故意这样做,目的是要稍挫李鸿章的傲气。

《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的作者李鼎芳还把此事作为曾国藩历练人才的方法。

薛福成记述的这件事为许多书籍多次引用,但此事的记载可能有相当的误差。据曾国藩致曾国潢等的家书载,李鸿章系于阴历十二月初十日(1859年1月13日)抵达曾国藩大营。而据曾国藩的日记,此前十一月二十五日(1858年12月29日),曾国藩听说李鸿章已过广信,即将来营会晤,正为曾国华和李续宾新丧悲伤的曾国藩“为之欣喜”。李鸿章到曾国藩大营的当天下午,曾国藩便与之“久谈”,晚上又与李鸿章、王闿运谈至三更,次日,又与李鸿章谈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及继江忠源任安徽巡抚的福济(时已调京)的情况。此后数日,曾国藩天天与李鸿章叙谈,并且不是一般的闲谈,如十三日(1859年1月16日)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他们的所谈内容为“论江南北各路军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