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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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曾国藩的用人智慧(4)

李鸿章到曾国藩营刚好一个月,曾国藩便命他赴淮北招募并训练骑兵,以便将来对付常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捻军。事情虽因淮北局势动荡而没有办成,但这充分显示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似乎没有故意冷落李以折李鸿章傲气的举动。

不过,薛福成记述的另外一件事是可信的:“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曰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以头痛辞。顷之差弁(biàn)陆续而至,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李鸿章有才子气,不拘小节,当时又年轻,贪个懒床是完全可能的。此事后来李鸿章也对别人说过。

曾做过李鸿章下属的曾国藩的孙婿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写道:“公(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又记述李鸿章亲自讲述在曾国藩幕时的事情:“文正公你太丈人,是我老师。你可惜未曾见着,予生也晚呵!我老师实在利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膣(méng zhì)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经过曾国藩大营的熏陶,李鸿章果然形成了严谨的生活习惯。吴永记述他亲见李鸿章的起居工作习惯道:“公(李鸿章)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曾国藩让李鸿章负责文书,稍后命其批稿、起草奏折。李鸿章有才气,所处理的文牍令曾国藩非常满意。数月后曾国藩对人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对人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

曾国藩的幕府,实际上等于是一个不挂牌的人才培训基地。很多人都像李鸿章一样,在曾国藩这里得到历练,得到提高,然后走向全国承担军政重任。果然,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府不到半年,曾国藩便让他与曾国荃同去攻打景德镇。曾国藩不是叫他带兵打仗,也不是叫他做一般的参谋,而是交给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曾国藩在信中如此说:“阁下此行,其着意在察看楚军各营气象,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果有任重致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须更改者否?一一悉心体察。”曾国藩让他做的,全是大政方针,是关乎全局的问题,是把他当作大才来历练的。他在信中还说:“阁下宏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曾国藩一方面肯定李鸿章的才干;一方面又叫他不必急于马上出人头地,而是要耐心等待时机。

一个人,一生的事业能否成功,不仅要靠个人天分和才干,还要有相当的机会和客观环境。如果世上没有伯乐,纵然有千里马,也只能埋没于乡间田野之中。何况千里马既需要人发现,也还需要有人加以训练,才能成为真正的千里马。李鸿章是幸运的,他是千里马,曾国藩是伯乐。曾国藩这个伯乐发现了李鸿章这匹千里马,并且,曾国藩还善于养马、驯马。李鸿章是个有才干的人,但如果他继续在安徽游荡而不是到曾国藩幕府,他可能一辈子也做不了什么大事。经过在曾国藩幕府的历练,他的生平事业也就从此开始了。

重用有才能的人。

李鸿章是个人才,而且将来肯定能成大器,这是曾国藩早就看出来的。所以,曾国藩如果有什么大的行动,他肯定会让李鸿章参与,听取他的意见。此时,曾国藩留驻武昌,与胡林翼商定了进兵安徽的计划之后,向咸丰帝上奏的进兵的折本就是由李鸿章谋划的。折本内容强调进兵安徽的重大军事意义,他说:“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是因为陈玉成掌控安徽。陈玉成开辟并护持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道,以安徽为金陵的后方,并在三河、浦口、庐州叠挫清军。因此,要想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州)、和(州),阻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途,割断芜湖的粮道,金陵则不攻自危。而要想把重兵驻到滁、和,就得围攻陈玉成的驻军之地安庆,兼攻安徽的首府庐州,迫使陈玉成进行决战,这样攻陷安庆、庐州,攻克金陵就没有大问题了,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消灭陈玉成的安徽军队。曾国藩采纳李鸿章的这个策略,自然是切中要害的。当时太平军的战略要地的确在于天京与安徽之间的相互毗连之处,陈玉成往返于天京与安徽之间,以滁、和、安庆为屏蔽,不断阻击湘军与胜保等部的进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曾国藩把进兵安徽、攻陷安庆当作打败太平军的中心战略,到底让他抓到了太平天国的生死关键了。

咸丰九年九月(1859年9月末),曾、胡商定了三路进兵计划:都兴阿、多隆阿、鲍超、杨载福沿江东进,围攻安庆为第一路;曾国藩攻太湖、潜山、桐城为第二路;胡林翼取道英山、舒城、六安为第三路。咸丰帝听了别人的建议,害怕湘军会把安徽的太平军逼向淮北,便令曾、胡改变战略计划,而曾、胡并未接受,曾国藩反而亲领围攻安庆的第一路军,第二路军调多隆阿、鲍超担任指挥。

三路军的作战任务是:第一路为主力军,攻占安庆;第二路切断庐州与安庆的联系,阻止太平军援安庆;第三路阻止太平军西进,攻取湘军的后方。咸丰九年十月二十四日(1859年11月18日),曾国藩从巴河出发,率第一路军万余人马经黄梅进驻宿松,派李榕、朱品隆率兵进攻太湖的太平军。此时,第二路军多隆阿、鲍超、唐训方、蒋凝各部二万余人马已进驻太湖城外,当各路人马会齐,便发起对太湖的进攻,打响了湘军反攻安徽的第一仗。

湘军入皖早为太平军所注目。当战争在太湖发生后,陈玉成于咸丰九年十二月(1860年1月)率大军增援太湖,扎营七十余座,包围进攻太湖的湘军。胡林翼闻讯也迅速由黄州进驻英山,并向曾国藩告急,建议集中兵力打击陈玉成的援军。曾国藩同意了胡林翼的建议,但并没有放弃进攻安庆的计划,他提出让李续宜、曾国荃增援太湖,李、曾两支人马尚远在湖南和江西,无法马上应援。因此,进攻太湖和阻击陈玉成的援军,仍旧只有多隆阿、鲍超率领的第二军,另有曾国藩派去的朱品隆、李榕的少量湘军。

鲍超是带领第二路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在太湖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也因此名声大震。鲍超,四川奉节人,字春霆,是湘军中的一个传奇人物。其父为绿营士兵,在鲍超幼年时即战死军中,其母亦丧。他十余岁时到四川峨眉山清虚观为道士打柴挑水,因他为人爽直、做事卖力,深得道长喜爱,在清虚观几年,竟学来了道长的真传武功。道长欲留他在观里,但鲍超却要凭着自己的一身本事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到了成年后便下山投了清军。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鲍超被发往广西,选入向荣的亲兵营。永安一战,他身负重伤,留在广西,并在此成家,与一位韦姓女子结了婚。鲍超伤好之后,他想领着妻子到湖南追随向荣,但没有追上,却遇上了曾国藩在招兵。当时,鲍超几乎是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他已身无分文,还带着妻子。曾国藩试了他的武功和谈吐,知此人未识一字,却有一身莽力和武艺,就安排他做了湘勇的一名教练。后来,鲍超进入塔齐布的军营,数战之后,以勇悍闻于湘军。后编练湘军水师,曾国藩让他做了水师哨官,是杨载福长江水师的前锋船,并参加了洞庭、岳州、金口、武昌、田家镇等战役。鲍超每战皆立功,破田家镇拦江大锁,他的功劳尤大。战后,被提拔为营官。

曾国藩家居期间,鲍超留湖北,属胡林翼,参与多次战斗,功劳卓著,胡林翼对他十分器重,认为“布衣知己,尝以弟呼之。”并改鲍超所部水师为陆师,招长沙勇三千,号“霆军”,转战安徽、湖北等地,屡与陈玉成及捻军作战。在太平军的心目中,鲍超是一个最为凶恶的强敌。这次参加会攻安徽,鲍超以参将衔为第二路军主要将领,率众六千余人。

陈玉成领兵援太湖,鲍超主动要求支援。多隆阿让他率本部人马到太湖东北的小池驿驻扎,阻止陈玉成进兵太湖。仗打起来后,鲍超抵挡了陈玉成的全部援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他离诸军距离很远,成了一支最孤立、最突出的挨打部队。他屡次向多隆阿要求增援,多皆置之不问。结果,在没有援兵帮助的情况下,他带领将士们孤军奋战,部队死伤过半,后被陈玉成团团包围。

鲍超坚忍不拔,在包围圈里往往率队主动出击,使陈玉成的数万军队一时不能战胜他。一次夜间,他乘太平军连日围攻疲惫之时,率军摸进敌营,发起突袭。太平军在睡梦中突遭袭击,不知是何军杀来,几被其击溃。幸赖陈玉成挥军迎战,才免于溃败。

正在太平军围攻鲍超之时,胡林翼突然派金国琛、余际昌率兵1万多人从太平军背后袭击。鲍超趁机率部从城内杀出,陈玉成腹背受敌,自顾不暇。多隆阿见状,立即派兵烧毁陈玉成的粮库。这样一来,陈玉成于1860年2月16日不得不放弃太湖,连夜撤走。

鲍超的苦战并没有付诸东流,这一苦战有力地阻住了陈玉成的大军,使太湖一战取得胜利。战后,鲍超及其“霆军”声名大振。咸丰闻报,加封提督衔,并赏假回籍养伤、省亲。待他假满之后,曾国藩、胡林翼令其募勇万余人统带,成为湘军中最主要的一支部队。

太湖是安庆的门户,门户一开,湘军便长驱直入。这时的安庆仅剩下枞阳一线与桐城相通。曾国藩后来利用卑鄙的手段收买了韦俊,这位曾经两次攻克武昌的骁将顿时成了太平天国的罪人。1860年6月,韦俊在湘军水师彭玉麟、杨载福的配合下攻陷枞阳。安庆完全暴露在湘军的眼前。

曾国藩有意要成全曾国荃,命他带领曾家军的嫡系部队进驻集贤关,兵临安庆城下,形成围攻之势。从此,安庆内外隔绝,成为一座孤城,处在湘军严密的包围之中。

忠肝义胆江忠源。

《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义薄云天,以至于被后世称为神。尤其是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妇孺皆知,老少咸闻。其实,江忠源也有过千里走单骑的经历,而且不只一次。清代道光年间,新化籍举人邹柳溪病逝于北京,江忠源护送其灵柩由京返湘。后来,湘乡籍举人邓铁松在北京患了肺病,死在回湘途中的河北献县,又是江忠源负责料理后事,并护送其灵柩回到家中。献县到湘乡三千多里路,北京到新化就更要远一些,陪伴着一个死人,一路上或舟车或步行,风餐露宿,其间的艰辛险阻可想而知。江忠源的两次义举,使得他的名声大播京城,曾国藩称之为“真侠士”。当时京城对湖南有此奇人也无不敬仰。

曾国藩见了江忠源后,认定此人将来一定会为国家立下大功,可能会死于节义。后来的事情果然都验证了曾国藩的话。

道光二十八年,江忠源本丁父忧在籍,太平军举事,江忠源在老家新宁募五百兵士,号为“楚勇”。江忠源先是平息了本地瑶民雷再浩的造反,后来开赴广西前线与太平军正面交锋。咸丰元年十一月,和赛尚阿一起围堵太平军于永安。由于赛尚阿指挥错误,致使太平军从永安突围逃脱。咸丰二年二月,太平军从水路进攻湖南,江忠源率楚勇赶到全州蓑衣渡,在此伐木作堰,横江拦截,致使太平军在蓑衣渡一战中损失惨重。清军击毁太平军所有船只,太平军的“开国元勋”南王冯云山也在此役中被炮击中身亡,取得了清王朝与太平军作战史上第一场大捷。江忠源从此名气大震。

咸丰二年十月,太平军围攻长沙,江忠源赶到长沙支持张亮基。此时的长沙不仅兵微将少,仅有的数千绿营兵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从各地赶来增援的兵士也各自为政,或不听调度,或无事生非。张亮基在危急之中看到江忠源的“楚勇”却是另外一番气象,其军不仅秩序井然,而且号令严整,张不禁大为感慨,以为是到了当年的“细柳营”。

张亮基在和他的一席谈话中,发现江忠源不仅善于打仗,而且颇有谋略。江忠源分析太平军实力其实并不可怕,之所以让太平军频频得手,关键就在于朝廷兵将多年不曾打仗,一闻大兵压境便举止失措,指挥失误,缺少全局观念。应该说,这一分析是非常恰当到位的。

太平军在围城一段时间后,采取了挖地道的方式,几乎攻破长沙城防。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江忠源率士兵坚持抗击,终于在天心阁下,将太平军的又一“开国元勋”西王萧朝贵一炮打死,迫使太平军连夜弃长沙逃往别处。

诛杀南王和西王,江忠源之功非同小可。不久,江忠源即出任湖北按察使。

咸丰四年,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成为湖南办团练而迅速崛起升至高位的最早一人。江忠源早年本是一个风流浪荡公子,不想后来改过自新,成为京湘两地士人中有名的侠义举人。江忠源的成功为湖南士人树立了一个弃笔从戎、立功军旅的好榜样,并激起了湖南士人建功立业的热情。

正是这样一个江忠源,与曾国藩相交甚好,由于有在京城的经历,曾国藩格外赏识他。他也不负所望,为谢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江忠源在历次给朝廷的奏折中陈述曾国藩办团练的业绩,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设法为曾国藩扩军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咸丰四年(1854年),正当曾国藩率湘军水陆进军出师入鄂之际,时任安徽巡抚的江忠源奉旨进驻庐州,阻击石达开率领的西征军。太平军将庐州重重围住,以地雷攻破庐州城,江忠源身受重创,自坠古潭而死,年仅四十二岁。应验了曾国藩十年前所预言的“以节义死”。

江忠源死后,清廷追赠他为总督,谥“忠烈”。曾国藩闻听恶信,心中如折了一根支柱。心里空落许久,方为他撰一挽联:

“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

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春风怒号罗泽南。

曾国藩手下有两员得力干将,一位是江忠源,另一位就是被人称为湘军儒将、悍将的罗泽南。

初办团练的曾国藩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他所恃者无非就是二品侍郎的空衔,以及当年在京城里开创出来的海内人望。但论实力,曾国藩几乎是一张白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