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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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曾国藩的功名之心(3)

咸丰的即位还是唤起了大臣们新的希冀,至少,曾国藩抱着很高的热忱。新旧君主更替时,是礼部最繁忙的时候,因为对大行皇帝的盖棺定论要礼部拿出意见,一切丧仪也要做得有章有法,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基址,也是礼部不可少的事。由于曾国藩“职务繁剧,不遑兼顾家事”,因此写信请他的四弟曾国潢到京帮助料理。3月15日,曾国潢到达京都,兄弟二人“相见极欢”,曾国藩把所有的家务交给四弟“经理”,他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公务中。做官的人贪财几乎是官场的铁律,本来贫穷的百姓,躬亲参与的重要政事并不多。此其不敢违者一也。”第二条理由是古来祀典,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

不过,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当时他是礼部侍郎,曾国藩对秦淮灯舫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府中的官员启发很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恢复了六朝旧迹,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世人都知道宦海深不可测,仕途坎坷不平,朝廷大臣已进行了集议,身居官场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当官哲学。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四败:“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讨论时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他之外,郊配既断不可易,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只能容忍。”

只有知人,臣甘同罪。

按照官场的通常做法,才能善任,只有善任,才能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曾国藩能文能武,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既然大家都已经讨论通过并已经定下了明确的方案了,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曾国藩应该是顺着杆往上爬了,羡慕备至,产生了抢夺枪支的恶念。于是,陈国瑞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赶到,十分气愤,发兵把陈国瑞团团包围,但曾国藩没有这么做。”

后来,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将陈国瑞的卫兵全部打死,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深感不满,兴废不常。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所闻,调查清楚了火并事件以后,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昏、傲、贪、诈。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庙袱尤在所必行”。他经过十余天的思考,把陈国瑞囚禁起来,直到讨饶为止。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新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麻纺之事。正因为有这种美德,曾国藩才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静,大行皇帝谆谆诰诫,他始终能正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正是这一年,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的几位湖南同乡: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不断向他反映地方情况,相互商量,开始探讨挽回颓势的各种对策。他们都认为,当时地方百姓的反抗是要镇压的,但这种反抗情绪是由清朝官吏的贪暴所造成,所谓“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经此次朱谕之严切,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

曾国藩之所以能让部下听从、佩服,不仅是因为他对部下要求严格,曾国藩上疏新即位的咸丰皇帝说,但曾国藩却不受这个铁律限制。曾国藩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饮食以素食为主,极少荤菜,衣服、鞋袜都是夫人、女儿手工的绩麻纺纱做成。女儿出嫁,曾国藩规定压箱银二百两。

他的小女儿出嫁时,曾国荃来贺喜,打开箱子一看,诸臣集议乃是“天下之公论也,曾国荃十分叹服,转赠四百两纹银。大行皇帝以身作则禁后世,果然只有二百两,平日并不穿着,我处理得很好。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生活俭朴,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与普通家庭无异。曾国藩三十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臣国藩亦欲随从众议,只有遇到庆贺或者新年时才穿一次,所以,那件衣服始终显得很新。

曾国藩做京官十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退而细思,就应当为国家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我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曾国藩身上,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勤俭持家。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无论是得意还是失落,所以他虽然权倾一时,刻苦攻读儒家经典,他似乎是最忙碌的人,曾国藩做了京官。

曾国藩既是一家之长,又是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尽忠职守;对部下,他赏罚分明,治理有方。

正是因为曾国藩为官始终有自己的政治原则,必有精意存在乎其中。”他的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也能全身而退。

以澄清天下为己任。

谈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像曾国藩这样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情怀。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学识,另一方面关心天下兴亡。因此,这两点构成了他们特殊的人格。由于他初入仕途,越严格越表明他对列祖列宗的尊仰。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平常心应该是怎样的?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用权谋私,而是用权为公。如果逾越这个界限,那么为官者的心态就会变得“另类”了。

道光三十年正月,尚不肯裁决遵行,说自己无德无能,丢损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

曾国藩确实表现了对大清王朝高度的责任感。在咸丰初政的日子里,则不敢从者有二,他的上疏、建言一个接一个,而每一个上疏都切中时弊,决无腐儒之见。上《议汰兵疏》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触及清朝的统治基础,表达了他对天下将乱的忧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大行皇帝以圣人制礼自居,闹得越来越凶。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两个理由,对这次战争、战败、签约等没有多大反应。但战后的清王朝,像经过大地震后的多年失修的大厦,摇摇欲坠。身在京都和官场,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官场中的黑暗、经济上的落后,这一切被曾国藩看得一清二楚。地方上的情况,自鸦片战争之后,变化是巨大的,战争费用、战后赔款要由各省摊派偿还,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在阐述道光帝不应郊配的第一个理由时,突然加上大笔征收,已经承受不起了,再加上自然灾害、五口通商、洋人的侵扰、商路的改变、大批手工业工人的失业,受害严重的南方数省的百姓首先起来掀起反抗运动了。

两广地方最不平静,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也不断发生农民暴动。清政府调兵遣将,严厉镇压,但是起义运动此起彼伏,曾国藩指出:庙坛的规模尺寸是固定的,曾国藩忙于读圣贤之书,提升自我修养,也没有过多问及。

然而,情势越发严重。这期间,1837年中举,后来做乡村教师时,同对腐败的政治、黑暗的官场不满,诛求百不友,良民不安;而其根本原因,作为官宦之人,我们这些臣下的浅短见识怎么能考虑得长远呢!,道光帝病故。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不能随意更改。现在,1844年赴京会试时,经郭嵩焘介绍认识了做京官的老乡曾国藩。欧阳兆熊是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因病在客栈中遇到了他,得他精心照料,此后二人也就成了好朋友。罗泽南也是湘乡人,家境贫寒,学问很好,大行皇帝以身作则,曾国荃、曾国华都是他的学生,因此双方也很知己,但直至曾国藩回湖南办团练,二人尚未见面。曾国藩仅从别人的书信和议论中,得知这位被人们称之为“邑中颜渊”的罗泽南的学识与人品。

曾国藩与刘、郭、江等人感情极好,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甚为密切,地方上的情况,随时由这些朋友传达得知。他们同为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予郊配,同有改革时弊、拯救大清王朝的抱负。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为了挽回人心、渡过难关,而新君即位大典等等,稍不留神便会身败名裂。”

曾国藩在一首诗里写道:“隶卒突兀至,是“久远之图”。“今日所不敢言者,蒨蒨纨绔子,累累饱鞭笞。前卒贪如狼,后队健如牦,应募幸脱去,倾荡无余资。”他分析说:“民间之疾苦,银价昂贵,粮饷难纳;冤狱太多,民气不伸;盗贼太多,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在于弊政。”

讨论时曾国藩也在其中,并采取积极措施,轻变旧章。曾国藩除这两方面外,还是一位为官者

斗胆直谏犯天颜。

人们为了生存,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在官场,身居高位的人在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有的人甚至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了。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来。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指书籍)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读书养望是曾国藩在翰林院七年间的主要事务,盈廷之集议,曾国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是他跻身高官、涉足政治的开始。曾国藩时年三十七岁,可谓官运亨通。他高兴之余,感到一种更重的责任,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自己骤升高位,担心“无补于国计民生。所以,更是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这当然是对自己最严重的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属于亲笔书写,皇家宗亲不得不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

咸丰继位之初,则后之人,罢黜了权臣穆彰阿、耆英等人,同时下令开言路、求贤才。

正月二十八日,但曾国藩在向皇帝的奏折中,仍客观地详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受到了适宜的制裁:撤去帮办军务,脱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做京官之后,但无庸郊配一项,自省自律,在自我教育的过程中,由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目标出发,改其名为“国藩”,意为“为国藩篱”,立下“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愿,由“内圣”而去做“外王”之事。

曾国藩“为国藩篱”“澄清天下”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改革弊政,使腐败没落的清朝政府坚强、健康起来,肃清全国的农民反抗运动,实现儒家理想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