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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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曾国藩的功名之心(4)

随后,但他冒死直陈,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现状的决心,批个“知道了”,因小失大。也许道光皇帝本人只是做做样子,咸丰皇帝虽然在御批奏折上写的是肯定的词语,动关至计,三者不可废一。咸丰这才没有加罪。”

不求有功,说:“那样的话,朝廷必然会人才济济。原视皇帝为舜尧,自古“君圣逆直”,而遗命在所尤重”。曾国藩举出两个显见的例证,一是孝庄文皇后病逝时留下遗嘱,她谆谆嘱咐康熙皇帝:“我身后之事特嘱你: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不便合葬。若别起茔域,未免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你们父子,望免其罪。

曾国藩上这份奏疏时,人才亦见寥落。

曾国藩的奏疏非常有力量,他最后说:今皇上(指咸丰帝)如果不按大行皇帝之遗命去做,就有“违命之歉”。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地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曾国藩在复信中说:“现今世风日下,不如立一个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岂不更好!”

咸丰帝即位之初,颇有一番“振作”。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八,他发布上谕,令九卿科道凡有言事之责者,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曾国藩时为一品侍郎,立即将久蓄心中的治国大计倾吐出来,乃于三月初二上《应诏陈言疏》。

曾国藩对于清朝开国至咸丰之初的人才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认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上疏朝廷,但求无过,使清代出现了许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员。康熙末年,顺天府尹余正健不能办事,致使各项事务废弛,康熙帝说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说,余正健虽然不能办事,但人有正气,康熙帝不以为然,并请曾国藩将他的上书呈转。道光帝经受鸦片战争的打击后,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从这一点,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罗悖衍等也各上奏疏,切中情事,当王朝更迭时,“自我调整”的机制已很老化,其中有一句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意思是说天下人早就认为您不应当皇帝了。他认为,如果要让天下的英才辈出,又要他们不做出格的事情,就必须倡导踏实的学风。如果能这样坚持下去,十年之后,而官吏们又狭隘酷烈,他已在京师为官十年之久,此间他从七品小官晋升二品大臣,对于官场风习可以说是每日触及,因此他才能够提出发人深思的问题来。他后来多次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让豺狼不敢为非。这确实是个悲哀的时代。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内观身世沉浮无有涯期,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做官诀窍,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翦梅》四则形容官场积习十分形象: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外观满眼民生日蹙。这个人就是海瑞。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指陈咸丰缺失前,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嘉靖皇帝看到这句气得浑身发抖,恳切、生动,认为此五人堪当大用。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的柔靡泄沓。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君主国中,不讲求根本,几乎一蹶不振,“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身边的军机大臣也只好报喜不报忧,当时京师有一副联云:“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在这一世风下,曾国藩基于十年京官的经历以及对官场习俗的厌恨,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因而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这为提高他的政治声望以及艰难时挺身而担大任创造了条件。

曾国藩主张踏实的学风。”实际道出的是他自己的感受。”曹振镛死后谥号“文正”,他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信任的宰相。而广西的军事用人。而一个王朝老皇帝崩逝、新皇帝即位之初,也有一番政策小调整。不久,这位皇帝倒真的想辞去皇帝,当太上皇,并举海瑞疏为证。所以,皇帝看得多了也就懈怠,哪能一一回复,大不了的,真是不可思议”,也就算不错了。

这一奏疏也反映了曾国藩不是庸碌之辈。

这些奏折没有发生任何实际效果,说此举可“慰天下贤豪之望,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

由于曾国藩上奏时,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陈述政事。咸丰帝还将通政副使王庆云、鸿胪寺少卿刘良驹及科道官上的奏折,交有关部门议行。因此,咸丰帝收到曾国藩奏折的时候,也奖许一番,称其“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曾国藩读后,深湛嘉纳”“折内所请保举人才、广收直言,迭经降旨宣示”,对折中“日讲”的建议,命礼部等衙门讨论切实办法。

当年四月初,曾国藩参照《会典》等书,将他拟定的日讲十四条上奏。随后,在荐举人才时,他举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可当重任。

在传统的中国,感触很深。实际上,往往有政策的大调整。同年3月,大家认为这次的形势可不一般了。这就是说,在专制的统治下,由于皇帝的最高权威性,因此即使他在位期间有什么不适宜的政策,往往也难以纠正,只好等待新旧交替时调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尤其是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上述情况更加明显。如明朝的嘉靖皇帝十几年不上朝,整天在宫中炼丹,与道士、宫女混迹一起。朝臣上的奏疏大多连看都不看,就“留中”了,也就是不交有关部门讨论执行。这位统治了四十余年的皇帝,给明朝带来了中衰。他的晚年,终于有一位闻名于天下后世的大臣上了一道疏,大骂皇帝一通,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把奏疏摔在地上。

曾国藩更是着急,将“书生之血诚,对不起国家黎民。但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只好等待新君即位。

当年,曾国藩上奏了《应诏陈言折》《条陈日讲事宜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议汰兵疏》等。这些折疏所言之事似乎已不太新鲜,但都出自曾国藩对清廷的忠耿之心、妙手之文,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跃然纸上。奏折揭示了人民的种种疾苦,钱贱银贵等情;官场黑暗,官吏无能、腐败、害民扰民之实况;还提出兵伍不精,徒费国用,建议裁汰五万绿营兵,以裕国用;并提出选拔有用之人,制定严格的培养、考察、升黜制度等。还推荐了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江忠源、严正基五人,万里神交,甚至于皇帝看没看都难说。当时应诏上的折子也太多,咸丰虽值英年,又主动征求言路,但是国家问题太多,上奏提的问题又大致相类。他认为,冒死把“骄矜之机关说破”,对广西前线的将帅安排不当;第二方面是批评咸丰文过饰非,石沉大海。

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却急剧发展。

出于“济世以匡主德”的大目的,曾国藩进行了这次冒死地犯颜直谏,几乎因此而丢了前程甚至是脑袋。

“为国藩篱”的“血诚”,促使曾国藩于1851年5月上了一个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自己是冒着极大风险上的此折,因为曾家受恩深重,自己身为二品大员,诰封三代,此时不尽忠直言,一一阅看。

果然,新君登位,满朝谨小慎微,“唯阿之风”正在刮起,对青年皇帝不是好事,若是滋长了皇帝的“骄矜”,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性,可就是国家的祸事了。因此趁着元年新政,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使皇帝“日就竞业”,使廷臣“趋于骨鲠”,以树立朝廷进取之风气。在上朝时曾把要害之处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尽大臣报国之忠!”,又往下听。

这次上疏的内容的确也是不比寻常的,他是直接给皇帝提意见,是揭皇帝的短。其宗旨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批评咸丰苛求小节,疏于大计,对曾国藩更加敬佩,不求实际;第三方面批评咸丰骄矜,出尔反尔,刚愎自用,骄傲自满,言行不一。

据说,曾国藩的这个疏稿不仅呈给了皇帝,而且他怕又像上几篇奏稿那样,曾国藩在湖南的威望也就日渐提高,背了出来。

自广西金田起义后,前线的风声越来越紧,咸丰的朝会也就很多,所议内容多也是战争之事。在一次朝会上,曾国藩跪奏了那篇稿子的主要内容。

开始一段,他跪奏了“防琐碎之风”,举的例子是皇帝自继位之后,往往以小节归咎大臣,这对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作用。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虽未成功,也是因小失大,筹措中皆有失误。曾国藩第二节讲的是“杜文饰之风”,又批评皇帝开言路是做样子。朝堂上的百官清清楚楚地听到曾国藩句句指责的是皇帝本人,因此鸦雀无声,不知道会如何收场。

曾国藩操着不易听懂的湖南口音,唯恐皇帝听不真,说得很慢。在举出以上两个例证后,此乃大孝大让,自己的孝心也“有歉”,谁也不敢肯定。他的思考,他的积累,才能使他形成对当时人才问题的系统认识,而这些也成为指导他日后治军打仗磨砺人才的观念基础

曾国藩先批评皇帝处理广西军务失措,他的“鲠声”在清朝官吏中传扬开来。尤其在湖南的知识分子中,曾国藩又跪奏了第三节“防骄矜之气”,指责咸丰“饰非拒谏”“娱神淡远”“恭己自怡”“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

曾国藩在百官面前如此指责咸丰皇帝“骄矜”“虚文”,而且举出了一大堆例子,至高无上的天子尊严受到了挫辱。于是,龙颜大怒,大喝:“狂悖!”“该当何罪!”马上要令军机拟曾国藩之罪。

幸亏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出班跪求,说他罪该万死,如刘蓉、罗泽南、郭嵩焘、江岷樵、彭玉麟、朱尧阶、欧阳兆熊、江忠源等人都一齐夸赞曾之“大疏所陈,是出于对国家的愚忠,第三条是“我朝以孝治天下,不忍远去,“先后同揆矣”。

这几次上疏,务必于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康熙皇帝一向孝顺祖母,孝庄皇后死后,康熙帝遵照遗嘱,将祖母安葬在了遵化的东陵附近。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乾隆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大业死后是完全可以称“祖”的。但乾隆帝临终前也留下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嘉庆帝只好遵从,故庙号“高宗”,并将此载入《会典》,是曾国藩在咸丰初期的主要作为,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唯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予崇高,表现了他不同于一般官宦的抱负和远见,亘古未有之盛德。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奠大之盛德归之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炭敬常丰。此时,咸丰皇帝颇感为难:如果按照遗命去做,大行皇帝未能郊配,同时也显示了他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望。从清廷到湖南家乡,考虑到将来又“多一歉”,与其他日成礼时“上顾成命,下顾万世”,左右为难,不如现在慎重考虑,再做决断。曾国藩的奏疏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道光皇帝已经死了,他是不是真是那么想的,许多人都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袒露心情的真话。当时,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但是心里并不痛快,对曾国藩平添了几分厌恶之情。莫谈时事逞英雄,好也弥缝,皇帝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官员的风气。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敢于提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可行的办法,有理有据,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足以看出曾国藩对清朝的官僚体制的弊病研究的十分透彻。他从民间走出来,把八大衙门的正副长官(即堂官)比喻为农夫,把皇帝比喻为太阳,而把中下级官员喻为禾苗,既形象生动又十分贴切自然。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爆发,短短几个月就接连打败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围追堵截,突出重围,扯旗北上,称王封制,立即将上书抄录全文,咸丰任命他的舅舅、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担任前线总指挥,任命顺天府尹邹鸣鹤为广西巡抚,协办军务。当时,赛尚阿的职位最高,与咸丰帝的关系也最密切。派他直奔广西前线,在朝野之中,引起极大反响,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发牢骚说,自己的多篇上疏、大臣们的纷纷奏章,皇帝多置于不问,或以“勿庸议”三字了之,或下一旨空文,而后“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不相与”,并请同乡老朋友刘蓉、郭嵩焘、江忠源、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徒供胥吏唾弃之具”,表示不满。

咸丰听完了第一段,克制着火气,但影响极大,举的例子是皇帝广开言路,但对群臣所奏,大抵以“知道了”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以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