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没有人是天才，恐怕巴菲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成为富翁会得益于“静”这个中国汉字。他的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稳”。他曾说过，成功投资的关键取决于企业的实质价值和支付一个合理划算的交易价格（有人将其通俗化为捡便宜货，价值投资的祖师爷格雷艾姆说过一句话：找机会用5毛钱买价值1块钱的东西。），不必在意最近或未来股市将会如何运行。所以，他要求投资者在评估一项潜在交易或是买进股票的时候，应先以企业主的观点出发，衡量该公司经营体系所有质与量的层面，财务状况以及可以购买的价格。
智慧锦言。
在一次年会报告中，巴菲特提出了几个投资决策的基本原则，大概就是“稳”的注脚：这家公司简单且可以了解吗？公司的经营历史是否稳定？公司的长期发展远景是否看好？经营原则上，经营者是否理性？经营者对股东是诚实坦白的吗？经营者是否会盲从其它公司的行为？财务原则上，把重点集中在股东权益报酬率，而不是每股盈余。最后是市场原则，也是投资人必须要考虑的：这家公司有多少实质价值？能否以显著的价值折扣购得该公司股票？
上面这些都需要投资者深思。
避祸之道。
1、要学会投资而非投机。
每个人的一生无论是生活还是事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巴菲特在股市上当然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在前面我们提到过他的失误，在这里，我们不如从美国上世纪60年代开始说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巴菲特是如何成功躲避灾难而最终成为股神的。
上个世纪60年代是美国股市牛气冲天的时代。美国与越南开战一事推动了股市达到达前所未有的高潮，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次突破了1000点大关。
美国在越南战争上并没有取得意想中的快速胜利，到了1968年，美国国内已是动荡不安，这却刺激了股票交易。月平均成交量达到了1300万股，比1967年的纪录还要多30%。这年的6月13日，股票交易创造奇迹，成交量达到了2100万股。原有的股票在升值，新的股票也随着火暴的股市疯狂地发行。
许多人都在这场牛市中赚到了大把的钱，巴菲特自然也不例外。此时，巴菲特还在开办他的合伙人公司，该公司的指数比道·琼斯指数多出了17个百分点。这样的成绩来自于美国运通公司、沃尔特·迪斯尼公司。而1968年，巴菲特合伙公司获得了成立以来的最佳业绩：效益比前一年上升了59%，而同期道·琼斯指数只升了9%。
所有人都非常高兴，巴菲特准备在道·琼斯指数降低到700点时买进两种股票。可出乎意料的是，股票市场突然起了泡沫，一种股票的价格被抬高超出了他限定的价格，而另一种则被投机者抢光了。
巴菲特当然要重新审视，他发现了一笔可观数额的资金被变成连锁信件的股票促销模式，在这场股市争购战中，有的人为了赚到钱轻信他人，有的人只是在进行自我催眠，还有的人在愤世嫉俗，巴菲特还注意到正像有个基金的管理人员所讲的那样，单从对每周或每小时股价做出研究是不够的，“证券必须以分钟间隔来进行研究。”巴菲特无奈地说：“这种人使我觉得出去取一趟百事可乐都有负罪感。”
到了1968年12月，道·琼斯指数升已到了990点，华尔街的富翁们开始把希望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上：促成越战结束，使道·琼斯指数升到1000点。
在这段时期，电子类股票成了投资者们看好的热门股：美林银行买进市赢利率为39倍的国际商用机器股票，宝丽来推动施乐达到50倍赢利水平以下……这时，如同巴菲特后来讲的那样：许多股民们不切实际的盲目认为在这个时刻某种股票价值多少，股票就值多少。几乎每个人大都掌握着一支热门股票。
巴菲特自己当然非常清醒：“我不放弃我们熟悉的投资策略，虽然这方面目前很难在股市中赚大钱，但是我不会去采用我不了解的投资方法，这些方法不经过验证，反而有可能产生巨大的亏损风险。”
大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巴菲特形成了自己简单的投资策略与投资原则，他不做短线进出，安静地呆在房间里，从不去理会股市上每日人声鼎沸中的涨涨跌跌。他谨慎地管理手中持有的投资组合股票，对于没有把握的可能赚钱的热门股票他坚决不去做。就是在这个时候，巴菲特已经对华尔街的热闹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投资人总想买进太多的股票，却不愿意耐心等待一家真正值得投资的好公司。每天抢进抢出不是聪明的方法。……近乎怠惰地按兵不动，正是我们一贯的投资风格。”
巴菲特虽然有这种独到见解，但股市依然很火热。1969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整个美国社会情绪非常好，随之而起的就是经济增长率的奇高，股票市场繁荣无比，华尔街的“投机时代”来了。
“众人拾柴火焰高”，投资者的“贪婪”情绪一旦占上风，他们对再高的股价都不害怕了，把套牢的恐惧忘得精光，都相信还有上涨空间。证券交易所门前排起了长队。投资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样的情况必然会导致指数下跌，投机者众多。于是，高技术股票开始蜂拥而来，一些大的企业集团见有利可图，掀起了一场兼并浪潮。当时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莱维特公司、李腾工业集团等纷纷兼并他人。基金经营者频繁地从一种股票换到另一种股票，拥向大红大紫的热门股，这个时候，每一股热门股票就仿佛是一种时尚用品，他们的目标就是抓住每一股价格的摆动行情。
许多公司当然不会跟这些人起哄，他们在处心积虑地利用兼并一些低市盈率的公司来制造每股赢利大幅增长的假象。投资大众并没有巴菲特的智慧，所以全被这些假象所蒙蔽，不断推高股价。
投机成功的案例越是多，巴菲特就越是保持着他那理性的，几乎是机械性的“安静”性。没有人知道，他那不同寻常的自制力是从哪里来的，只是知道，他就是靠着这不同寻常的自制力使他明白只要他的既定目标保持不变，他就会感到压力而不断地刻苦奋斗。
整个股市已经开始慌乱，巴菲特的心也开始不平，因为他已不能找到足够的符合自己标准的股票了。密切注意着股市的每一个动向的巴菲特陷入了沉思。
潮起潮落本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股市也是如此，疯狂的投机时代到达顶峰时，马上回落，股票市场又跌入了深渊。许多人开始转向，把注意力转移到短期投资上来。对股市这种没有规律的变化人们都在预测着，分析着股市的走向。而巴菲特则尽量避免对它进行预测，也决不按大家的观点去买进卖出，迅速更新手中的股票。他愿意坚持自己的投资习惯，去分析单个公司的长期商业前景。
巴菲特的家人以及朋友对他的这种长期持有的投资策略很是不解，合伙公司开始起了争议，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希望他出手，他们认为当时基金经纪人的投资组合是很正确的，基金经纪人的投资组合是不断地在那些大企业之间进行多角化风险分散，其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证自己，以免跟不上市场，并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些大企业有好的经济形势。
巴菲特不想预测市场，不过，在家人以及朋友的催促下，他还是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贴满有关1929年危机的剪报。他并非是想违反自己的投资主张，而是要时时提醒自己。他预感到，这一切最终要化为泡影。后来，他说道：“股票市场正处于高度投机的氛围之中，真正的价值在投资分析与决策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小。”他告诫自己：股市狂升时要避而远之。
躲避不如身退，这是巴菲特在经过长时间冷静的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于是，1969年5月，巴菲特决定结束投资合伙关系，他宣布隐退。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进行清盘工作。他不希望因参加自己不理解的游戏而使自己很优秀的业绩受到损害。
要知道此时的巴菲特合伙公司已经颇具规模，许多股东们对他的这一决定大为恼火，即使他的家人与朋友也很是生气。许多人都质问巴菲特为什么不在赚钱的时候多买些高科技或电子类的股票。巴菲特很平静地告诉这些人，在华尔街投机风气正浓的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这种游戏是非常有赚头的，这些高科技、电子类股票确实会继续上涨。但是，巴菲特说自己对这些股票并不熟悉，不熟悉的事情，他不做。他同时还说道：“但是在一点上，我是清醒的：我没有放弃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利润来接受一种我没有完全理解，没有成功地应用于实践，以及可能会导致资本产生重大且有永久性损失的方法。”
结果只能是，投资者无奈收回了自己的资本份额，大家各自发展去了。一些投资者转投市政债券，而有些人则由巴菲特推荐给了一位基金管理人。剩下的其他一些成员都是相信巴菲特可以归来的人，他们选择了股票，把资产转至1962年收购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形成了新的合伙关系。
后来，巴菲特说：“我觉得两种证券都是非常体面的长期持有工具，而且我很高兴自己的净财产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投到它们（伯克希尔·哈撒韦和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服务连锁企业的控股公司）当中去。”当他们正准备收购伯克希尔时，他希望他的合伙人在考虑伯克希尔时，把它当作是一个企业，而不是一种“股票”。
巴菲特在新的合伙公司中的股权增至2500万美元，足以控制公司。在此后的20年里，巴菲特与伯克希尔的财富双双飞涨。
巴菲特的成功归结于他的直觉，这种直觉并非是一天所能训练成，也并非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巴菲特经受了华尔街“买空卖空”的感性折磨，度过了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他坚决拒绝了投机。
那么，钱在手里不花只是数字而已，又不想投机：“我只知道当我60岁时，我将会尽力去实现一些个人目标，而这些目标与我在20岁前订下的目标是不同的。”他想追求一些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