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从欧洲考察建筑归国时，家中已为他们准备好了新房，即梁启超在东四十四条北沟沿胡同的住宅（今北沟沿胡同23号），但这对新婚的小夫妻在此住了不长时间就启程赴沈阳东北大学任教。当他们从沈阳回来后，全家搬入地安门内米粮库2号居住。当时米粮库胡同一带住着大批清华、北大等学校的教授、学者，如陈垣、傅斯年住在米粮库胡同1号，胡适住在4号等。后来，梁、林觉得米粮库胡同住宅过于狭窄，又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同米粮库胡同相比，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四合院，宽敞明亮，安静舒适，院子四边各有一排单层的平房，灰瓦铺成的屋顶，房屋之间铺砖的走廊也是灰瓦顶子。面向院子的一边都是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窗棂。
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家：“这所房子有两个虽然不大却很可爱的院子，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常拉着我的手，在背面的院子中踱步，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马缨花树和开白色或紫色小花的几棵丁香树，客厅的窗户朝南，窗台不高，有中式窗棂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阳可以照射到屋里很深的地方，妈妈喜爱的窗前梅花、泥塑的小动物、沙发和墙上的字画，都沐浴在阳光中。”自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的四合院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渊博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很快吸引了一大批当时的学者和文化界精英围聚而来，这其中便包括当年在英国狂追林徽因、此时已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另有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萧乾等。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谈天，坐论天下事。每逢朋友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总是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没过多少时间，梁家的交际圈子在北京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逐渐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对于这个备受世人瞩目，渐成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如萧乾、沈从文等当时的小字辈人物，就曾因前来请教而得到林徽因的欣赏和提携。
林徽因在这个名流云集的文化沙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当时也住在西总布胡同21号的美国学者、梁林夫妇的好友费正清所言：“她交际起来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部围着她转。”费正清还说：“中国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费正清夫妇一起到梁家去，见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朗诵中国的古典诗词，那种抑扬顿挫、有板有眼的腔调，直听得客人入了迷。而且，他们还能将中国的诗词同英国诗人济慈、丁尼生或者美国诗人维切尔?林赛的作品进行比较。
而梁再冰对“太太客厅”也有着朦胧的记忆：“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们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做着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谈到“太太客厅”的常客，不能不提到两位特殊人物。一位是诗人才子徐志摩，一位是被称作“老金”的金岳霖。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为了工作奔波在京沪两地，于是经常有机会参加梁家的聚会，梁思成家成为他在北京最为重要的落脚点，自然，他也成为“太太客厅”最活跃的参加者。有人担心，多情的徐志摩会不会因此抛弃陆小曼，转而再次追求林徽因。
一次，梁家为来华参加太平洋会议的柏雷博士举办主题欢迎茶会，而柏雷是徐志摩最爱慕的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姐夫。茶会结束后，徐志摩要赶着坐飞机离京，他留给林徽因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在济南附近遇难。噩耗传来，林徽因痛哭失声，昏倒在地，而梁思成则和张奚若与沈从文等人前往济南料理后事。柏雷博士的主题欢迎茶会，成了徐志摩在“太太客厅”的最后一个活动。
不一样的是，金岳霖一生都在围着“太太客厅”转，从未远离过。老金之所以和梁家结缘，正是由于徐志摩生前“搭桥”。费慰梅曾说过：“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贡献是引见了金岳霖。”金岳霖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学习商科。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最终成为了逻辑学家，曾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老金和梁林夫妇一见如故，很快就融入了“太太客厅”的体系里。1932年，金岳霖为了更方便参加沙龙，把自己的家也搬到北总布胡同，与梁家紧挨着，并在自家与梁家客厅相邻的墙上开了一小扇门。从此，三人终身为友，金岳霖则终身未娶。每逢林徽因和梁思成吵了架，金岳霖总会第一时间赶来调停。
金岳霖曾回忆说：“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是咖啡冰激凌，喝的是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南京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我虽然是搞哲学的，但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太太客厅”不仅吸引了金岳霖这样的鸿儒，还让很多当时鲜为人知的年轻人得以在此与各路前辈面对面沟通。上世纪30年代是林徽因从事文学创作的高峰期，这时的她非常关注文艺界的动态，对于刚刚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有上升潜力的年轻人，林徽因一般会主动发出邀请，请他们来家中做客。当时，萧乾是燕京大学一个低调的文艺青年，他曾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座《蚕》，林徽因对这篇小说很欣赏，当听说作者是个在校大学生时，便主动联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沈从文，让其“搭线”邀请萧乾到梁家喝茶。作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能够有幸来到这样一个沙龙平台，自然会获得一些从未有过的感觉。在萧乾的《才女林徽因》中，我们看到了他当时特别的心情，也看到了客厅主人常有的状态：“我怯怯地随着沈从文先生，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了话。她的健谈，绝不是那种结了婚的妇人的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地批评。别说沈（从文）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有一次，沈从文在熊希龄家偶然遇到一个叫高青子的美丽女孩，双方相互交谈中，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个月后，他们又见面了，高青子不仅读了沈从文的小说，而且还相当熟悉小说中的细节，特意穿了小说里写到的“绿地小黄花浅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以着装传情，令沈从文不能不动心。
后来，沈从文将自己的婚外恋告诉了妻子张兆和。张兆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把他丢在北平。焦急万分又束手无策的沈从文几乎是哭着赶到梁家，找到善解人意的兄嫂，当起自己的“心理咨询师”。而对梁思成与林徽因来说，义务给朋友当调解员早已成了家常便饭。
林徽因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说：“沈从文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了一种情感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情陷入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不知所措。这使我想起了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后来，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感情之路虽然磕磕碰碰，但两人再也没有产生过抛弃对方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