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个时期和林徽因打交道的不只是像萧乾这样青涩的文学青年。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别是接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她的做派加以嘲讽挖苦。当年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对林徽因的为人作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为此，李健吾还加以举例说明：“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论是：关于林徽因与冰心之间的关系，“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李健吾提出冰心是林徽因的“仇敌”，颇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冰心确实写过一篇具有讽刺意味、叫做《我们太太的客厅》的文章。此文写毕于1933年10月17日夜，其后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这一年的10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云冈石窟，刚刚回到北平。从时间上看，李健吾的记载似有一定的根据，送醋之事应该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冰心的这篇文章，的确刺痛了林徽因的自尊心。按冰心小说中的描述：“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先生（的照片）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又说：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此诗人“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
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平津地区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女人，都被冰心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调，作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当时尚是一名中学生，后来成为萧乾夫人的翻译家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冰心的夫君吴文藻与梁思成同为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二人在清华是同一寝室的室友，属于真正的“同窗”。林徽因与冰心是福建福州的同乡，两家是世交，两对夫妻先后在美国留学，只是归国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服务于燕京大学，梁、林夫妇服务于东北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这期间两对夫妇在美国相识并有过愉快的交往。只是他们之间的友情过于短暂，至少在1933年晚秋这篇明显带有影射意味的小说完成并发表，林徽因派人送给冰心一酝子山西老醋之后，二人由朋友变为仇敌，以后的岁月再也难以相处了。
1938年之后，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居住了近三年，且在初期的住处相隔不远，冰心先后住螺蜂街与维新街，林徽因住巡津街，步行只需十几分钟即可相见，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经历。倒是围绕冰心这篇小说与徐志摩之死又滋生了一些是非恩怨，而且这种影响又延续数年，这可能是冰心与林徽因当时没有想到的。
1950年，林徽因受聘为清华大学一级教授，并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梁思成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夫妇二人对首都北京未来的建设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们曾着力研究过北京周围的古代建筑，并合著《平郊建筑杂录》一书，其中有一段有趣的表述：“北平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无论哪一个巍巍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或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这段表述不同于普通的理论研究书籍中的文字，而像是为北京地区的古代建筑唱的一首情真意切的赞美诗。
他们想把北京城这“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作为当时全世界仅存的完整古城保存下来，让它成为一个“活着的博物馆”留给后人。然而，他们一生志业所系的古建筑研究与保护工作，尤其是北京城前景的规划，注定要在此时遭到最严重的挫败。
从1953年5月开始，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像瘟疫一样开始在北京这座古城蔓延。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一些完整的牌楼街不致毁于一旦，梁思成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情绪过于激动，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
但更令梁思成难过的还在后面。当时的北京还有46公里长的明清城墙完整而巍然地环抱着，林徽因为其取了一个富有浪漫气息的名字：“世界的项链”。她有一个绝妙的构想，让城墙承担北京城的区间隔离物，同时变外城城墙和城门楼为人民公园，顶部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的城墙可砌花池，栽种花木；双层的门楼和角楼可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供市民休息娱乐、游戏纳凉。
林徽因为自己的设计画出了草图，幻想让北京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空中花园”。然而，城墙公园计划注定只能是一个纸上幻影。北京市的规划不仅仅拆毁了物质性的城墙、城楼这些“土石做成的史书”，也葬送了林徽因的杰作。梁从诫在《倏忽人间四月天》中对此有过一段记载：“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然而，据理的争辩也罢，激烈的抗议也罢，苦苦的哀求也罢，统统无济于事。”几乎是转瞬间，一条完整的明清城墙就从北京消失了，拆下来的大部分城砖被用作修房子、铺道路、砌厕所、建防空洞。对于林徽因来说，这简直是一场噩梦。一次出席文化部酒宴，正好碰上也是清华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她竟在大庭广众下谴责他保城墙不力。她痛心疾首地预言：“等你们有朝一日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却只能悔之晚矣，造假古董罢。”古都北京终于在林徽因的美丽梦想中沉沦了。五百年来从改朝换代的兵变灾劫中得以完整幸存的北京古城墙，却在和平建设中被当做封建余孽彻底铲除了。此时，林徽因积郁成疾，住进了医院。为避免刺激，众人封锁了批判梁思成的种种消息，但她从细微处察觉出来了。忧愤交加，拒绝吃药，终于在1955年的冬天，离开了梁思成，也离开这个世界。
林徽因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整座墓体由梁思成亲手设计，墓身没有一字遗文。然而就像北京的城墙没有幸免一样，她的墓碑在“文革”中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砸碎；她在病榻上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画的图稿被付之一炬：她成熟时期的诗作文章，也有很多在浩劫中毁失殆尽。
名言
我的快乐都是微小的事情。
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心甘情愿，总是能够变得简单。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总是对距离的边缘模糊不清的人。渴望占有愈多而愈脆弱。没有欲望只能说是麻木不仁。短暂的瞬间，漫长的永远。鸟的翅膀在空气里振动。那是一种喧嚣而凛冽的，充满了恐惧的声音。
一种不确定的归宿的流动。人的寂寞，有时候很难用语言表达。总是需要一些温暖。哪怕是一点点自以为是的纪念。感情有时候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和任何人无关。爱，或者不爱，只能自行了断。伤口是别人给与的耻辱，自己坚持的幻觉。我大概是一只鸟。充满了警觉，不容易停留。所以一直在飞。痛彻心扉的爱情是真的，只有幸福是假的。那曾经以为的花好月圆……
爱情只是宿命摆下的一个局。我的世界是寂静无声的，容纳不下别人。像我这样的女人，总是以一个难题的形式出现在感情里。我们可以失望，但不能盲目。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真性情的人，想法总是与众不同。我总是以为自己是会对流失的时间和往事习惯的。不管在哪里，碰到谁。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幸福始终充满着缺陷。
但是快乐太单纯，所以容易破碎。
我从来不自欺欺人。我只看真实。聪明的女子值得同情。一个女子的寂寞就是这样的不堪一击。如果一个男人对我伸出手。如果他的手指是热的。她是谁对我其实已经并不重要。我会惧怕孤独吗？我只是偶尔会感觉寂寞。爱情是容易被怀疑的幻觉，一旦被识破就自动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