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17日，阮玲玉逝世第9天，张达民控告阮玲玉和唐季珊一案仍按原计划开庭。张达民在法庭上继续说他和阮玲玉多么相爱，并拿出一张合影来证明他和阮的“夫妻关系”。唐季珊则胸有成竹，称他和阮玲玉同居之时，阮早已与张脱离了关系，并出示了他们签署的脱离同居关系的约据。3月22日法庭判决张达民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宣布唐季珊无罪。唐季珊后来在经营上遭到惨败，被迫卖掉了别墅，自己捧着茶叶沿街叫卖，最终潦倒而死。不过唐季珊还算有点人性，他遵循死者遗言，在困境中赡养了阮玲玉的母亲。1962年阮母病逝于上海。阮玲玉的养女囡囡后改名为唐珍丽，也由唐季珊抚养到中学毕业，后来随丈夫赴泰国定居。
阮玲玉去世后留有遗书，这是世人皆知的。公众向唐季珊要，但唐没有拿出来。直到第三天，即1935年3月11日在万国殡仪馆为阮玲玉举行入殓仪式时，在人们的追问下，唐季珊才拿出一份阮玲玉写的《告社会书》，说是写给张达民的，提到“人言可畏”。一些熟知阮玲玉的电影界同仁认定她另有遗书，一再追问下，唐季珊说是“阮玲玉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我很好，这一天我不愿意拿出来，我不想标榜自己”。
后来人们从1935年4月1日联华公司出版的《联华画报》上，读到这两份遗书的全文。画报在封面上标明“阮玲玉纪念专号”，登有阮玲玉的114幅图片、20多篇纪念文章、年表及报纸评论等。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阮玲玉两封字迹潦草的遗书影印件了。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阮玲玉纪念画册和见诸文字的记录。这两封遗书的内容是：
告社会书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是（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怨）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绝笔（民国）廿四、三月七日季珊：
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的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代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那就请你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二千零五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注：指《告社会书》），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民国）廿四、三月七日午夜但是，遗书刊出后不久，就有人提出疑问。
疑问之一：内容不符合阮玲玉的一贯处境。众所周知，无论是从少女时代就霸占阮玲玉的张达民，还是在占有阮玲玉前后就玩弄过多位女影星的唐季珊，他们都是迫害她的元凶，唐根本不支持阮玲玉的事业，曾把舞女带回家让阮玲玉亲眼所见，还在街头当众殴打她，逼得她几次服毒，在死前怎么能说“我对不起你”、“令你为我受罪”、“如果你真的爱我”这样“深情依依”的话？太假了！
疑问之二：阮玲玉尽管是一位著名影星，但艺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她即使留遗书也只能说些家庭琐事和个人际遇，怎么能写“告社会书”？其实报纸上早就对阮玲玉的绯闻议论不断，她从来就没有畏惧过，怎么到最后“人言可畏”起来？
疑问之三：阮玲玉文化程度并不高，平时忙于拍戏，读的书也并不多，也很少写作，但遗书中逻辑缜密，文辞考究，滴水不漏，一个在悲愤交迫情况下的人，能从容写出这样通达流畅的文字？
这种疑惑延续了几十年。几十年后，又发现了阮玲玉新的、人们从未见过的遗书。这套遗书经多方考证，被认为是真正出于阮玲玉的手笔。
先是暨南大学从事电影理论研究的连文光教授在编著的《中外电影史话》中附有新发现的阮玲玉遗书（1993年3月，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又有上海老作家沈寂向媒体发布的文章《真实遗书揭开阮玲玉死亡真相》。他们共同的依据是来自1935年4月26日出版的《思明商学报》。这张报纸登载了阮玲玉的另外两封遗书：
其一达民：
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误（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其二季珊：
没有你迷恋“×××”（按：指歌舞明星梁赛珍），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按：即张织云，唐季珊玩弄过的女影星），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
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唯有你可以靠了！
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思明商学报》是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张内部发行的机关小报，仅发行1500份，外部公众不大看得到，所以它被淹没是很自然的。然而，这张不起眼的小报却揭开了有关阮玲玉遗书的惊天真相。1935年4月26日的这张报纸在发表阮玲玉遗书的同时，还登载了一篇题为《真相大白唐季珊伪造遗书》的文章，文中披露：“阮玲玉自杀当晚，确写遗书二封，但不是唐季珊拿出来的那两封。发表在《联华画报》上的两封遗书，是唐季珊指使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定的，梁赛珊后为良心所责，说出真情，并将原遗书交出。原遗书极短，文字不甚流畅，而且涂改多处……”梁赛珍是广东人，1926年从影，主演《火烧红莲寺》出名。她和两个妹妹梁赛珊、梁赛瑚皆善舞，被称为“梁家三姐妹”。她们和唐季珊住邻居，梁赛珍是唐追逐和玩弄的对象。阮玲玉自尽后，唐季珊迫于社会压力，指使梁赛珊代笔，伪造了阮玲玉的两封“遗书”，将死因归于“人言可畏”。梁赛珍后来声明，是她将“遗书”交给《联华画报》发表的。而梁赛珊也声明，是她参考了唐季珊交给她的阮玲玉真正的遗书，按唐的意思起草了两封假遗书，说出“人言可畏”等话，以减轻唐的责任。那潦草的字也是自己的模仿；但真遗书并没有交还唐季珊，而是交给了《思明商学报》的记者。阮玲玉死后，梁氏姐妹继续活跃在演艺界，假如《思明商学报》发表的遗书及指名道姓说明真相的文章也有假，那么她们必然作出反应，但事实上这种风波并没有出现。由此可见，这两封遗书才是真实的。
另外，研究者还从唐季珊与阮玲玉的关系上推断，最先发表的遗书是假的。联华电影公司总经理黎民伟1934年1月30日的日记可作印证，他写道：“这晚在杏花楼请客吃饭，唐季珊不知何故，竟当众殴打阮玲玉。”自杀前的晚上，黎为欢送一位美国友人，邀请一些导演、演员赴宴，人们鼓励阮玲玉要勇敢地与张达民斗争，使她增添了信心，散席后她愉快地和唐季珊去扬子舞厅跳舞。回家的路上，汽车司机听到两人议论诉讼的事情，唐季珊责骂阮玲玉“害人害己”，对不起他，并争吵起来。估计回家后他又打了阮玲玉，这就是遗书中说的“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不会这样吧！（指自杀）”。
可以说，唐季珊的动手和辱骂是导致阮玲玉走上绝路的直接动因，而这件事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黑暗势力对弱者的残酷挤压。阮玲玉的遭遇是旧中国广大艺人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缩影。
由于早年电影拷贝使用易燃的硝基胶片拍摄，十分容易损毁，加上经历战乱时期，阮玲玉主演的电影仅有《恋爱与义务》、《桃花泣血记》、《小玩意》、《再会吧，上海》、《神女》、《新女性》、《一翦梅》、《归来》、《国风》9部至今仍存拷贝。其中原已散佚的《恋爱与义务》在上世纪90年代于乌拉圭寻回。
阮玲玉主演的电影作品如下：
1927年《挂名夫妻》、《杨小真》（又名《北京杨贵妃》）、《血泪碑》；1928年《蔡状元建造洛阳桥》、《白云塔》；1929年《珍珠冠》、《情欲宝鉴》、《劫后孤鸿》；1929年《大破九龙山》、《火烧九龙山》、《银幕之花》；1930年《故都春梦》、《自杀合同》、《野草闲花》；1931年《恋爱与义务》、《一翦梅》、《桃花泣血记》、《玉堂春》；1932年《续故都春梦》；1933年《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小玩意》；1934年《人生》、《归来》、《再会吧，上海》、《香雪海》、《神女》；1935年《新女性》、《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