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觉农吴觉农和一般搞自然科学的人不同，他是社会科学家和茶学家兼而有之的双重角色。对他来说，这绝不是少拿一百块钱的事情，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问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要改造，改造当从自身做起。但吴觉农又不能在刚刚认识的爱才如命的邹秉文面前开口就谈社会的不公正，加上吴觉农对邹秉文并无成见，自己也是在社会上磨砺过的人了，就找了一个借口，当下就婉转地说：“我手头还有许多的工作和社会事务未了，能不能先搞半天。”
邹秉文很可惜吴觉农的不能当位，说：“那我们就等着你了。”
邹秉文说的绝对不是客套话，他等吴觉农可是真等，那茶叶检验课就迟迟没有成立起来。直到后来他终于听说了吴觉农未来检验局的真实原因，这才采取措施，催促吴觉农上班。
吴觉农说他手头还有许多的工作，这的确也是一个实情。1930至1931年间，对吴觉农而言，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极为重要的转折性的一年。1930年，中华农学会于1月初终于由沪迁京，结束了在吴觉农家中办公的历史。从家庭来看，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到1931年，吴觉农也搬家了。夫人陈宣昭已因为吴觉农工作的繁忙和需要照顾而退职，辞去杭州蚕桑学校的工作，从杭州回到上海，从此安安心心地开始料理家务。家庭人口一多，从前的房子便小了，经济情况略有所转，他们便由闸北三德里迁至当时的法租界金神父路（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花园坊2号。
吴觉农到任，商品检验局的茶叶检验工作也就正式开始，而商栓局也为吴觉农提供了一个茶业活动的平台，他一生中有条件施展茶学抱负的时期来到了。
在上海商品检验局中，他的主要活动大约可以总结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得出：我国是茶的故乡，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出口茶叶曾达到二百六十八万市担的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当时在产茶国家的出口量中占第一位。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茶叶出口量降至三十七万担，在我国自己的出口地位上也由第一位降到第七位。因此，中国茶业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时不我待，刻不容缓。
二是设立茶叶试验机构，进行农产品国的茶叶出口检验；
三是办理产地检验；
四是培养茶叶专业人材。
在这几个方面中，茶叶检验是最早行动起来的项目。当此时，上海检验局为了逐步提高出口茶叶的品质，减少运输途中包装的破损，以争取恢复和巩固华茶的国际信誉，达到增加茶叶输出的目的，决定尽速成立茶叶检验科。而在吴觉农尚未到位、此科尚未成立的时候，有些先期的工作也已经做了起来。这期间的准备工作也是非常繁杂的，包括购置各种仪器设备，又要对配备的人员进行种种技术训练，分函美国、日本、印度、锡兰等国的各主管机构，向他们索取有关茶叶检验章则等。同时又分函各消费国主要商会，征求对华茶品质和推销等方面的意见，还派了一些人员互国内去调查各地茶叶产销情况等等。
1931年的秋天了，中国正式开始了对出口茶叶的检验工作。
在吴觉农带领下，中国茶叶对外的贸易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检验标准，搭起了框架。须知，这是一件极其繁琐的定量程序。因为中国的茶叶种类较多，品质差距亦较大，各国市场需要又不同。如美国、法国是禁止着色的，而非洲一些国家则习惯于销售色茶。因此，在制定茶样标准的时候，即要适应国际消费的需要，又要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这个检验标准也只有在实践中逐步修正提高完善。
这是一件开拓性的事业，但以吴觉农为代表的中国一代茶人，终于制定出了华茶的标准。这其中包括了以下标准：品质标准：从1931年开始，每年四月前，商检局就召集有茶叶学识与经验的人员，组织茶叶标准审查委员会，来拟定标准茶样，再由上海商品检验局制成标准茶，来作为出口茶叶品质的最低标准。1931年，暂定的绿茶是以平水二茶八号珠茶为标准的。到1932年，就改成平水二茶七号珠茶为标准了，这个标准直到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前也没有任何变化。
红茶也有它的标准，自1931年到1936年，商检局一直以湖南的次红作为标准，到了1937年，才将红茶分为祁红、宁红、湖红三种标准。抗日战争期间，商检局的工作停顿，到1946年才又重新恢复茶叶检验。此时珠茶的标准样就从平水八号珠茶改为了平水六号珠茶，而珍眉则以温州次级珍眉为标准，贡熙则以平水熙春为标准。只有红茶，仍以湖南次红为标准。凡是品质低于标准茶样者，一律禁止出口。
水分标准：茶叶在制成成品茶后，不仅在贮藏中容易发生变化，在运输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特别是外销的茶叶，都要经过长途的运输，再加上运输途中经过日晒雨淋，如果含水量超过规定限度，就不但难于保持固有的色香味品质，而且易于发生霉变。所以在茶叶的检验上，对水分检验必须特别予以重视。不过这个工作应该有茶叶产地或者各省市派员到茶叶制造所在地作驻厂检验才能完成。
吴觉农等制定的华茶水分标准也是非常讲究的。规定一般出口茶叶和含水量不能超过百分之七，一般是在百分之五左右。
其余的还有灰分标准，粉末标准，还有一条相当重要，那就是着色标准。
近代历史上的华茶出口已经有了着色的现象。到三十年代开始检验茶叶，有些茶商为了使绿茶的表面色泽好，在报请检验时就事先涂上一层色泽。这些有色物质，有的无毒，有的却是有毒的。到1932年时，法国已经明文颁布了条令，禁止着色茶入口。为此，上海检验局除了禁止有色毒色料的茶叶出口之外，也在控制无毒色茶的出口。
还有一个包装茶叶的标准，也是从吴觉农他们开始制定的。原来在此之前，英、美等茶商们常常反映说中国的茶叶运抵国外后，包装的破损率几乎到达了10%，因此，吴觉农和他们的同仁们最后制定了一个茶叶包装的规定--所有出口茶除毛茶之外，精制茶一律应用箱装，并对茶箱的制作标准也做了详细规定，凡是不符合规定者，必须改装后方准出口。
那一段时间吴觉农开始常常跑外地，他在茶叶检验组的工作上了轨道之后，立刻就开始了对各茶区进行调查研究，除了一部分地区由他的助手进行之外，其余基本上由他亲自去。他心里有一个大想法，但要到全部调查结束之后才能成熟。实际上，吴觉农那时的眼光绝不仅限于出口茶叶的品质检验，而是想从检验入手，全面提高中国茶叶的品质，改变华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落后的产销局面。从他的文章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有关茶叶产地检验、建立各省茶叶试验场、推行茶叶产销合作社、培养茶业专业人才、以及建议设立国际贸易机构中国茶叶公司等等行动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在当年的《国际贸易导报》第二卷第三号中，他发表了《改善华茶之新气运》一文，提出五点革新意见：一为筹设茶叶栽培制试验场；二为培养茶业专业人才；三为组织推动茶业产销合作社；四为设立国际贸易局；五为筹集改良茶业资金。在同卷第五号中，吴觉农发表了重要的茶学文章《改良中国茶业刍议》，进一步论述华茶失败原因，提出解决办法。
基于当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吴觉农专门撰写发表了《日本对华投资与贸易侵略》一文，又与侯厚培合写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这两本书。可以明显地发现，国事与茶事越来越成为他集中精力关注的要点了。
在艰苦卓绝的现代茶路历程上，一从吴觉农主持茶叶检验开始，一支茶叶工作者的队伍随之逐渐形成，并且不断扩大，不断变化。在各个历史时刻，这支骨干队伍，对茶叶事业的现代化的推进，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茶叶界的专家葛敬应、胡浩川、方翰舟、冯绍裘、方君强、傅宏镇、吕允福、刘河洲等分散在各地的研究机构，现在以上海商检局为中心，共同切磋讨论问题，求得目标和步骤的统一，相互凝聚到了一起。
茶叶检验处本身成长了汤成、陆辉、钱梁、向耿酉、吕增耕、车仲谋等一批肯于钻研、愿献身茶叶事业的科技人员，以后又增加了茶训班庄世杰、陈君鹏、仇锦清等生力军，力量更为加强。
这里面主要的工作人员还有：范和钧，他曾在法国学习陶瓷艺术，归国后投身茶叶事业，成为茶界的知名专家。1934年同吴觉农合著《中国茶业问题》一书，抗战时期，为云南茶叶发展作出贡献。
冯和法，上海劳动大学毕业，吴觉农、陈宣昭在该校兼课时，冯曾听过他的课。他的思想进步，同吴觉农很默契，不久即加入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中国农村》的发行人。他应吴觉农之邀到商检局主编《国际贸易导报》。他的一生长期同吴觉农共事，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蒋学楷，作家和翻译家，帮助吴觉农工作直到香港富华公司，在日寇占领香港时不幸遇难。
这段时间，中国农村研究会的薛暮桥（新中国成立之后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和他的夫人罗琼（首任全国妇联书记）也曾在茶叶检验处任职，给吴觉农起到顾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