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州行程的最后一站是苏联，在行程中是否安排去苏联，这是出发前经过同熟悉当时苏联情况的陈翰笙夫妇充分讨论过的，吴觉农对胡愈之前两年写的《莫斯科印象》，也有极深的印象，所以他是带着朝圣的心情去苏联的。此次出国到苏联，影响最深的当是苏联此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苏联的国力已大大增强，接待他们的中方同志是戈宝权。当他向吴觉农介绍起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建设成就时，吴觉农非常兴奋。他的思想整个儿地向社会主义倾斜，应该是在这个时候，惟一使他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找到吴先清。
在这次长达一年的旅程中，吴觉农肯定有不少故事和花絮，但至今还在人们记忆中的是一件吴觉农颇感自豪的事情，就是在出国的海轮上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吴觉农从小喜欢音乐、体育，尤其喜欢足网球等多种球类。青年时代起，就喜欢体育、音乐等活动，尤其喜欢足球和网球。在去欧洲的航船上，乘客们有着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吴觉农便和西方人特别是日本人较量起来。特别是当他打败了日本人时，旁边观看的西方人惊呼起来：中国打败了日本！中国打败了日本！吴觉农高兴地捧着奖杯，他不把这件事情单单看成一种游戏，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将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前夕，吴觉农把一场球赛也当成了一次爱国行动。
回国后他根据考察内容问题写了三篇考察报告，其中有《印度锡兰之茶业》、《荷印之茶业》与《日本和台湾之茶业》，同时找到了实业部长吴鼎昌汇报。他自己说得很兴奋，听得人和他心情可不一样。有些人听了，便说：“好是好的，但办不到。”这些人说得也实在是没错。在当时中国的现状下，关于茶叶种植，关于经营现代化茶园和进口外国机器，采用机械化生产等等主张，都是茶人的一厢情愿的美梦一样，根本无法实现。吴觉农到处呼吁，最后争取得的，也不过是增加到了各省茶叶试验场的部分经费，聊胜于无。
1935年，就当吴觉农在国外考察茶叶之际，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其中中国工农红军到了陕北，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以及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都深深地触动了吴觉农的心。一回到国内，政治局势的严峻，使他茶叶专家的身份和进步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又紧紧地叠在一起了。
1936年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了《告国民书》，其中心思想就是指责上海文化救国会是共产党的化身。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亲密的兄弟组织，为此，《中国农村》立刻就在第2卷第3期上发表了上海文化救国会的公开信，对国民党的如此言论进行了反击。这一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大为光火，立刻就勒令《中国农村》杂志停刊。
当时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已经是一个完全左派的组织，而《中国农村》杂志由地下党员薛暮桥主偏，已经是国民党统治区内唯一公开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经济刊物。中国的许多马列主义经济学家，如孙冶方、钱俊瑞、骆耕漠、张锡昌等人，都是这个刊物的经常的撰稿人。因此，这一家刊物，不但在中国经济学界有很大的影响，也培养了造就了一大批进步的中国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对这样一个团体，这样一个杂志，此时的他怎么能够看着她倒闭呢。而且，谁又能够在这样的时刻使这份杂志起死回生呢。
在困难面前从不畏缩，是吴觉农的性格特点，此时陈翰笙不在国内，吴觉农作为代理事长自然当仁不让地挺身而出。一贯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现在又是上海市党总书记长的潘公展，在他担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任内，曾是赏识青年农学家吴觉农的“伯乐”，他力排众议聘任吴觉农为上海市园林试验场长，且对吴的工作业绩多加赞赏，就凭这一点，吴觉农直闯潘公展的大关，以一个刚从国外访问归国的学者身份，毫无顾忌的向潘公展据理力争。
潘公展默然静听，最后表示：“你既然是《中国农村》的负责人，我不能不答应你的要求，你是农学家，茶叶专家，我想你不会是共产党，但你不能相信《中国农村》没有共产党。我听说《中国农村》这份杂志惯左倾，如不善自检点，难免自取其咎。”
虽然潘公展的话是一次严峻警告，但毕竟顾全了脸面，收回了成命。“中国农村”得以继续出版。在反动统治的文化高压下，宣传抗日的进步杂志往往短期内就遭查禁，而《中国农村》则顽强屹立，抗日战争期间在桂林、在重庆都有中国农村研究会有的活动踪迹，直到抗战胜利，它还以《文汇报》副刊的方式出版，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无不知道吴觉农所起的作用何其大焉。
那年初冬，吴觉农突然接到了章锡琛的电话，说他要到他家来一趟，有要事相商。这一时期，吴觉农忙于农研会的事务，而开明书店在章锡琛的打理下，也算是办得有声有色，吴觉农这个最早的支持者，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章锡琛一进来，吴觉农就发现他的脸色不对，那一脸的肃穆和悲哀，笼罩着这张戴着小圆眼镜的面容。坐下来后，他心情沉重地问吴觉农，这几天看报吗？
吴觉农抱歉地说：“我刚刚从安徽回来，那里什么消息也听不到。报纸更不用说了，我是义务当的场长，场里经费每月只有600元，还不够一个高级技术人员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还敢订报纸。不说这些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快说吧。”
章锡琛这才说：“报纸上登了，瞿秋白牺牲的事情，你知道吗？”
吴觉农吃了一惊，心潮起伏，眼睛就湿润了起来。他和瞿秋白说不上有多少交往，但因为宣中华吴先清的关系，他和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却是认识的。杨之华是浙江肖山人，说起来他们也是大同乡，夫妻俩都是共产党，瞿秋白还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也早就知道，后来在福建被捕，他也听说。但总觉得这样的大文化人，国民党是不敢轻易下手的，没想到他们真的敢杀这样的大人物。
“说吧，有什么事情要我干的。”
“也不用你干什么，你一向就是一个当即立断能定大主意的人，就是想让你帮着一起拿个主意。”章锡琛说。
章锡琛从随身带的口袋里拿出一迭书稿，那封面上熟悉的字体让吴觉农一震--《海上述林》，那不是鲁迅先生的字体吗？
章锡琛说：“这是大先生（他们习惯称鲁迅大先生）为瞿秋白编的遗稿，转了一圈，那么大的上海滩，竟然没有人敢接印。”
吴觉农一听，果数地说：“大先生的事情，那还有什么话好说，我们开明出面来找人印就是了。”
章锡琛听了这话激动地站了起来，说：“觉农，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听你这句话的，我知道你就会这样说。”
他们俩个，都是当年四、一二政变时联名给国民党要员写信的生死战友，现在又想到一块儿来了。
从骨子里说，他们对鲁迅先生的崇敬都是到了不用再说第二句话的地步，他们对鲁迅先生也是敬畏有加的。同样的周家兄弟，他们对周建人就随便多了，但也因为周建人的关系，吴觉农很早就结识了这位绍兴籍的新文化运动的大人物。记得当初，章锡琛和周建人同卫道士们的交战论文，就是发表在鲁迅主编的《莽原》上的。鲁迅和吴觉农他们几位开明书店的发起人很熟，当然也就不例外了。大家都跟着鲁迅先生最亲近的人，私下里叫他大先生。
吴觉农还记得他上一次见到鲁迅先生，是因为夏丏尊翻译的意大利名著《爱的教育》出版了，得了一笔不小的版税。那天吴觉农和夏丏尊约好了在内山书店见面，没想到就意外地见到了鲁迅先生。大先生看到他们倒蛮客气，反倒是夏丏尊看到大先生却像是个小学生那样毕恭毕敬。当时鲁迅先生已经要走了，见了夏丏尊却开了一句玩笑说：“这本书卖得好，你可是当财神老爷了。”
吴觉农看到夏丏尊唯唯点头，没有说什么，大家就都笑了起来。
此时，吴觉农坦诚地注视着章锡琛，说：“锡琛，你是真想听我的意见嘛。”
锡琛连连点头说：“我们这群老股东中，你是最能拿大主意的人，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那我就真说了。与其冒着危险找别人做，还不如冒着危险我们自己做。我们不是还有美成印刷所吗？”
话音刚落，章锡琛就开腔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既然我们都想到一起了，这件事情就由美成去办吧。”
美成印刷所是章锡琛1929年筹建起来的专为开明书店印书刊的印刷机构，把鲁迅先生所编的瞿秋白遗作放到美成去做，等于让全社会知道，是开明书店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章锡琛所担的风险有多大，他明白，吴觉更明白。但吴觉农还是这样建议了。他们知道，鲁迅先生在做的这件事情，必定也是他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瑞大的风险也要承当。这份兰绒面装祯精美的文集，寄托着无数革命者对这位中国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历尽苦难英勇不屈的伟大革命先行者瞿秋白的怀念和崇敬。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胡愈之是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吴觉农和他的开明书店的老朋友们都非常悲痛，参加了鲁迅先生的隆重的葬礼。一个月之后，中国现代政治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发生，吴觉农立刻就投入了营救他们的行动中去。
至1936年，研究会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感召下，开始进行对外一致抗日的爱国活动。而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就很快参加了上海和南京的救国会组织，应该说，当时的农研会和救国会，已经是合流了。
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骨干人物孙晓村在此其间非常活跃，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严密注意。11月1日，国民党政府逮捕了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两天以后，南京救国会的的领导人曹孟君和孙晓村也被捕了，所以当时有人说“七君子”实际上是“九君子”。吴觉农听到这一消息，火速同农研会的孙冶方赶往南京营救，动用了一切可能运用的力量。随着抗日浪潮的高涨，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押在苏州监狱的“七君子”，也释放了关在南京监狱的曹孟君和孙晓村。农村经流利研究会的和救国会的爱国知识分子又投入到了火热的救亡运动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