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吴觉农在茶学上又扎扎实实地做了一点学问，他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关茶叶的回顾和展望。吴觉农的治学特点，是他与茶的关系从来产局限于实验室，他是一位努力把理论与实践、实践与现实、现实与改革、改革与救国相辅相成结合在一起的科学家。
那一年开初，他就在《社会经济月报》第一卷第1、2期上发表了他的重要文章《民国二十二年茶业之回顾》。也就是说，在1934年初，他已经全部做好了1933年中国茶业的基本调查。在这篇文章中，他文表兼顾，对国内外茶叶产销进行了分析，指出华茶过去一年之得失，基本上就是一个1933年的茶业总结。到第3期时，他又发表了《民国二十三中国茶业之展望》，对全年的茶业已经有了一个预期目标。时间更短，分段更细，第4期依旧有吴觉农的文章，更加细了，题目是《民国二十三年第一季度茶业之回顾》。之后，他又放眼前瞻，随之便是单行本《华茶对外贸易之展望》的问世。这是一本对当时华茶生产和销售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小册子。和现实永不脱节，这是他青年时代确立的风格。
《国际贸易导报》第6期第6号发表了他的文章《在祁场一年》，照他自己的话说，是“对内作为周年纪念，对外作为公开之露布”。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为纪念祁门茶业改良场成立一周年而作。吴觉农应安徽建设厅的诚邀，义务地在祁门建场，建成后又义务地兼任一年场长，让该场上了轨道。
《社会经济月服》第1卷第7期依旧有吴觉农的文章《民国二十三年上半年茶业之回顾》，上半年的茶业一笔笔清清楚楚在他心里，可谓如数家珍。而在《社会月报》上，他发表了重头文章《中国茶业的病源》。从大处来看，中国茶业衰落的病因，一是外受列强的压迫，二是内被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紊乱造成的影响；他不厌其烦地重述华茶的几个环节上造成的问题，包括茶的栽培、采摘、制造、运销和贩卖。我们足可以在这里看到吴觉农渊博的茶学知识，其中说到栽培，指出主要是区域散漫，园地零落，品种杂乱，茶树衰老，株丛粗放，病虫害流行；说到采摘，主要是采摘失中，次数不清，留蓄不当；说到制造，初制时设备不全，生叶失调，揉捻不力，干燥不足，包装不善，精制时经营太小，毛茶久置，工艺太繁，分类太细，耗损太大；而在运输上也有不少问题，包括抢先转运，取道迂折，阻碍烦多，搬运不慎；而在贩卖上也是漏洞百出，其中手续繁复，商情隔膜，供应细碎，特别是洋商操纵，九五扣息，茶栈再剥削一道，最后所有的负担都落到了茶农头上。吴觉农总结了这样的现象，作了一个形象地归纳：中国茶商所抱者是“绑茶”，制造者所抱者是“抢茶”，到了农民手里，所抱者就只有“糟茶”了。这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糊泥的现实，把中国的茶业推到了不可救药的泥淖之中。
当此时，民族危机越来越深，《社会经济月报》第1卷的第11期，发表了吴觉农的《民国二十三年第三季度茶业之回顾》，这个回顾是有着强烈针发性的，指出华茶之所以衰退，除印度锡兰等国的竞争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日本与中国的激烈竞争。日本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夺取了不少华茶的位置，彼之所得，正是我之所失，而中国茶人对日本茶的这种增加，却几乎一无所知，更不要说是奋起直追了。
吴觉农文章中那种因为华茶处于劣势而直露不讳的焦虑心情，是凡读过他文章的人都可以看出来的。就在这段时间里，吴觉农对中国茶业的发展又有了新的认识。他深深地感到，茶叶问题，不是简单的就茶叶谈茶叶就能解决的，它是一个综合的问题，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必须抓住不放。吴觉农现在就抓住了产制运销上的问题来开刀。这一来就要触及到各方面的利益。而且这利益中，很大一块包括了和帝国主义洋行之间的利益冲突。
那个时候，吴觉农已经意识到必须消灭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才能够发展茶业，这是被触目惊心的现实所证实的一个现状。
其实中国当时的土特产的产制运销，都笼罩在半殖民地地和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之中，这在茶叶问题上是尤其突出的。比如说一个中国内地的农民，一年到头辛苦事茶，到头来却完全不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他的生死活路就完全控制在国外茶叶市场和国内垄断资本家的手中。当时中国外销的茶叶，都是由上海英、法、美等国洋行、比如怡和洋行、协和洋行和永兴洋行等出口，然后再运往欧美和亚非国家的。洋行首先通过华人买办向上海茶栈收茶。这些人在利益的驱使之下，剥削起茶农来，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每逢制茶季节，上海茶栈的商人们首先就象钱庄贷款，然后一转手，到茶区就转贷给当地的茶商。而这些当地的茶商们一般都是地方上的有权有势的人物，即内地的土豪劣绅，或者就是高利贷者。一到制茶季节，他们就开始租用旧的厂址或者祠堂、庙宇、小学等地方，来作临时的制茶场地。
可以想见，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制茶工艺如何可能与大规模的国际市场配套。茶商们不过架起一些炉灶，雇用几个茶工，多数就利用农村的妇女们甚至童工来作临时工，进行炒制分筛和装箱。而初制的毛茶原料又多是由那些常常被称为水客的乡村小贩向茶农压价购来的。可以想见，真正做为茶农和茶工的中国农民，在这一过程是所得极微。
最令人气愤的是，在上海茶栈交外商洋行出口的箱茶，一般都是没有定价的，你只有听天由命。这个天就是所谓的国际茶叶市场。一般而言，茶季刚刚开始，国际市场的茶价也较高，那时候洋行给内地茶商们以较好的价钱，但一到生产旺季，茶价就疯狂地下滑，这些代价，都压在最底层的茶农身上。吴觉农一针见血地指出：洋行敲诈茶栈，茶栈压迫茶号，茶号受到双重盘剥，又循环转嫁到茶农身上。而茶农最后只得压缩生产费用、降低茶叶质量。长此以往，生产无法发展，技术无从改进，华茶又怎能不衰落呢？
1936年的吴觉农，他在中国茶业史上，办了几件大事情，其中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成立皖赣红茶运销会。这也是安徽建设厅长陈振钧根据吴觉农的建议成立起来的茶业组织，吴觉农就成了这个委员会的主持。
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对红茶进行统购统销，主要收购的是祁门、至德、浮梁的红茶，运作过程中，由安徽省银行进行直接贷款，还有一些大银行辅助放款支持。这样做，目的只是为了减少中间商的盘剥，抵制外国洋行的杀价，而且经营的项目也仅仅限于红茶，应该说是一件对茶农大有利的事情。所以程振钧对吴觉农这样说：“我们这个机构的成立，正是为了实现你的想法和建议。”
1936年4月1日，一块“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的牌子，就在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市挂了出来。
谁料拽一发而动全身，吴觉农的这一举动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皖赣二省的这一措施狠狠地触动了洋行与茶栈的既得利益，尤其是上海那些专营出口业务的洋庄茶商。他们数十年来就是靠独霸这一方来作为生财之道的，吴觉农等人的这一行动顿时就遭到了他们的激烈反抗。其中吴觉农就成了他们眼中钉肉中刺，是他们的头号攻击对象。因为吴觉农举力出口检验和产地检验，已经为许多茶商不满，对于他提出的改革措施更使他们恨之入骨。这些吴觉农都是明白的。但他决心进行改革，因此对这些明枪暗箭也就一笑置之，不与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