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吴觉农还没有认识到改变生产关系艰难到什么程度，只通过改良，显然在那个时代是行不通的。上海市洋庄茶商们首先发难，以同业公会的名义发表了全体茶栈停兑汇票的“痛切宣言”，最后他们甚至声称，准备出卖他们多年控制下的上海茶叶会馆，来筹措经费，以此与红茶运销委员会抗争到底。接着，上海市总商会和政要名流也联合通电，支持洋庄茶栈，还历数红茶统制的种种罪状，比如摧残商业，比如政府与民争利等等。洋行搬出了“中外商约”，大谈洋行如何有同中国人自由贸易的权利，而英国大使馆则屡屡出面，递交抗议书，直接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同时，洋行还和大茶栈互相勾结起来，在上海各个日报上登载巨幅的启事，又是造谣，又是恐吓，而且声称洋行非茶栈和茶商经手的茶叶他们一律不收购。
如此一来，红茶运销委员会不但得不到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支持，而且自身又不能够经营外销，绕来绕去依然绕不过洋行这一关，说到底还是得仰洋行的鼻息。新成立的机构就像一个堂吉珂德一样，最终也不可能不落得一个失败的结局。
吴觉农反省了这次教训，光明磊落地公布于众。他在《中国农村》第2卷第6期上发表了《反帝反封建半幕剧》的文章，对此一事件进行总结。
吴觉农深刻地意识到他的初衷与反对者之间的势不两立的原因。他的着眼点是茶农，希望通过直接运销来减少中间环节，减少商人在其中的盘剥，救茶农于水火之间，也以此振兴中国的茶业。但许多方面的力量的出发点却并不在此。比如红茶运销委员会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得到了银行的支持，但银行之所以支持，主要是当时的城市银行资金膨胀，需要出路，贷款给红茶运销，只是当时所谓“银行资金下乡”的一部分，目的也是为了与旧式金融机构的钱庄争夺地盘。再说运销委员会虽然让吴觉农来主持，但所用的还是旧人，他们的贪欲和习惯都和过去一脉相承，所以不存在消灭中间剥削的问题。要改变茶业运销上的问题，必须解决流通领域里的生产关系。要解决生产关系，就和民族独立，改造社会制度有关。吴觉农不愧是社会学家，他看得更深更远，他说：红茶统制具备着相当反帝反封建的意义。然而这个统制的基础先天根本脆弱，结果是茶叶反受了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与代表封建残余的茶栈统制，贫困的茶农因之而被统制于死地。反帝反封建的主角茶农被压在舞台之下。活生生的事实让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新的认识，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单纯从经济结构上来改变压榨茶农的残酷现实，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向维护旧制度的政府去求援，无异于与虎谋皮。不驱除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红茶运销，也是不能够完成的。
因此，他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次皖赣两省的红茶统购统销，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在银行资本支持下的卖买行为，这之间发生的矛盾，也不过就是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所以只是一出反帝反封建的半幕剧罢了。
红茶运销统购统销的失败，是吴觉农立场更向左转的重要原由。
吴觉农当年所作的另一件开拓性的大事，则是筹建由国家所办的茶叶公司。这是他多年来的梦想，尤其是他从国外归来之后，眼见得华茶面临的严重危机，眼见得多年来中国茶业外销受到洋行与茶栈控制，因此日趋衰落，不由得他不耿耿与怀。当此时，请他到商检局的邹秉文已经离职、蔡元培的公子蔡无忌担任了商检局长，恰逢此时，国民党的实业部部长吴鼎昌来到了上海，请了蔡无忌和吴觉农来商谈进出口商品和增加出口的问题。吴觉农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他努力说服吴鼎昌，特别强调改变洋行、茶栈垄断出口的不合理现象，提出了要由国家来创办茶叶公司，直接收购，直接办理外销的方案。
吴鼎昌采纳了吴觉农的意见，决定筹建中国茶叶公司，并由吴觉农来负责。洋行和茶栈一听到这个消息，可谓坐立不安，胆战心惊。对于建立国营茶叶公司，同他们争夺出口业务，怎能没有切肤之痛。各种各样的谣言，诽谤都朝吴觉农来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也都找到实业部去了，总之一句话，就是不让吴觉农领中国华茶出口贸易之衔。
最后吴鼎昌还是在诸多压力之下作了让步。派出实业部的一位司长寿毅成来担任经理，让吴觉农当了他的协理兼总技师。这和吴觉农希望振兴华茶的初衷，相距甚远。因为寿毅成对华茶的理解还是在做买卖的层面上，因此他用的多是一批旧人，与茶栈洋行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茶师，他也不可能为了中国茶业的兴盛而去得罪既得利益者形成的习惯势力。
1937年6月1日，由实业部和皖赣浙闽汀鄂六个茶区省政府集资、少数私人资本参加的中国茶叶公司，于上海北京路恳业大楼正式成立。一个月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中茶公司还没有开展业务，就开始面临搬迁，由上海迁到了重庆。抗日战争初期，由于茶叶已经由贸易委员会来接办，所以中茶公司也没什么事情可干。到直到1939年，才重新又接办了贸易委员会的茶叶业务。抗战胜利之后，在国民党政府的“不与民争利”的漂亮口号下，这个公司在李泰初任经理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结束了。
也就是在同年，吴觉农和胡浩川合著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一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具有华茶战略性构想的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茶界人士的极大重视，对中国抗战前后的各项茶业政策的推行，有着鲜明的启示作用。
转眼间1937年到来。虽然国难当头，但茶事活动依然在进行之中。从1936年就开始的办理产地检验工作，到下一年，也终于有了一些眉目。
茶叶产地的检验工作，是随着茶叶出口检验的深化而来的。因为一般说到茶叶检验，其实都已经是到了出口的码头，是在装船外运之前才报请检验的。而在检验时，又往往会发现一些不合格的茶叶不能出口，那些茶叶又得重新运回去或者在当地重新处理。临时的停运使出口商损失严重，外商也不胜其烦，颇有烦言。
吴觉农意识到这一问题实乃当务之急，必须立刻改变。正好当时的实业部长吴鼎昌于1936年初到上海，听了吴觉农刚从国外回来后的一系列汇报和建议之后，也有了这一设想，这样，总算有了实现的可能。
产地检验是当年的四、五月份就首先在祁门、浮梁和屯溪三地开始进行的。到下一年的一月，就正式在上海成立了茶叶产地检验监理处，由蔡无忌任处长，吴觉农任副处长，这个工作就这样开展起来了。他们在茶季之前，先后在浙江的绍兴、平水、温州、安徽的屯溪，祁门、至德，江西的浮梁，婺源，福建的福鼎等处分别设立了办事处。
浙江平水茶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资，由于晚采粗采，搀煤搀杂，严惩影响了茶叶的品质，吴觉农在三界成立了茶叶改良场，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吴觉农在这一期间还做了一件意义极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培养茶叶人才。在上海商品检验局成立之前，中国的茶叶专业人才为数极少。而为了振兴华茶，中国又需要大批的茶叶专业人才。吴觉农的这一想法和局长邹秉文可以说是不谋而合。邹秉文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家，他历来主张教学要与研究、推广结合起来。为此，就在茶顺检验尚未开始之前，吴觉农就提出了公开招考、择优录取的办法。邹秉文不但支持他的提议，还深化了这一提议：在决定录取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再正式担任工作。这个办法，在蔡无忌担任局长之后也一以贯之的支持，因此，就成了商检局的一个传统。
吴觉农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了许多茶叶人才，他们中许多人以后都成了新中国茶叶事业的脊梁人物和骨干力量。著名的茶学家吕增耕先生，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深情地说：1936年我在上海报考上海商品检验局茶叶检验员，第一次见到了吴先生。当时他问我读些什么书，我回答读一些农业技术方面的书，他说还要读一些活的书，如《农学会报》、《中国农村月报》，初次相见，吴先生就给了我中肯的指导。
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在那将近七年的岁月中，吴觉农自己以为是能够全身心投入茶业事业的最集中阶段。在评价这段时间的工作时，他感慨地说：邹、蔡两老的共同特点是，都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对于工作，又都学有专长，敢于放手。因此可以说，没有邹、蔡两老，我就无法获得将近七个年头的工作实践，也就无法取得当时的些微成就。
这七个年头是吴觉农与茶结缘的黄金岁月，接下去整整八年，华茶与吴觉农一起，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惊涛骇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