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觉农这番话，从大道理上说也是对青年人十分有益的，而在事实上也是有所指的。在1938和1939这两年里，由吴觉农牵头办理茶叶统制之事时，几千万元的款子从他手里过，他是小心翼翼，从不出一点差错。而且无论官办私办，态度一致，绝对地循规蹈矩，划一不二，所以当时的茶业界对吴觉农领导下的收购工作是相当满意的。等到孔详熙插手将茶叶统购这一块接手过去之后，一切就两样了。价格也因为而定，运输费用也不讲节制，结果从1940年到1942年之间，已花了二三亿元的钱。吴觉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那些掌权的人，却蛮不在乎，而且看着吴觉农他们这些学农的知识分子，不但书生气，而且小气，根本做不到一块讨论问题，更不要说是一起积极合作了。
说到气量问题，吴觉农话锋一转，说道：过去我们的工作态度自然也值得人家称赞的，尤其是商人们。他们见我们不要钱，不怕死，真是了不起，有几千万元的钱，经过我们手里，商人送你十万，二十万是便当的，但我们总是公平交易，一丝不苟，所以一般都说我们康洁。这是一种美德，当然应该保持。同时我们对抗战的热情，不怕难，不畏死的精神，也为人所信仰，我们有二三十年的经验学识，所谓“有恒为成功之本”，我们仍应照过去一贯方针替社会国家努力做事，所以我们也有我们的长处。
吴觉农那天的演讲几乎影响了座下许多青年茶人的一生。许多人后来回忆起来，都会说起当年吴觉农对他们共勉的几条工作态度：一是工作有态度要“公而忘私”。吴觉农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在日本是受到了青年会服务的精神，那就是工作的态度情绪，可谓是极尽耶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同时吴觉农也认为自己在这一条上受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助人者人恒助之”，所以只到现在吴觉农依然相信公私分明和公而忘私的道理。
二是工作的态度要“动静兼顾”。说到这一条，吴觉农就拿自己做了例子，他说他的性情是比较好动的，所以并不认为一味的静就是好事，而应该是动静兼顾才最好。吴觉农说：去找事情来做是动的，坐着好好做是静的。动而不静，工作不易有成绩，静而不动，工作不易有进展。所以我主张以冷静的头脑处理一切事，以活泼的自动的精神去争取工作。
说到这里，他突然提高声音，目光向门外那条小路望去，说：我还要补充一点，做事情，有时候非得要当夜赶好不可，或者非得在预定时间赶好不可。我们做农业的人容易迂缓，所以要实行突击，提倡动，来补足我们的缺点，例如这里的除草工作。大家看外面的这几条路是不是草长得太长了，我们便非要赶做一下子才能把它除完啊。
三是工作的态度要“即知即行”。吴觉农在这一条里再次称赞了孔夫子，他说：孔老夫子的人生哲学是最有功夫的，他主张“再思可矣”，反对“三思而后行”，王阳明先生主张“知行合一”说，国父孙中山先生鉴于革命党人对于做事的推诿畏缩，提倡“行易知难”的学说，这都是叫我们“做”。
吴觉农再一次现身说话，对年轻人语重心长地举例说：我在这一二年，常劝朋友们一句话，“不要怕错”。不怕要错，只怕不做。因为我们学农的往往做事情考虑太周到，结果把事情给搁了起来。我们也不要怕费钱。该花钱的地方还得花，不要可惜。
四是工作的态度要“替人着想”。吴觉农的这个观点是中西结合。中国传统的“忠”“恕”之学，孔夫子的人生哲学，也就是“忠恕而已矣”。西是卡乃基处世哲学里第一章的“替人着想”。吴觉农自己在工作中便是十分注意与人打交道的学问的，他这里其实讲的是一个如何团结人的问题。
最后一条，吴觉农讲到了必须时时训练自己。这一条其实讲的是如何继续学习，全方位的提高自己。他在这里由衷地赞美了他的同事们，说：比如这里谢先生的道德学问，叶先生的努力克已，叶元鼎先生挖沟挑泥，自己做生产工作的勤奋情形，连所外的人都看得佩服不已。吴觉农针对座下年轻人中不少人并没有什么高学历，举了日本人田边贡的例子说：日本的茶人田边贡，他是中学的毕业生，因为能自己努力，在日本学界，竟很有地位。所以我们决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小职员，便认为没有前途。吴觉农说到里，拍拍自己的胸脯说：我在三十岁之前是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力的，各位都是年青人，精力也一定很好，所以要及时努力。晚上油灯不够，可以几个人拼在一起读书。早晨也要起得早，时刻训练自己，训练体格，就可以做出成绩来。
吴觉农的演讲深入浅出，大到中西哲学家，小到早晨几点起床，晚上如何在灯下读书，他依然觉得还不够集中，最后他又提出了几条口号，这些口号，座下的年轻的茶人们个个都铭记在心，作为茶人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吴觉农谈到了做事与做人的最人合乎理想的几个口号：一是要每人养成科学家的头脑，什么问题要科学化，这在我们，似乎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是要有宗教家的博爱；
第三是要有哲学家的修养，要有高尚的道德，而且做到大公无私；
第四是要有艺术家的手法，无论处理事物，待人接物都要有技巧。
第五要有革命家的勇敢，争取动的精神；
第六是要有对自然科学、文艺和社会科学的综合能力。单凭技术，在这个社会上工作是不行的，因为社会是复杂的有机体，无论处理何事，都需要多方面的知识。
转眼间，1943年的春天就到来了，吴觉农对武夷山的名枞和岩茶做了非常祥实的调查，他走遍了武夷山的三十三峰九十九岩，走过了九曲溪、星村，桐木关等处，作了多次考察之后，写出了《武夷山茶区计划书》，详述了武夷山茶区的地貌、气候、土质、产品，以及茶业的兴衰状况，提出了武夷山茶区整理的目标和实施办法，此外，他还提出了在该茶区修建名胜古迹，招徕游客，发展旅游事业的建议。
这些思路和理念，从当时来看，是很超前的，就是从今天这个角度来看，也是非常新鲜和富有创意的。吴觉农的那与时俱进的茶人精神，可以说，在武夷山的那几年，得到了充分的施展。
也是在武夷山下，吴觉农接交了一群当地的茶人朋友，当时经营茶叶的江润梅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吴觉农的。起初是吴觉农委托江润梅办理桐木关的茶叶收购。当时正处在国难当头、日军占领大部东南沿海港口城市的时候，茶叶销售十分困难，茶农生活困苦，茶山也都遭荒芜。江润梅向吴觉农反映了这些情况。吴觉农听后，语重心长地对江润梅说：“日本鬼子一定会被我们赶出中国，而且就是不久的将来。我们茶农一定要有这样的眼光，要多给茶农作宣传，更新和培育茶树，为将来的发展作好准备。”
吴觉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他出面为茶农向银行借到了一笔贷款，扶助茶农开垦茶山和投资制茶，还派研究所技术人员教农民怎样科学种茶、制茶。通过这些活动，江润梅和吴觉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吴觉农在关注茶叶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共产党交给他的一件大事，要把吴大琨从集中营里解救出来。他到了东南之后，首先是四处打听吴大琨的下落，后来通过孙晓村，才知道集中营移至到了福建建阳的徐市镇，终于接上了头。一开始只是物质层面上得到了一些接济，使吴大琨能够在狱中与难友们共享援助。而到了1942年，经过吴觉农的多方斡旋，又加上两人恰好同姓，吴觉农就对外声称吴大琨是他的侄儿。吴觉农和孙晓村又利用第三战区高级参议的上层关系，终于得到了顾祝同的批准，把吴大琨从狱中保释了出来。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吴觉农决定亲自去接吴大琨。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从祟安到建阳当时虽然还通着汽车，但从建阳到徐市的二十几里山路，是只能步行的。吴觉农为了保释吴大琨，来回走了四十多里山路，当他进入监狱时，首先听到的就是革命志士们悲壮的抗日歌声，吴觉农不觉潸然泪下，恨不得打碎牢笼，把所有的爱国青年都救出来。但他此时只能救一个人，总算是把吴大琨救了出来。
帮人帮到底，吴大琨出狱，夫妻团圆，吴觉农又介绍吴大琨到当时的建阳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任教，吴大琨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大学教育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