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茶的新时代到来了。吴觉农的生活也进入了新时代。
有一些东西要结束，有一些东西要建立。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农学界的学术团体，中华农学会和解放区的新窕学会等社会团体改建成中国农学会，吴觉农作为中华农学会的元老，担任了新一届中国农学会的副理事长。他认为今后的农学会有了国家的有力支持，前景会越来越广阔。
开明书店开风气之先，首先提出了愿交归国有。经出版署署长胡愈之的同意，开明书店改组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吴觉农在新组成的出版社中仍担任董事，有相当一段时间，该社出版的新书，吴觉农都能提前看到，他满意地认为，青年出版社继续了开明书店以严谨认真著称的“开明风”。
以七君子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救国会作为第一届中国人民协商会的一个单独单位，其历史功绩得到了充分肯定。新中国的建立表明了救亡任务已完成。经救国会成员的讨论，决定宣告解散。与救国会息息相关的吴觉农，欣慰地看到了救国会的圆满结束。
中国农村经济会的领导成员，除陈翰笙留在美国之外，薛暮桥、钱俊瑞、狄超白、孙冶方等，都担任了政府的重要职务，投入了新的工作。况且很多情况都已经改变，农村经济研究会也决定结束。新中国成立后，在京成员举行了一次告别聚餐，但相约仍保持同志间的联系与探讨经济问题。
小民革随着历史使命的完成，将要解散。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总理对“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完成历史使命一事有了明确的指示，他两次召见了“小民革”的全体成员谈话，充分肯定了“小民革”的工作成就，他要求“小民革”中的中共党员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都要为党和国家的事业继续奋斗。开国大典前，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金仲华、阎宝航、吴觉农、袁翰青七人，代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发表了正式结束的宣言。
建立总是兴奋的，而告别不免令人伤感，尽管这是历史的规律。吴觉农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也是一个很热烈的人，他虽然明白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生存规律，但心里依旧不舍，对同甘共苦多年的战友将要星散，更是不无惋惜。一次，老朋友们在他家中聚会，博学多才的王昆仑引用了庄子《天运》中的一句话说：“过去我们在艰难的环境下，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确实曾‘相以湿，相濡以沫’，今后也不至于‘相忘于江湖’。但现在条件改变了，各人可以到更广阔的天地当中去施展自己的所长。比如觉农兄，你就可以去发展你的茶叶事业嘛，你还可以在这个领域里大展宏图呢。”这一番话把吴觉农说得心里头释然了。
与此同时，王昆仑转达了党组织的建议，希望吴觉农加入民主建国会。说起来，吴觉农虽然同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等解放前就很熟悉，且知道有孙起孟、罗淑章、黄介然等很多老党员参加，但总觉得要他正式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心里并不愿意。但他向王昆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加入民建后，他曾担任民建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做了应做的工作。
在吴觉农决定担任政府工作之后，决定要把家迁到北京。到时他的俩个儿子都已经在北京。大儿子吴重远从中央团校调到团中央，后来又随荣高棠带领的班子去建立国家体委。二儿子吴甲选考入了北京外事学校（外语大学的前身），后调到外交系统工作。
1949年底，陈宣昭常往来于上海与北京之间。这期间，因为她是“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当时上海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以老朋友的身份，征求她对担任什么工作的意见。陈宣昭表示：愿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
一件仿佛很个人化的事情放在了吴觉农夫妇面前。1950年春天，上海文化部的负责人黄源和唐弢，同陈宣昭商谈关于成立鲁迅纪念馆和鲁迅故居的事。吴觉农夫妇二话不说就欣然同意了。接着就把鲁迅先生住过的大陆新村的住房无偿移交给了政府（现在是鲁迅故居）。这年春天，陈宣昭带着两个女儿谷茗、肖茗来到北京继续上学，陈宣昭自己则到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做干事工作。
离天安门的狂欢刚过去半月，吴觉农就被政务院推荐为农业部第二副部长，关于此事，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暮桥兄由财经会派人来接，九时到家，千家驹兄亦在。薛告我则政务院推荐我任农业部第二副部长，家驹兄任私营企业局副局长职。我初期极犹豫，嗣因无法推诿，惟对茶叶公司事不知如何办好。茶叶公司已谈了十多天，贸易部对我所拟计划，即在上海设总公司等俱表赞同，但现在一考虑，农业部不能无茶也。
新中国成立前，吴觉农就开始与茶界朋友商讨成立中国茶业公司之事。正巧此时他接到了张堂恒从香港给他拍来的电报，他连忙叫他赶到北京，让他和黄国光帮助自己草拟发展新中国茶叶的计划，其间，他和浙江政协的代表唐巽泽一起去看望当时已经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的薛暮桥。薛暮桥和吴觉农是在家村经济研究会时就在一起战斗的老朋友们了，他立刻就告诉吴觉农，苏联可以购买中国的各种特产。茶叶的需要量一定将会超过的预定的数字。关于茶叶公司的所属问题，他的日记里还有一段话：草议中国茶叶公司计划。公司由农业、外贸两部合办有困难，同姚依林（贸易部副部长）反复磋商，大致同意分办，生产部分属农业部，贸易由贸易部主管。
新中国成立的当月，二十七日，北京就召开了全国茶叶产销会议，这个会议是由政务院财委会召集、由农业部、贸易部联合主持的吴觉农在会上作了一个题目特别长的报告：关于茶叶产销会议筹备经过、苏联所需要之茶叶、今后茶叶外销问题和今后茶叶工作方针问题，这个会议从十月二十五日一直开到十一月十一日，开了半个多月。华东、华中、华北、西北等各大区的有关部门均派员参加，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首次全国性的茶叶专业会议了。
会议期间，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书就下来了，吴觉农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11月11日，农业部、贸易部联合提出了关于“为中国茶叶公司的组织机构请核示由”的报告，很快就由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马寅初签署同意。没过几天，中国茶业公司就宣布成立，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进出口公司，由农业部和贸易部双重领导，吴觉农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11月中旬，吴觉农随同李书城部长等到农业部报道。对于农业部和中茶公司两项工作，吴觉农很想都能兼顾到，主观上并不想顾此及彼。在他到农业部上班之后，接着把家拖把到离农业部较近的裱褙胡同寓所，可以看出他是重视农业部工作的。
中央农业部是在华北农业局的基础上新建的单位，部长李书城是孙中山先生“兴中会”、“同盟会”的元老，在孙中山主持广州革命政府时期，他担任了孙先生的参谋长，一直同中国共产党有着较好的关系。他的弟弟李俊龙则是共产党建党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要李书城上海公寓里召开的。吴觉农很尊重他。第一副部长罗育川不久调任新建的平原省，后又调任林业部副部长。第三副部长是杨显东，是农业专家、教授，也曾参加“小民革”，吴觉农和他们相处融洽，从当时的纪录里看，吴觉农屡次主持部务会议，传达政务财经委员会指示。因因他在农业部的工作是顺利的。
吴觉农就以农业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任了中国茶叶公司经理。中国茶业公司下设了四个处，十个科，共有64个工作人员，办公地点，就设在北京市东安门大街的29号。
不过这个办公地点还没呆满两个月，随着一九五一年的到来，中茶公司就搬到了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57号的一所旧四合院里。
中国茶叶公司的紧张工作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2月份，国民党对上海进行轰炸，吴觉农立刻做出了一个决定，将中茶公司的上海存茶紧急运往天津、青岛和广州等口岸进行出口和内销。接着，中国以原料和茶叶等偿还苏方的贷款也不折不扣地得以执行。
2月28日是吴觉农事茶生涯中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正是那一天，吴觉农代表了中茶公司与波兰国外贸易公司的代表勃拉金斯基在北京签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中波茶叶贸易合同，规定中方向波兰方面提供红茶120吨。
3月份吴觉农创办了中茶公司内部的业务刊物《中茶简报》，吴觉农农还题写了刊名，从吴觉农的年谱上可以看出，1950年是吴觉农特别繁忙的年代，那时他刚刚过了天命之年，但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有许多被耽误的事情，要在百废待兴的五十年代初期快马加鞭地抢回来。
12月，中国茶叶公司又有一个大动作，根据中央财经委的批准，中茶公司接管了全国各地的茶叶试验场，一下子，就有9个茶叶改良场进入了中茶公司。这些茶叶改良场，都是吴觉农多年来培育关注过的，今天终于明正言顺地进入了新中国的怀抱。
吴觉农趁此大好形势，还做了一件大事，他取得了中央财委的支持，利用“压资订机”、复苏上海机械工业的机会，订制了大量的制茶机械，在全国主要产茶省建立了四十余所初具规模的机制茶厂，为我国机械制茶工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目前从中央到各产茶省，县都已建立起了各种茶叶科研机构，茶叶科研水平已处于国际先进行列，不能不说是吴觉农当年打下的基础。
那一年中茶公司的年终总结是十分欣慰的，国营茶叶公司在多种经济成分中逐步地取得了主导地位。
数不清的茶叶会议，新中国的茶叶事业在突飞猛进地发展。那年的12月，中茶公司登报征求中茶公司的商标图案，最后从一百多个应征稿件中选取“红边绿中”的图案设计，即由八个红色“中”字连接成一个形似齿轮的圆圈，中间为一个绿色的“茶”字。
我们不妨给1950年到1951年的吴觉农列出一张工作时间表，与接下去的1952年作一比较，会发现他事茶生涯的一个深刻转折现象：1950年（吴觉农53岁）：1月18日：出席农业部第九次部务会议，提议创办一有意义的农业刊物，兼任农刊筹备委员会任；
同月，中茶公司迁入新办公地点；
2月6日，决定将国内大城市库存茶分散到内地销售或者出口；
2月14日，决定以茶易苏联之货；
2月28日，与波兰签订茶叶贸易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