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耕堂劫后十种:秀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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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文学和生活的路(3)

抗曰战争,我才正式地从事创作,我所达到的尺度很低我写的那些东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些年轻的同志,对我很热情,他们还写了一些关于我的作品的分析,很多都是溢美之词。我没有那么髙。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体会是比较深的。在过去若干年里,强调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也可能就有人枇评了;有时强调第二标准,情况就好一点。我的作品也受到过批判,在地方报纸上,整版地批判过,在全国性的报纸上也整版地批判过。最近山东师范学院编一本关于我的专集,他们搜集了全部评论文章。他们问我有些文章行吗?编进去吗?我说,当然要编进去怎么能不编进去呢。作为附录好吗?我说不行,应该一祥待遇。对于作品,各人都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一个时期也可以有一个时期的看法。我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得那么高,我觉得我的作品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可以说个笑话,我估计我的作品的寿命,可能是五十年,当然不包括动乱的十年,它们处于冬眠状态。在文学史上,很少很少的作品參才能够永远被别人记忆,大部分的作品,会被后人忘已五十年并不算短寿,町以说是中寿。我写东西,是谨小愤礅的,我的胆不足那么大。

我与文章是兢兢业业的,怕犯错误。在四十年代初期,我见到、听到有些人,因为写文章或荠说话受到批判,搞得很惨。其中有的是我的熟人。从那个时期起,我就臀惕自己,不要在写文章上犯错误。我在文宇上是很敏感的,推敲己的怍品不要它犯错误。最近在新港上发布的我的一篇《琴与箫》现在看起来,它的感情很热烈的有种生气,感染着我。可是当时我把它放弃了没有编到集子里去,只是因为有人说这篇文章有伤感。还有一篇关于婚姻问题的报告,最近别人给我复制出来―当时发尜那个报告以后,有个读者写了篇批评,我也跟着亏了一篇检讨。现在肴起来,并没有多人的问题。

我存仵着很多缺点,除去一般文人的缺点,我还有个人的缺点。有时候名利二字。在我的电脑里,也不是那么净的。“利”好僳差一点;“名”就不定能抹掉。好为人师,也是一患。

我觉得写文章,应该谨憤。前些日子我给从维熙写了一篇序芦,其中有那么段在那个时期,我电要被迫去和那些流氓、青皮、无赖、不逞之徒、两面人、卖友求荣者、汉奸、国民党分子打交道,并且成为这等人的革命对象了。”写完之后,我觉得这段不妥当,就把它剪了下来。我们的道路总算走得很长了吧,是坎坷不平的,也是饱经风雨的,终走到现在。古人说七十可以从心所欲。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很清明,文路广开。但是写文草就是到了七十,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写,仍然是兢兢业业的事业。前不久,有人还在威胁,要来二次、三次“文化革命我没有担心,我觉得那样的革命,发动不起来了。林彪、“四人帮”在这一场所谓革命中,基于他们的个人私心,几乎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毁掉,全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

我有幸见到我们国家现在这样好的形势,这样好的前途。有些人见不到了,比如远千里、侯金镜。“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有人传说我看破了红尘,并且传到北京去。有一次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到天津来,问我:你看破红尘了吗?我说,没有我红尘观念很重,尘心很重。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你看小说,唐僧奔那儿去的时候,多么苦恼,他手下那两个下部,人半关系多么紧张。北京团城,有座卫怫,很美丽,我曾为她写过两首诗。但我并不羡幕她那神处境,虽然那地方,还算幽静。我没有肴破红尘,我还要写东西。

史证明:文坛上的尺十之地,文学史上两二行载,都不是容易争来的。

凡是写文章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世。能杏仏世,现仵姑且不谈。如呆我们能够,在七十年代,把自己六下年代写的东西,再看一看或是隔上几年,就把己过去写的东西,拿出来冉看。看看是否有愧于天理戾心,是否有愧干时间岁月,是否有愧于亲友乡里,能不能向山河发誓。山河能不能报以肯定赞许的回应。

自己的作品,究竟如何,这是不好和别人争论的。有些读者,也不一定是认真读书,或是对你所写当时当地的环境,有所了解。过去,对《秋千》意见最大,说是我划错了那个女孩子的家庭成份,同情地主。这种批评,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是很厉害的,很有些“诛心”的味道。出版社两次建议我抽掉,我没有答应。我认为既是有人正在批评,你抽掉了它,不是就没有放矢之“的”了吗?前〔年,出版社又再版这本书,不再提这篇文章,却建议把《钟》、《一别十年同口镇》、《懒马》三篇抽去。理由是《钟》的男主人公存些自私“一别十年同口镇》没有写出土改的轰轰烈烈、贫农翻身的场面,《懒马》写了一个落后人物,和全书的风格不协调。我想,经过“文化革命”,这本书有幸得以再版,编辑部的意思恐怕是要它面貌一新吧。我同意了,只是在后记中写道,是遵照编辑部的建议。

现在所以没有人再提《秋干》,是因为我并没有给她划错成份,同情那个女孩子,也没有站错立场。至于《钟》的男主人公,我并不觉得他有什么自私,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能要求他怎样做呢?《一别十年同口镇》写的是一九四七年春季的情况。老区的土改经过三个阶段,即土改、平分、复査,我写的是第一次土改,那时的政策是很缓和的在我写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要进行平分,所以我也发了一些议论。这些情况,哪里是现在的同志们所能知道的呢。它当年所以受到《冀中导报》的整版枇判,也是因为它产生在两次政策变动之间的缘故。

至于《懒马》之落后,我想现在人们也会不以为意了。

《钟》仍然保存作《忖歌》一书中,其余两篇如有机会。我也想乃把它们收入集内。

过力强调写运动。既然是运动,就难免有主观、有夸张、有虚假。作荇如果没客观冷静的头脑。不作实际观察的努力,是很难写得诨实,闲此也就史谈不上什么艺术。

义章写法,其道则一。心地允明,便介茇感。入情入理,就成艺木。

要想使文学艺木提高,应该经常有一些关干艺术问题的白由寸论。“百花齐放”这个号。从来没有人反对过,问题是实际的怍法,与此背道而驰。是为丛驱雀的办法。过去的文学评论,都是以若十条政治概念为准则,以此去套文艺作品欲加之罪,先颁恶名一毐苹,哪里还颐得上艺术。而且有不少作品,正迠因为艺术,其至只足一些描写,招来广政治打击。作家在这种情況下是不能争鸣的,那将越来越糟。有些是读荇不了解时地的现实吋引起,作苦也不便辩解,总之,作荇是常常处于尸风的。

解放初,我曾和几个师范学校的学生,通信论广一次《荷花淀》。《文艺报〕〉为广活泼一十一学术风气,刊登了据负责人后来告诉我:此信发出后,收到无数詈骂信件,说什么的都有。好在还没惹出什么大祸,我后来就不敢再这样心淨气盛了。

有竞争,有讨论,才能促使艺术提高。

清末缪荃荪辑了一部丛书,叫《藕香零拾》都是零星小书。其中有一部《敬斋泛说是五代人作的。有一段话,我觉得很好,曾请曾秀苍同志书为小幅张贴座右。其文曰: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

所以我不主张空谈艺术。技法更是次要的。应该告诉青年们为文之道。

一九七六年秋季,我还经历了大地震。恐怖啊!我曾想写一篇题名《地猱》的小说,没有构思好。那天晚上,老家来了人,睡得晚了一些,三響点多钟,我止在抓起表看时间,就震了起来。我从里间跑到外间,钻在写字台下。等不震广,听见外面在下雨,我摸黑穿上雨衣、咐鞋、戴好草帽,才开门出去。口和台阶下都堆满从房顶霞場下来的砖瓦。我要往外跑,一定砸死了。全院的人,都在外面。我是最后出来的一个人。

地震在史书称作灾异,说是:天示儆。不是搞迷信吗?我甚至想。这是林彪、“四人帮”之流伤天害理,倒行逆施,迖到了神人共愤,大怒人怨的程度,才引起的。我这个人遇见小事慌乩遇见大灾大难,就麻木不仁,我在院里小山上搭广一个嘲料薄膜小窝棚,连大雨,不久,就偷偷到屋里来睡了。我想。震死在屋里,也述足“寿终正寝”吧。

所谓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当然不是庸俗的涛度众生,也不是惩恶劝善。它指的是作家深刻、广泛地观察现实,思考了人类生活的现存状态,比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希望有所扬弃。作家作品中,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刻阃,对典型人物的创造,表达他这种理想。他想提高或纯净的,包括人类道德、理想、情操,各种认识和各冲观念。但因为这种人道主义,创自作家,也常常存在缺備点、弱点,会终于行不通,成为乌托邦。人道主义的作品,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人道主义表现为一种不健康的形式。我只读过他一本《穷人》别的作品,我读不下去。作家因为遭遇不幸,他的神经发生了病态。

只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而一旦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就成为伟大的观念形态,这神观念形态,对于人类固有的天良之心,是无往而不通的。这里我想举出两篇短作品,就是上面提到的安徒生的《丑小鸭》和普希金的《茨冈》。这两篇作品都暴露了人类现存观念的弱点,并有所批判暗示出一种有宏大节奏的向上力量。能理解这一点,就是知道了文学三昧。

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