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夫人张韵秀说：他从拉萨回来像变了一个人，我和孩子都不敢认啦。皮肤又黑又粗糙。可他却幽默地说，这都是目光浴（强烈紫外线照射）的效果啊！高处不胜寒，很难得能在世界屋顶上去晒一晒太阳，乘个凉。
张韵秀向笔者评价丈夫说：他身体好，从小吃过苦，受过磨砺，所以什么都能适应。
从世界屋脊走下来的盛志勇洗漱时从镜子里瞧见自己的脸，脸像贴了两片香山红叶，于是便对夫人说：“哦，等到了秋天，我一定带你们去香山游览。”
听来像是对夫人和孩子的许诺。
“这回是真的吗？”
“真的。”
“不会再变卦吧？”
“不会，不会，一定去，一定去！”
其实，张韵秀对他的这个许诺压根没有当真。
3.-路奔波
接下来的故事，只好借用电影的术语--“快镜头”来记述从笔者对主人公的采访札记，到查阅盛志勇档案履历，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从60年代到70年代，盛志勇领受执行“外出任务”频繁，而且大都是急、难、险、重，慷慨赴难。
他的简历上有这样的记载：
1962年10月，率医疗队赴中印边界……
1966年3月，率医疗队赴邢台地震灾区……
1966年6月，率医疗队赴成昆铁路……
1967年8月，赴朝鲜执行任务……
1967年10月，赴越南执行任务……
1969年5月，随医疗队到陕西安康贫困山区……
1971年5月，随医疗队到山西吕梁地区……
1976年7月，赴唐山地震灾区……
1979年3月，赴云南、广西中越自卫还击战前线……
……
盛志勇说好在那时还年轻，多跑一跑，亲临其境，虽然苦一点、累一点，但对自己从事的创伤外科学研究，积累有关临床经验是大有裨益的……
是啊，在战争前线和灾情现场救死扶伤，比起坐在医院门诊室里等病人上门求医，更具有职业的使命感和神圣感。作为医生在医院里坐久了，这种感受最容易变得麻木、迟钝，甚至会淡忘掉。
至于谈起每次受命赴难、险象环生的经历，他总是爽朗一笑说有了赴世界屋脊接受灵魂的洗礼之后，至于以后所经受的一切历险似乎都变得普通而平常了，哈哈哈哈……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医发生强烈地震，有30个人民公社34万人受灾……
3月9日，盛志勇奉命率领由军队和北京市抽派的18个人组成的医疗队迅速赶往地震灾区……
此时余震未息，周恩来总理乘坐直升机也已赶到邢台……周总理下了飞机就亲临震中地区察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当天晚上，周总理来到邢台职工医院看望抢救的伤员。
这是一幢二层楼房，医疗队急救中心就设在二楼左侧的候诊室，盛志勇与三〇一普通外科主治医师方干、骨科主任医师吴志康等人正在分别为几个重伤员做应急手术治疗。听到周总理来看望大家，都深受感动和鼓舞。
此刻，担任医疗队队长的盛志勇和他的队员们，多么想挤到总理跟前，与总理握握手道声好啊！可是，他们都在各自的手术台上紧张地忙碌着，片刻也不容离开。他们只是听到…个熟悉的声音在人群簇拥的走廊里回荡：
“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代表国务院来慰问大家！在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我相信灾区人民会很快战胜困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周总理离开医院，又到别处察看灾情，慰问群众。党和人民的血肉之情，领袖对人民的至深之爱，时时刻刻激励着民疗队员和灾区群众。
就在周总理一行离开医院后的笫二天夜里，一次强烈的余震又发生了！
震前，盛志勇正在给一个伤员换药，只听见有一种怪怪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像是从楼顶、从四周，又像是从地腹、从岩层里发出来的，呼的一声掠过，整座楼随之像打摆子似的瑟瑟颤抖，他意识到一场大的余震顷刻间来临，立即背起正换药的伤员朝楼外跑，边跑边命令医疗队员迅速转移伤员。说时迟那时快，不到一分钟，二层楼摇摇晃晃坍塌下来！所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从后来的地震测报中得知，这次余震强度为7.8级。
从邢台回来不久，盛志勇又率领原队人马风尘仆仆奔赴西南大动脉--成昆铁路建筑工地，追随着铁道兵、工程兵的是迹穿行于崇山峻岭的皱褶里。
成昆铁路是“大三线”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防战略工程。指挥千军万马建设“大三线”的是曾在庐山会议落难的彭德怀元帅，他被毛泽东点将重又披挂“出山”，担任“大二线”建设副总指挥。
这是被战争驱动的使命。
从60年代起，中国经济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由和平时期转入临战状态。用毛泽东的话说，要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大三线建设主要是抢时间，与“帝、修、反”抢时间，抢在战争爆发之前！
“修铁路也跟打仗，一样，开山放炮、打隧道、架桥梁，一塌方就死人，我们就冲过去抢救。那里地质构造复杂，施工条件简陋，部队官兵的人身安全遭受着极大的威胁。有的地段塌方很厉害，哪怕一块石头落下来，人就没命了。出工的时候看到一些熟悉的年轻面孔，收工回来却再也看不见……”
盛老平静地追忆着那段岩石岁月，声音有些哽咽。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一个征服自然的年代，一个充满激情而悲壮的年代。
“一次是在楚雄的大山腹地，天降暴雨，龙川医（金沙江的支流）洪水猛涨，医疗队刚在安扎下来的帐篷里抢救伤员，不知谁喊了一声：快撤！泥石流冲来了！大家纷纷抬着、背着伤员拼命向一道山冈上奔跑……真悬啊，差一点没被泥石流埋进去。”
就在这时，他接到指挥部一位首长的命令，要医疗队立即派人渡过江到对国，紧急抢救一位受重伤的战上。这战上在一个叫元谋的工区营地，是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毛主席和党中央曾在此地一个猿人穴居的岩洞里住过，指挥红军抢渡金沙江。
惊魂未定，还没有等喘口气，盛志勇便背起手术箱下了山冈，身后跟着两名护上。
可是，面对浊浪翻滚、急流咆哮的江水，他犯愁了：江面上仅有的一座木桥已被洪水冲毁了，两岸之间仅有一条铁索在半空中吊着，被风抽打得晃来晃去。
狂风裹挟着雨、卷着浪在江面上在崖壁上发出骇人的巨响……一切声音都被淹没了，吞噬了！
他提高嗓门大声问前来接医生的通信员，这铁索能过去吗？
通信员也扯大嗓门说，能用，就是太危险啦！
他又问，你是怎么过来的？
通信员说，溜着铁索滑过来的。
他说，你能过来我就能过去。
于是，他吊着滑轮，骑上木板，把自己的腰连同手术箱一起捆在木板上，向江对岸滑去……
两位女护士吓得不得了，哭喊着：盛队长，你这样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你万一掉下去，我们怎么办呀！
滑轮与铁索的磨擦发出嘎吱的尖叫声，人和木板吊在几十米宽的深涧半空中悠来荡去，看上去像一片随风飘浮的叶子，脚下是万丈深渊和咆哮的洪水……为了与死神争夺战士的生命，他已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及时赶到施工营地，抢救了战士的生命。
他说，这是做医生的责任，比起那些长眠于大山里的筑路官兵，为了抢救一个战士年轻的生命去冒点儿险算得了什么呢？这个险冒得值！
这年秋天，医疗队就要离开筑路工地。成昆铁路还没有完工，又一批医疗队开赴上来。
离别前，盛志勇独自向山坡下一片冷寂的墓地走去……墓地里又添了一片新的坟茔。顷刻，一股穿透骨髓的悲凉袭人魂魄！四周的一切仿佛都沉进远古洪荒的静寂里，连谷壑间潺潺流水也仿佛在弹奏着一支凄婉的曲子，听来抑或是一支经过炼狱洗礼的安魂曲！沙砾和灰渣堆成的一排排坟茔，一条条高低不等的被风雨熏染的黑色岩石便是为死者竖起的墓碑，钢钎凿刻的简短碑文记载着死者的名字和生平。
其实，这些坟茔大都是象征性的空壳。在可怕的山体滑坠和骇人的山崩中，死难者永远留在了大山的怀抱里，与大山融为一体了。可歌可泣的是，在死神向他们猛扑过来的时候，他们无所畏惧地向自己的生埋和心理的极限发起挑战--那只是短暂的瞬间，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言或豪言壮语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一群鸿雁排出“人”字形，声声呜啭着，从空谷掠过，向远处飞去，这使他心中油然生出一种不可言喻的悲悯：在这人烟稀少的大山腹地，花的季节转瞬即逝，工程竣工后，这里很快重归冷寂。一同进山的战友又要开拔到别处另辟战场，只留下他们中间的几个，默默地僵卧在大山里，再也见不到亲人的面，再也看不到战友们那熟悉的脸庞和捧献的鲜花……靠着广播、报刊、文件才对大三线略知一二的人们，有谁知道在这无名的山脚下，还有这么一方孤零的墓地，里面长眠着原本是鲜活而优秀的生命？活着的人哪，千万不要忘记，和平的岁月里仍有牺牲和流血！千万不要践踏献身者留下的果实啊！
他向墓地深鞠三躬。
时间依然在大山里庄严地掘进……而此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席卷全国，工人停工，学生罢课，农民在田间地头开展“大批判”，军队更是大兴“政治挂帅”，成为“革命的大学校”。
盛志勇率领的医疗队返回北京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判“封、资、修”，参加“斗、批、改”，接受“触及灵魂的革命”洗礼……他实在难以预料，迎接他、等待他的和他所要面对的一切将是什么？
4.当“特嫌”的日子
空气里仿佛有一种火硝硫磺的味道，太阳也仿佛放射出乱箭穿心般的芒刺……盛志勇一回来就失去了那种在大自然里畅漾，一路奔走的自由了，犹如一辆奔跑的汽车戛然刹住，但机器并没有熄火，而是加大油门在那里轰鸣空转：参加学习班，背诵最高指示，早请示、晚汇报，灵魂深处闹革命，自查自纠向毛主席老人家请罪，背靠背揭发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
“那阵子，像我们这些科主任们，被当做不大不小的‘反动学术权威’打入了另册，所以人人都有一种恐惧心理，担心会被随时戴上一顶莫须有的罪名帽子拿去‘开刀’，去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
当然，被第一个“开刀”的不是盛志勇，而是骨科主任陈景云。斗陈景云时，盛志勇和不少人感到意外，感到莫名其妙，这么一位技术精湛、医德高尚的骨科主任怎么说斗就斗了呢？但不管怎么莫名其妙，这位骨科主任被斗了，斗得跪在地上得也站不起来了……接下来挨斗的是骨科的一位姓薛的主治医生，他只是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就当即被斗了，他忍受不了，就跳楼自杀了。他是挨罢斗争后跑到外科楼目跳下去的……
最令盛志勇感到震惊的是，他最尊敬的老师和战友沈克非教授在上海也同样遭受到种种诬陷和迫害，失去了自由，于1972年10月在上海含冤病逝（1978年3月党中央批文为他平反昭雪）！
盛志勇岌岌可危地感到，眼前的世界已经错乱失序，人们的思维、行为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态、运行都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操控着：
1969年春天，三个军医大学遵照“林彪1号令”进行转圈轮换搬迁--上海二医大搬到西安，西安四医大搬到重庆，重庆三医大搬到上海。这么一闹腾，真是损失惨重啊！直到拨乱反正后，三个军医大学又各返原位，好几年才慢慢恢复过来……
盛志勇讲起这荒诞可悲的一幕，扼腕顿首--
为什么要这么搞？
是当时的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林彪的死党）为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和私欲，拿国家和众生的命运下赌注！
当时总后各单位成立的红卫兵造反组织，既有保邱的，也有反邱的，解放军总医院和几个军医大学也不例外，并且是“重灾区”。比如上海二医大，有保邱的，有反邱的，而反邱的又是保张春桥的一派，这下麻烦了，结果转圈转到西安后，保邱的把反邱的一派打得一塌糊涂，把一些人的屁股都打烂了……当时我和那些被打入“另册”的一类人哪一派也不要，就只好靠边站了。
到了“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们这些人的麻烦来了，因为我曾去过美国进修，就把我定为“特嫌”，专案组把我从我的办公室赶出去了，我的办公室就作为专案组的办公室用了。我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反省、背语录、写请罪书、写悔过书、等候传唤、接受提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每次提审都叫我老实交待，我说我就那么些经历：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去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医学院进修--上海中山医院任外科主治医师--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外科系副研究员、副主任兼任上海急症外科医院普外科主任--解放军总医院创伤外科、烧伤外科主任，该交待的都交待了，再搜肠刮肚也交待不出来了，我既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又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军队，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团，反正除了加入过共产党之外，其他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过。
一时没有定论，就把我这个“特嫌”挂了起来。每次在总后礼堂召开批判大会，我们都是列队参加。坐在会场两边的是左派，坐在中间的都是有“问题”的，我就坐在中间有“问题”的后一排。
就这样审来审去，査来査去，审查了好几个月。还好，我是“走读”的，没有被关起来，可以回家，但要保证随叫随到接受审查。而关起来的有王雁冰（后任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有姜泗长（着名的耳鼻喉科主任），还有吴志康（后任协和医院骨科主任）等人，专案组给我下达的“任务”是，要我揭发吴志康的“三反”（即反共产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言论。专案组人员说他跟你去过西藏中印边界，又跟你去过邢台地震灾区，你不要再包庇他了，包庇三反分子与三反分子同罪！我说没有就是没有嘛，你叫我瞎编也编不出来呀！实际上也真有人为了保自己或是别的目的时编造谎言、捏造事实陷害他人的，结果怎样呢，被诬告被陷害者遭罪，编造者本人也倒了霉。
几个月后，我的审查结论出来了，我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让我再担任科室主任工作了，干什么呢？就叫我去病房当护士。打针、发药、抽血、量体温……我干得很漂亮，无可挑剔！因为我这种特定的“角色”责任很大，出一点事情就会扣上一个“帽子”对你进行“阶级报复”。想一想，很悬啊！
……
--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在那个“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动乱时期煎熬过的一段当“特嫌”的日子。这是叫一代人镂骨铭心的记忆，也是令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痛定反思的历史。
然而，这段“特嫌”的日子熬过去了，从此往后的日子又是怎样的呢？
说着说着就到了1969年秋天，上级革命委员会发出号令，要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去。盛志勇自然是首当其冲作为第一批开拔的。一方面给农民治病，一方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的地方是陕西最贫困最偏僻的安康地区。
那年他49岁。
他说，这很难得，到山野泥土里滚一滚，透透气，比在这城里“圈”着好受啊！
5.山野庶民的交响
人类学家们曾用最直白、简单的语言，表述人的基本需求有两种：既需要和家人围坐在饭桌和炉边，享受亲情团聚之乐；也需要出门远行，体验风餐露宿之趣。
于是，就有了雄关漫道，山重水复；就有了人在天涯，乡愁万里；就有了生活在别处，月是故乡明。
于是，出走、漂泊、流浪、放逐就成为最时髦的后现代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