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棉鞋在哈尔滨就好，没丢就好。梦霞的梦幻色彩给她的生活增加了多少暖色，嗳，你的裤子怎么这么大？是么，她缝的裤都是很合身的，这条裤怎么就长大了？
孙超这才发现自己穿了一条卓别林似的大裤子，他立时成了一个受委屈的孩子：毛毛，辉辉，你们大家都来看，妈妈给爸爸做的好裤子！裤腰快到我胸口了！
这条裤子不是我做的。颜色不一样，布也不一样！你又是拿了公司哪个人的裤子自己穿上了？这么大，是苏传树的吧？你呀！明天我把你的裤子里边绣上你的名字，你就不会老是穿错了。
我到哪儿都是说走就走，谁还有工夫翻裤里查字？
孙超在三个孩子面前，像他们同年龄的不安分的伙伴；在妻子面前，像一个任性娇惯的孩子。人只有在充满了爱的环境里，才能展现出希望得到爱的一面和可爱的一面。
偶尔晚上早一点到家，孙超就要享受一下人生了：毛毛，给爸爸唱支歌吧。
毛毛那甜美的脸和甜美的嗓子啊：
青青绿草铺满山冈，
路边开野花。
河水弯弯围绕着它，
就是我的家。
到了家乡还要听这支（家乡》，实在是想强化一下对家乡的感受，实在是回不了几天家乡。还能回几天家乡？这天晚上，孙超又任性了：梦霞，今晚我要一个人睡。
准是他又要谋划什么大事，或是又要和公司的人商谈一夜。反正他一回家，就会跟进一屋夜猫子。
梦霞睡在孩子们的大屋里，潜意识里一直有什么不安。好像有一种生物电老在触动她。她明明睡着，可又几次感到孙超好像老是上厨房去。孙超那小屋就靠着厨房。他老厨房干什么？他往水池里吐什么？
血！一口一口的血。
快送你上医院！
不，不能动我，我不能动了，一动就吐血。
第二天早晨，梦霞正要去上班，孙超在小屋里喊她：你可别把我反锁在家里。我还要去公司的。
你这种样子还去？
你别栏我。
对于孙超，要不活个彻底，要不就宁可一死。1980年他的肠子上长广肿瘤，部分癌变。变卖了自行车、缝纫机——一切能卖的家当住进上海一家医院。那天上午九点医院要给他动手术。他想想动完这种手术，腰间永远得系一个瓶，还怎么工作？他从医院溜出来，找到另一家医院，问问还冇什么别的治疗法？正巧这儿一位大夫说他做过十一个这样的病例，不动手术而摘取肿瘤。可能要扩散。但若两年没事，就问题不大了。
那今天就给我摘！扩散也没关系。死也没关系。就怕不死不活。
从1980年活到现在，孙超觉得就是死也够本了。
公司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总经理有这段病史。孙超也想不到我会知道。工作以外的事，他什么也没对我讲过。我也没问过。他没有这个时间。
只有一次，我望着精瘦的孙超，憋不住了：你老这么千，你的胃病什么的怎么办？
我没病。
你一旦病倒了，就会是大病！
所以在病发作之前，我更要抓紧干！
他总是有理！他还要怎么抓紧？
世界工联在1945年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就一致提出每周工作时间应从四卜八小时减为四十小时（五天工作制）。到1986年，每周工作时间日本是三十九点九，西德是四卜点七，挪威是二十八点九。可是孙超公同的人每周要工作几小时？或者不如说每周只有几小时可以不工作？这种非人道的生活！非人的生活！
什么叫人道？什么叫道德？商品经济的被压抑、被非议，产生了商人无道德的传统看法商人面对的便是层层设防的关卡。孙超们只能在非人道的生活中去实现他们的道德观——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是道德的；压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是不道德的。得道多助。公司出口货源得到十六个省、市的八十三家粮油公司、加工厂的支持。运输有铁道部下属五个铁路局、公司联营，港口有天津、大连、秦皇岛、连云港、上海5大港口联营合作，资金有省粮油、省进出口公司全力支持，更有十二个国家、地区的一百六十二家外商、客商成为贸易伙伴。公司靠卖粮难这个信息起家，现在又发现卖煤难。公司开始从粮食出口为主转向7。1986年下半年，签约出口的有大同动力煤十万吨，蓖麻籽三千吨，红薯干两万吨等等。1986年公司预计创汇一千九百五十万美元。要不是三四月分损失了三百八十五万美元……
当初孙超公司的方针是你查你的，我干我的。只要不把公司搞垮，公司就要发展。如今公司上下以孙超精神和孙超效益，赢得了信誉。
11月19日，孙超的又一分公司一兴华联合贸易公司和美国嘉垦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合同。双方同意在美国芝加哥成立中美联合公司。公司命名为：兴华股份有限公司。
《世界经济导报》10月27日第七版的头条文章：《应该怎样认识孙超现象》。讲到孙超公司是对所有制关系变革的一个突破，报纸用黑体字标出它不是离经叛道，而是真正逐步接近社会主义，它或许可能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内容。社会的承认越发增加了公司上下的信誉感。我走进华安公甸。屋子中间一地旅行包。一个个鼓鼓的，铆足广劲儿准备上路似的。华安是孙超公司的中转站。公司外贸人员又要倾巢去搞货源了。公司人人都疯忙，可是在一号忙人孙超面前能说什么怨气？——说不出口。
汤士祥的母亲有怨言。母亲在安庆农村长年见不到儿子。安庆总公司的人帮助老母亲打了一个长途到华安。汤土祥一拿起长途：哦，妈！死鬼！母亲说。听见了儿子的声音，母亲心满意足了，再也没什么别的要求：行了！
她把长途搁上了。
这位母亲真有福气，一点不知道儿的风险。
命运篇
北京华安。凌晨四点。孙超和苏传树停下了工作。睡吧？睡吧，睡吧。可是，应该跑一趟塘沽？对，得去。这就去！可以坐204路夜班车到北京站。
买到了两张八点开往塘沽的火车票。不行，得赶时间。要想办法挤进六点那班火车。买两张站台票进车站再想办法吧。
北京站管得严。凭站台票不能上车厢。跟车窗里那位旅客借一张车票吧。苏传树把自己的皮包往那位给搞得莫名其妙的旅客面前一塞：同志，请把你的车票借我们用一下。我们必须赶紧上塘沽办急事。等这位姓孙的同志了车厢就把票还你。我这皮包押在你这儿。我这人也押在这儿！
姓孙的同志进车厢后，赶紧把车票还给人家，把当在那儿的苏传树赎了出来。
苏传树只好走出站台等着八点那班火车。
孙超则赶紧向列车员自补票，又熟练地递上六元罚款。自然不是初犯。自然合情合理不合法。自然经不起求全之责。
求全之下，一事无成。
保险不出错，人人都能接受的改革，到底触动了多少旧观念？
如果允许改革而不允许出错，进而不允许出圈、出格、出众、出色，那么，这种绝对化的求全的思想，铺设的也只能是阶级斗争之路，政治运动之路。
那么，为安全起见，大家只能是今天天气哈哈哈。
难道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用钱把人养活，叫人无所用心？孙超说。
允许无所用心，等于是提供时间给人胡思乱想，提供条件给人整人。
结果是生意做得越大越要受审查。谁还敢振兴中华？
改革自然不是坦途。但也不能人为地使之成为畏途。
世界很大。快车道，慢车道，人行道，地下铁道，本来可以各行其道。我9月底在松花江边，看见倏然驰过的飞艇，像一把激光手术刀似的划破江水。手摇的木船像历史长河里漂荡的一个音符。突突的机帆船，像坚实地行进的脚步。三种船各具特色，各不相扰。三船共存，生态平衡。
我坐进小木船，寻找古老的情趣。
老船夫老而不衰，坐在船头就像一部古老的历史书。
老大爷，您干这行不少年头了吧？
是呵。去年我干脆买下了这条船。
哦，您花多少钱呢？
三百五十元。
那您每天可以赚多少呢？
现在差些。七八月份乘客最多。一天可以挣十好几元。
本想寻找古老的情趣，怎么又扯到经济上了？可是，没有经济的搞活，这松花江上能漂荡着那么多的木船、机帆船和飞艇吗？不同路数的船适应着不同路数的需求，用不同的方式自由竞争。不同的思想观念也应该在时代的长河里各占一个席位，各就各位地平等竞争。
求同性必然带来排他性，乃至用权力消灭不同的观念。这种求同的思维习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层，有足够的根基和力量向离经叛道的孙超公司宣战。
孙超公司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经济效益，自然是这种求同思维的习惯势力不能容忍的。孙超公司的人为什么那么卖命工作？准是得了孙超的好处！那么，卖力地追杏孙超公司的人是不是也得上级的什么好处？我们的革命前辈们不怕牺牲，又是得广什么好处了？
生意做得越大，到底是问题越大还是贡献越大？孙超公司为国家多赚外汇，公司己也积累外汜，到底有什么不好？我国近期一再强调要改善投资环境，欢迎外国老板来中国赚钱。可是我们自己的老板在自己的国土上为我们中国人自己赚钱，为什么有的人要关怀备至呢？为什么要把中国人赚钱的机会让给外国人呢？
对孙超公司关怀备至的人们，也许只是因为机运差一些一至今没有轮到他们接受商品经济的洗礼。商品这个平等派人士随身携带的平等观念、竞争观念、民主精神、科学精神等等，还来不及馈赠给他们。
求全和求同，便是悬在孙超们头上的两把剑。
我孙超随时准备没有好下场。我只是想做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
一个有志气的人才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马来西亚、英国、口本、意大利、美国等多少外商一再邀请孙超出国考察，见见那些没来过中国的贸易伙伴。有的外商甚至要求安庆市负责人帮忙劝说孙超出访，甚至有的部门把孙超出国的手续都包办好了。孙超没有去——为什么一定要我去你们国家呢？还是欢迎你们到我国来吧。我实在没有时间。
出访可以扩大贸易，孙超应该去的。
但是孙超只有一个。
一个孙超每天也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何况还得常常提防不测之风云。虽然他都搞不清究竟是什么人在支持他或是什么人在整他。搞不清。也不想搞清。紧赶着做生意还来不及！
孙超公4在当今改革的风风雨雨中，算是命大的。公司在省、市领导的始终不断的具体关心下，一次次地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外商、港商也深知其民办官助的个中奥秘，所以每一次风浪过后，越发地趋之若鹜。
孙超公司没用国家一分钱，繁衍了那么多企业，创造了那么多外汇。这个令人刮目的投入产出比，距孙超的总体设想还很远。人们说孙超这么干对得起国家了。对得起是相对的，对不起是绝对的。孙超说。
真诚的，赤诚的。
不过，是不是有点三省吾身、忠君报国的色彩？孙超牢记没有1949年的解放就没有他孙超。但国家是不是应该进一步解放孙超们，关心孙超们——从精神、思想到情感、健康。1986年4月孙超公司正处困难期。4月的报纸上正在宣传北京长城风两衣厂的厂长张洁世。我可不希望风雨衣厂的厂长没有风雨衣穿。我更希望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尽可能少付出一些累死人的代价。我还希望今后对于癌症的防治不仅从医学方面进行研究，还要从精神和物质等方面去研究。如何减少多劳者的精神压力？如何少死一些好人？如何提高多劳者的物质待遇？多劳多得才合乎道德！我希望出现更多这样的企业——获取很多利润，但是经理（厂长）没有得癌，没有累死。经理（厂长）还可以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为职工提供更多的发展自我的机会。
我希望。
我希望更多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知道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并且行使自己的责任和权利。
公民意识的强化才能有人的关系的常化。
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呼唤着政治体制的改革。
我活到五十来岁，才开始干事业。孙超说。
一句话，几多悲凉！
孙超怎么了？头发怎么全往上翻卷起来，好像迎面的大风把头发全吹起来了。而这是在屋里。没有风。
哦，原来他一着急。他那一头软发立时就会竖起来。
没有必要劝他不着急。个人不承担风险，国家就要承担风险。他说。
不能不这么干。不这么干就不是孙超了。或许孙超这么疯干正是他的最佳生存状态？或许他正是在跟波澜迭起的困难的抗争中，找到了自己。
不过，很难讲孙超哪天就随张洁世而去了。去了就去了。他可不会有张洁世的荣誉。因为他是商人。
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年代，商人到底处于一种什么地位？
任何科学革命、社会革命都需要献身精神。在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孙超们，难道不是当代英雄？
在孙超公司的困难期，在4月8日那天，我奔赴西郊。哦，梨花！梨花开了！嫩绿世界中的嫩白，嫩的白，白的嫩。梨花的同时代人樱花年年得到盛赞，我总觉得原因之一是日本人樱花啊、樱花啊地唱出来的。而梨花在乍暖还寒的季节，亮出一个嫩春，告诉一切忙碌时不知春的、麻木而不觉春的人们：春来了！不知不觉地来。有声冇色地来了。
晓春的嫩白在完成她这个角色的任务后，便引退了。尽享春之烂漫的人们，很少还记得她。也毋须人们记得。
梨花那匆匆的生命啊。
梨花是春之先驱。
梨花呵，梨花啊。
中年企业家的问题巳经继中年知识分子之后，摆在我们面前了。企业家的命运关系着国家命运。
所以我要写这篇文章：论孙超现象。
话外篇
今年9月22日，我去看望老作家冰心。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坐的沙发后边依然是那幅梁启超为冰心写的对联。八十八年前的昨天，八十八年前的9月21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处斩。这就是致力改革的维新人士和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较量的结果。梁启超、康有为则逃亡日本。维新人士早期认为能变则存，不变则亡，但是逃亡日本后，转而主张立宪保皇——变成退化则存。
中国人素有把新事物纳入旧观念的传统。
这是八十八年前的昨天的事了。
八十八年后的今天，我和冰心几句话就讲到了改革。冰心说，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三座大山，封建主义这一座还没被彻底推倒。中国反封建主义如果容易的话，那么他——我笑指我身后的梁启超——当年就可以成功了。
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身上都有封建主义。冰心说，要去掉封建主义，这就好像脱皮，要一层一层地脱。又好比从猿到人的变化，那根尾巴是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才能蜕化掉的。这是历史。
历史无情。冰心也未能在文革中幸免。书籍全被抄走。茅盾、老舍等等给她写的字幅都被革命洪流荡涤一空。梁启超这幅字正好在一只书箱的最底下。抄家者也有抄腻的时候，终于没有抄个彻底——终于没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昨天的谭嗣同就提出：上权太重，民权尽失、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
人欲，首先是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
民权，归根到底是使每个人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