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倒着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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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超前意识(2)

我又想起宣传科那三百斤。刘韶安说,艰苦奋斗,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现在一提艰苦奋斗,有人就理解为吃差点、住差点。不对!艰苦奋斗放在今天,放在十三大以后的今天,就是要艰苦创业,发展生产力!我们这里,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没有加班费。我们利用星期天开全厂会,工人就不会有意见。因为干部没有加班费,工人有。干部就有号召力。

然而干部也是人,也会疲劳,也会困。刘韶安倒好,汽车一开就能睡觉。所以还能维持他的生态平衡。一天下来也常有一点享受——如果夜里十一二点能回到家,那么一边看几份当天报纸,一边看电视新闻。也不知他怎么同时把报纸也看了,夜间新闻也看了。看来人的确还有很多潜在的功能——包括特异功能——尚待开发。

否则我也不愿意女的比男的强。

星期天,谈国荣回家了。黎淑明照例又在加班。我走进屋去,没人。走进厨房,谈国荣在洗一大盆衣服。历史的重复。

谈国荣是个英俊青年。我刚认识黎淑明,她就给我看她和她心爱的丈夫合照的心爱的照片。然而黎淑明的心,黎淑明的爱,好像都给装进那些工装短裤、工装牛仔裤里了。

家,是具体化的。做妻子做母亲的,总是一个家的主轴。我每星期天带着功课回来,总希望家里干净、温暖。但是她老不在家。这都影响了我的归属感。

我每次一回来,总是先接达。一看达穿得那么不好,我这个男子汉的眼泪直往心里流!我的同事总说:你的孩子一定穿得很漂亮。因为黎淑明很会做衣服。可是黎淑明根本没有时间给达做衣服。我每次接达,一看穿得连农村小孩也不如,因为都是淑明妈妈做的——我一点不是怪老人,我是说,我们做爸妈的没有尽到起码的责任。

我想:你也不要当服装厂副厂长!那年总厂聘任她当副厂长时,我们俩人整整商量了一夜!当,还是不当。原先她是生产组长。责任不那么大,当了合资企业的副厂长,又要交际,又要订合同,又要了解国际市场的行情。因为这个厂没有正厂长。不过又想想,现在是个竞争的社会,逼一逼也好。如果有了机会不去拚搏,没有本事是要被淘汰的。

我也亏得在外读书,思想开阔了。

否则,我也不愿意女的比男的强。原先我和她好的时候,我是这个厂的工人,她是待业青年。人家说,你找一个待业青年怎么行?我说就是她找不到工作也不怕的,没所谓的。男的比女的强一点,心理上倒很平衡。她当厂长后,我要不是在广州读书,我肯定会有些不痛快,现在我想,80年代了,应该有一个开明丈夫,自己争口气,把妻子作为自己提高的促进力。

我这头学习,充实了,也提高她。我读经济法,读企业管理。我学经济法案例的时候,常常担心如果她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应付?常常怕她上当。所以我总是想把学到的和她讲。可惜她老是不在家。我就希望能有机会让她也去脱产读书。哪怕时间短一些。否则她的知识和能力有距离。

我们像认识了十年的朋友一样,笑着。

宁可相信可能

蔗化厂已经有了服装厂、电力厂等九个分厂,还有七家分公司、七家合资公司。还有六个工地同时在日夜兼程地动工,建设纤维板厂等等。就连工厂供销科,都有了五个营业执照和五个银行账号,又起了三家公司。我到广州市江南西路十九号,这儿是供销科买下的一幢九层楼房,他们开的广州分公司,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开张了。一楼是商场,二楼办公用,三楼搞设计,四、五楼出租。前些日子,隔壁一幢大楼的三层以上被南海石油公司买下了。他们又买了那一、二层作商场用。二层专卖本厂纤维板厂生产的家倶。两幢楼间正在打通。不远处又有一幢五层楼房和一幢二层楼房被他们买下了。

从江南西路出来,刘韶安带我去看望中山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谈话间,刘韶安竟又发现两个可能开拓新领域的线索。当然,仅仅是可能。一个有心的企业家,宁可相信可能,而不会首先觉得不可能。或者说,明明觉得不大可能也不放过那依稀可见的可能。

市头蔗化厂本来是一老厂,设备是旧中国留下的杂牌军,人称万国牌。刘韶安在1982年提出拆掉三个车间,自己来生产我国还没有的五千吨大型压榨机。如做不成这种机器,那么,后来的压榨机也已经拆掉了,农民种的几十万吨甘蔗就无法开榨!而且这一个项目的二千五百万元贷款用什么还?实在很难赞同他的这种奇想。但是三中全会后农村形势这么好,甘蔗这么多,不更新压榨机,甘蔗就榨不完!何况80年代的人,还使用1900年的蒸气机和1921年的旧锅炉,怎么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大型压榨机,4月份还没出图纸,11月要安装好,开榨。刘韶安派人到东北、四川、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分头去定制各种部件。大轴承从东北运来时,已经一天也耽搁不起了,大卡车连开七天七夜!

如果卡车在路上遇到故障呢?如果哪个省的部件脱节了呢?真像惊险故事片,紧张得使人等不得看下去就想问:结果怎么样?结果是,1982年大型压榨机的制造成功,使蔗化厂派生了一个糖业机械制造厂。

那几年,社会上正在进行一场奖金攀比的全运会。蔗化厂1983年又引进服装加工生产线、塑料编织袋生产线等。

1985年利用锅炉停榨期的蒸汽发电,一年建起一个热电厂,不断地需要钱,钱,钱。奖金只能压到最低水平。贷款像叠罗汉似地见涨。大家骂刘韶安是败家子。不过这两年糖价不提,蔗农大减,要是没有花色繁多的各分厂、各公司的综合经营,糖厂如何维持生计?大家夸刘韶安有超前意识。

蔗化厂就在珠江边建码头,盖电厂,完善程控电话、国际电传等等,能源、交通、通信,形成投资环境的三步棋,已经走出了。

但是如同1982年不生产大型压榨机就难以消化生产的甘蔗。如同1983、1984年不开发新项目,蔗化厂今天就难以生存一样,刘韶安到了1987年11月,又面对一步不能不走出的棋了。

忽然想到之三:

11月19日。一个乎常的日子。我只记得贝利在11月19日,踢进了他的第一千只球。当人家问他广你最满意你踢的哪一只球?贝利说下一只。这句话比这只球流传更广。这是哪年的事?

1987年的这一天,我又感受到这种下一只球的精神。厂副总经济师吴锦梁正在向干部们阐述1988年大承包方案。讲的是广东话,我只能听懂改(计)算、奖根(金)、公西(司)、折(质)量、海(系)数、几(指)算、雷(利)润、挂欧(勾)、恒(含)量、好黑(考核),唉呀呀!亏得开会前,我找他谈过。我听不懂时,他干脆以写代说。拿起笔时要戴眼镜,放下笔时又脱眼镜,四十多岁,眼睛就超前老化?

蔗化厂1988年开始的大承包,是把原来的一本账,分成各公司、各分厂的十几本账。产值、税利、福利、劳保、住房、工资、奖金等等一切,各分厂独立核算。原先分厂厂长完成了生产指标就完成广任务,现在不能不独立考虑成本、物价、管理、经营、市场、信息……

一切。从资金周转到职工吵架,一切矛盾都可能向总厂上交了。

是的,调动积极性的一个要素是:利益的分配。大企业深入一步改革,不能不面对——二次分配。

但是我想,总厂对各分厂最后定下的工资总额基数,分厂对总厂承包时各项挂钩指标,这是关系着各分厂、各部门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数字,在定下之前,会不会在总厂和各分厂之间会产生利益的摩擦?各分厂会不会把自己的实际生产能力打埋伏,好少承担一些义务?承包以后,为了多分得工资和奖金,会不会过多裁减人员?为了追求产值和利润,会不会拚设备?企业本来上上下下都学习了(全面质量管理),承包以后还会愿意花时间、花钱去停机维修、更新设备吗?这些设备的所有者又不是各分厂厂长,而且也不知道自己会当几年厂长,会承包几年。这样,为了眼前的效益,会不会不考虑分厂长远的发展?

恐怕又要乱一阵?

这些短期经济行为,一时上或许很难避免。如同国家也难以防止企业的一些经济行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么。

所有制,限制了眼界。

人们关心物价,关心工资,关心分配,关心风气。这一切问题,都和所有制关连着。但是他们独独把所有制扔给经济学家们去处理。

如果大家来关心一下所有制,或许,能在经济理论领域多蹚出些思路?多一些初生牛犊,或许可以多一些理论突破口?

忽然想到自己。

改革每深入一步,总要触及某一方面人的利益或习惯。这一步,触及的是分厂长。

刘韶安一年前就在厂里谈了这个设想,两个月前又开会向各分厂、各公司的干部谈了。刘韶安想进行一个大变革,总喜欢由大家议论上一年。免得超前行事。

这里不会有人再赞成吃大锅饭。但是,一年议论,两月等待,都不见哪位分厂长要求实行大承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