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产业现在在我国还是一个朦胧的概念。智能产品的主体是人，是人的脑袋。智能产业是把人的智能作为开发的对象，使人的知识价值实现其经济效益。智总如何提供优化方案，制订优化策略？日的理论用不上，新的思维不够用。在智总，天天都有危机感。小沈说。
譬如财产关系。社会的基本关系，不就是人际物质利益关系——通过对财产的占有表现出来的关系。利益的个人所有并不因为公有制而消亡。商品交换是调整人的物质关系最自然的社会形式。市场机制建造的必要前提，是允许人民自由使用财产，包括投资。（后来我与闻慧勇聊天时，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小沈有别。小沈应当有小沈的看法，如同小闻应当有小闻的看法，如同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和别人不尽相同的看法。这一种看法是对的，并不排斥另一种看法也是对的；如果这一种看法是错的，并不表明另一种看法不是错的。）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改变了单个投资体直接组织经营的原始经济组织方式沈奎，你是想从根本上改变现有财产关系？不，他是想探讨……他看到为留学生呼救的报道时，他只想自救；让他考虑开发区的优化策略时，他想他得快速优化自己的思维。
沈奎，看上去白白净净。可他眼睛的幽深处，好像老是有人在点火似的，闪烁着。
办成冒险家的乐园
未来卓越的现代化人才，将在一代绝非完善的青年中诞生。
清秀遮掩了他的瘦弱，瘦弱遮掩了他的激越，激越遮掩了他的聪灵，聪灵遮掩了他的深沉，深沉遮掩了他的忧虑，忧虑遮掩了他的单纯。
他叫闻慧勇。
他1984年在中山大学经济系毕业时，分到北京一所大学任教。
不去。
当时广州经济改革形势很好。而理论较之经济实践的发展，太苍白无力。他才二十七岁，不想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工作，只想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寻找机会。是的，在还能冒险的年龄，想多担些风险。分配单位中有云南计委。没人去。云南经济比较落后，更需要新东西去冲击。（有人认为到经济发达的地方更能发展自我，有人认为到经济落后的地方更能发挥作用。都对都有道理都长志气都有作为。）闻慧勇告别了正在广州渎硕士生的未婚妻，走了。
一年半以后。小闻和云南省委联系了承包一个县的事宜，而且搞了一个县城综合体制改革方案。因为县是浓缩的社会。他又和省商学院联系好办一个企业咨询公司，章程也写就了。然后，然后他被送上回上海老家的飞机——病了。他怎么会得这种该死的、该诅咒的病？太拚命了？可他还年轻、还那么年轻啊！
上帝啊，他这辈子做错了什么事，要这么惩罚他？等着他的是什么呢？不——，力所不及的事，不去想它！
他从来只知道把力所能及的事做好。他1973年在上海高中毕业后，去了农场。从批林批孔到反资产阶级法权到组织马列小组，用当时的观点看，他一件件事都做好了。读了马列，继而想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他走进一个个农家。农民，不是从水深火热的旧社会解放出来了么？但是解放了的农民吃着南瓜、玉米、咸菜，床板上铺着稻草。比解放了的农民多解放一点的是村干部，可以一边喊专门利人，一边专门利己。
当时的闻慧勇以为社会的腐败就是人的腐败，以为把这样的村千部撤换了就好了。后来上了经济系，才明白体制的不能不改革。但是又非常不满意那种推理小说似的理论。七年的农场生活，在他心灵的土地上种下了忧国忧民的根他在上海就医，生还人间后，云南是去不成了。
上海、广州、深圳的几家投资公司、信息中心要他。按常规的看法这些单位都是美差。但是闻慧勇要的是开创性的事业。只有当他见到郭晓东的时候，他才汹涌起一股如他当年投奔云南时的激情。郭晓东说我国智能产业的落后越发导致知识的落后。智能产业的市场环节很不成熟，智总怎么搞，如同一场球赛，得不断地调整队员，谁上场，谁下场，队员和战略不断变化。郭晓东已经五十几岁了，他希望智总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冲刺。
只有事业心才能呼唤事业心。
1985年5月，闻慧勇一到对策研究部，郭晓东就让他搞调查研究，着手准备写一份《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若干问题》。小闻和小沈一起完成此稿后，1987年春开始，他就连篇累牍地发表《开发区建设面临的十大难题》、《开发区的改革》等文章。这个忧国忧民人士，专司报似的！
由于体制缺陷的制约，开发区的市场条件与世界市场相比，并不充分，这就使我们在囿际竞争中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地位。这种局面不改变，我们就无法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开发区原有干部制度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特点。一旦外来输液祜竭，内部又难以形成自我更新机制而产生源源不断的活力，开发区干部就将逐步退化、老化。由于干部制度改革起步太慢、太难，这些人（人才）的时间与才华在不同程度匕被白白浪费。
光是千部制度改革也不行，整个经济结构要变。如何改革现有各大国营公司的管理体制……使其朝集团企业方向发展。否则企业不像企业，没冇企业应有的风险，没有与此相应的权限，没有自我调节的企业机制与竞争机制，现在的干部聘用、考试，都有一些变通的办法。只有当企业真正成为企业，企业搞不好就要破产、垮台的时候，才真正能把适当的人选推到企业领导的位置上。如果开发区招聘人才，只是像别处那样给工资、给职称、给住房，未必能真正招来闯事业的人物。对于人才，要给风险、给机会、给相应的利益。开发区如果哪一天办成冒险家的乐园，就成功了。
我又觉得自己幼稚、贫乏、理想化。我自己对自己提出的事物的可行性，也没把握，因为我对事物基础的了解，还模糊。需要有真正切实可行的方案。
闻慧勇，单纯后面的忧虑，忧虑后面的深沉，深沉后面的聪灵，聪灵后面的激越。他逐一比较广州开发区与亚洲四小龙的投资环境，尤其是软环境——行政效率、人员素质、金融、外汇条件、市场开放程度等等。我们连开发区的软环境都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比较往往是痛苦的，需要有勇敢精神的。
小闻年轻的眼睛里，生长着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忧虑。我忽然想到，小闻在农场七年以后如果没有上经济系，不会有今天的忧国能力。我们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不过忧国是需要用行动去忧的，需要用行动去发展生产力。忧国也需要有能力、有本钱。
未来卓越的现代化人才，将在一代绝非完善的青年中诞生。
我走向智总对面的珠江码头。纯白的太阳，粉红的天空。在纯白和粉红的背景上，是一行各种颜色的高高的吊车。像一只只骄傲的长颈鹿，自在地在那纯白、粉红的底色上，留下一个个清晰、多彩的自我。
开放的心理
自己是过渡性人物，只想跟上时代而已。搞改革，摆在前面的不一定是宴席，也许只是……疲惫感。
他的眉毛的浓黑，淡化了他面部的其他器官。双眉间，还有细细的眉毛连着。像那种用银链连着的筷子。一说话，双眉向下，如同筷子一下夹住了眼睛、鼻子、嘴，连同那瘦削的下巴。
下巴的蜕化，越发突出了头脑的庞大。或许，过于偏重头脑这单项功能，其他器官只好都从简、从略了？
1986年3月，香港太平洋公共关系协会和广东省广告公司在白云宾馆举办《公共关系和现代化》的研讨会。中方第一个发言人便是他，曹小元。这研讨会，本来没有他，或者说，本来人家不知道他。会前他送去一份发言稿，竟赢来了第一个发言的机会。
这年他三十九岁。不年轻了，也不老。他当兵，当放映员，学画，搞宣传，写生产报道，研究城市经济。该经历的，似乎也经历了；但是该学的，又似乎都没来得及学。广州，较少知足常乐的心理障碍，却有和港澳作横向比较的开放的心理。先有开放的心态，才能放手研究商品经济发展的人际关系。曹小元写过：《广东地区公共关系发展的现状与展望》、（公共关系必读》等等。直至公共关系成为热门，他就转向了。思想没有专利的，让大家搞吧。他说。
《浅论广州城市功能的发展趋向》、《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必须促进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结合》……曹小元越写越觉得自素质不够，只能强化自己的优势和回避自己的弱点。自己是过渡性人物，只想跟上时代而已。搞改革，摆在前面的不一定是宴席，也许只是……疲惫感。真的，他常常想起费翔唱的：我巳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
狭隘闭锁的思维，常常使人陷入自己设置的心理怪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曹小元则自有一种平衡的心态。他知道自己没有郭晓东的魄力，没有郭晓东的浪漫主义。他只有切近现实的思路，只能小步跑着跟。跑向什么地方呢？只知道是跑向前方。而前方也是模糊的。曙光是看见了，太阳不一定看得见。但是一定要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跑去。他从广州市区跑到开发，跑到智总，跑到郭晓东身边寻求机会和风险。这不，正说话，又有人找他，让他在一份报请预审一家合资公司的合同上以智总法人的资格签字。有这个权力和机会，就有这个风险。他说。当然还得有对于失败的承受力。只要坚定不移，就有冲击力。
曹小元说着，双盾向下如同筷子一样夹住了眼腈、鼻子、嘴，连同那瘦削的下巴，连同他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自觉的人必定追求自由
人有多大的自由度，就可能有多大的能量和愿望。
我问智能产业总公司的王述纯多大年纪？他说五十二点七岁。年龄还精确得有小数点？职业病？
我一看见这位总工程师就想笑。花白的板刷头，带红字的旅游鞋，好似一棵老树又从树根处开始了新生。灵活的小服睛，窄窄的高鼻子，又像鸟。西服敞着，耳朵也敞着——招风耳，翅膀似地扇出了活力，扇出了快活的气息。一只快活的大鸟，我想。
他刚去外地签了个什么协议，回到智总的当晚就盖了章，第二天一上班就寄出了。八十万投资的一个项目，定了。他坐着说。但我的感觉是，他的翅膀又快活地扇动着。
作为自觉的人，必定追求自由，寻找发挥自身能量的最好条件。知识分子最愿意自由了。我不愿被人管，也不愿管人。在智总，办事手续简单，命中率髙。自己一杆子到底。我的能量就越来越大，像滚雪球，滚，滚？…，多痛快！他说着，左肩往上一耸一耸的，好像要用形体动作来强化他所说的痛快感。
王述纯是1985年到智总的。和郭晓东气味相投么。原先他所在的单位，科技成果的经济发生量太小。科技的价值如何实现？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待遇如何实现？他从来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6虽说他是广州一个研究所的副所长。按常规看，工作也不锘。然而忘却常规，未必不是一种气势。他已经半百了。他这一辈子要作第一次选择了，也许就这一次选择了，也许是？次性选择了。
当初他赤条条地来到先前的研究所，又赤条条地离开了。现在他是富有的，他又同时在谈几个项目，又有几个企业要开办。人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会有什么样的愿望。他于是又有了一个愿望。我老觉得欠人一笔债——我想为奉化老家服务服务，这是我要实现的最后一个愿望了。再也没有别的了。他的眼睛突地红了。那本来就不大的眼睛艰难地拦截着眼看就要溢出堤外的泪水。
这以后呢？以后他是不是又会有最后一个愿望？人有多大的自由度，就可能有多大的能量和愿望。飞向天空的鸟呵，呼扇起你那自由的翅膀吧。
这天傍晚我在开发区街头漫步。路宽车少。街头显眼处是一家合资企业：百利。啊，有路可走，有利可图。路，等着人来走；利，等着人来图。路边新栽的一行行小松树，像一个个襁褓裹着的幼儿。路灯在电线杆的上端形成一个分叉，呈英文字母的型，使人想起英语里青年这个词头的。路灯一路铺将开去，便在蓝天红云间连连写着，连连呼唤着我们年轻，我们年轻，我们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