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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枝枝叶叶皆色朱,混混沌沌世难明2

(四) 枝枝叶叶皆色朱,混混沌沌世难明2

秃顶人一心虚,英雄半数尽还乡——预言明初文字狱

秃顶人来文墨苑,英雄一半尽还乡。

——《烧饼歌》

因言获罪之事,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稀奇,例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又如苏轼的“乌台诗案”。这是统治者进行文化规范和统制时常用的手段。毕竟文人的思想最活跃,能够撼动朝廷基础的新思想不可能出自普通的老百姓,只有文人能为之。因此,统治者往往采取一些强硬手段来对付他们,文人和文化就此沦为被迫害的对象,文字狱便是统治者们最常使用也最方便使用的方法。

柏杨先生曾将文字狱和“甚于焚书”的八股文一同提及,他认为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两者一起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进行摧残。文字狱的摧残作用,最鼎盛的自然是清朝,但其大规模地兴起却始于朱元璋一朝。

朱元璋虽因出身贫寒而导致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但通过后天的努力,他还是对治国之道有相当得了解的。“自古马上得天下者,不可马上治天下。”这个最简单的道理,朱元璋很清楚,于是在一统天下之后,下诏“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开始重用文臣,但同时他又对文人心怀猜忌,唯恐他们会用自己不了解的方式鄙薄自己贫贱的出身,进而动摇大明的江山。

正当他心存疑惑之时,那些因文人得势而心理失衡的武将们,在朱元璋忧虑的心火之上又浇了一些油。他们向向皇帝进谗言:虽然要用文人治天下,但不能轻易相信他们,否则就会上当,还适时的举例说明:

“张九四(即张士诚)一辈子对文人宠爱有加,总是好房子住着,高薪水拿着,真把他们捧上了天。可是在他做了王爷后,要起一个官名,文人便替他起名为士诚。”朱元璋很纳闷地说:“这名字挺好啊!”他们反驳道:“不然,张九四是上大当了!《孟子》一书明明白白地写着:‘士,诚小人也。’这句话也可说成:‘士诚,小人也。’这是骂他是小人啊,可是他至死也不懂,真是可怜。”

朱元璋听到这里默不做声,待回去拿出《孟子》一查,果然有此说法,于是这个发生在当年死对头身上的“屈辱”事件,更加唤醒了朱元璋的自卑情结。他对文人的疑虑更深了,而且,他认为,读书人巧断句读,活用词意,以达到“讥讪”目的,委实是一件可憎的事,也就有了着手“规范”那些已经起用或即将起用文人的想法。

于是,后世之人在留存下来的各类谈话、谕旨中,看到的是一个“求贤若渴”的明君朱元璋;但在实际的事件记载中,又看到的是一个仇视文人、排斥精英的朱元璋。在创业建国的过程中,朱元璋尊重人才,重用帮他运筹帷幄的三大士人朱升、刘基和宋濂,但大明一统之后,三人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

太祖皇帝之所以在对待文人的问题上如此矛盾,与其登基前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生于极度贫寒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为谋生计他曾放过牛、入寺为僧,逼于无奈之时可能还曾偷拿过别人的东西……对于加入义军前这段受尽欺凌的经历,朱元璋始终铭记于心。尤其是在“秃顶人来文墨苑”——成为高高在上的九五至尊之后,那段不堪的记忆更像是心里永远无法根除的一根刺,只需一点小小的外力便会令其疼痛不已。

或许是年少时的经历过于悲惨,文化水平不高的朱元璋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因而可以引发他疼痛感的因素甚多,不论是音同还是意同,但凡能跟他不怎么光鲜的过往扯上丁点关系的,都会被“此地无银”的布衣帝王视为对自己的讥讽,一起起看似荒唐的文字狱就此贯穿于整个洪武朝。

史书对于这段荒诞过往的最早记录见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苏州知府魏观将知府衙门建于张士诚的宫殿旧址上,被人告发。朱元璋查看新府衙,见《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观腰斩。而为魏观作《上梁文》的高启,之前便因《题宫女图》中的“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而让朱元璋怀恨在心,这次刚好旧恨新罪一并算,把高启也一并腰斩了,可怜这位曾写出“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明初名士,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就沦为了文字狱的牺牲品。

自此之后,朱元璋像上瘾一般,令文字狱一发不可收拾。明朝初年,朱元璋规定:凡是遇到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以及册立皇太子、皇太孙等庆典,各级官府必须上表笺祝贺。

河南府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其中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八个字,“法坤”被朱元璋读成“发髡”(即为“秃驴”之意),“藻饰太平”被曲解成“早失太平”,许元全家被斩。陈州训导周冕曾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一语,本是个美好的词句。但朱元璋竟把“寿”附会为“兽”,把不认识的“域”字读为“或”字,而“或”又和“祸”同音,周冕也难逃一死。德安县训导吴宪所作的《贺立皇太孙表》,内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朱元璋认为“道”就是“盗”,“青门”就是和尚庙,吴宪全家全部被处死。

浙江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呈上一份《贺表》,其上写着:“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本是夸赞之言,到了朱元璋这里,竟于赞颂之词中读出了弦外之音:“‘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竟敢对面骂朕为僧为贼,岂可留他!”于是,这位老先生最终也难逃厄运。

由于朱元璋的忌讳太多,且无从揣摩,整个朝堂弥漫着杀戮的气氛。群臣人人自危,时刻担心会有飞来横祸,甚至要在每日上朝之前与家中的妻儿道别,唯恐一去不回。谨小慎微,虽然未必有效,却也成了洪武一朝文人们唯一的自保之道。

朱元璋以文字狱之法,达到了堵住文人嘴巴的目的,却也令所有人都失去了仗义执言的勇气。他们为免遭受“英雄一半尽还乡”的厄运,要么不开口,要么只说违心之语。如此一来,拥有浩然正气者渐次退出,奸佞小人相继登场,且几乎贯穿整个明朝的始终。

人物纪:

张士诚

张士诚,小名九四,元朝末年泰州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西南白驹)人,盐贩出身,农民起义领袖。他个性豪爽,颇得当地百姓欢心,是元末群雄中数一数二的“好人”:不奸险,能容人,礼待读书人。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揭竿而起,次年在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逼走红巾军刘福通和韩林儿,在平江自立为吴王。四年后,平江被朱元璋攻破,张士诚被俘,后解往金陵自缢而死,时年四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