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的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
“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
次日，毛泽东写了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文章。文章说：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能会止息。”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毛泽东的这些文章和批语，高屋建瓴，气势磅礴，极富理论魅力和感情色彩，从党内斗争的最极端高度对彭德怀问题做了政治结论，使问题再也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当时就全党来说，威望之高，理论根底之深，斗争经验之丰富，知识之渊博，没有一人比得上毛泽东。当他把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时，任何对手都只能注定失败。
可悲的是，这次他把自己营垒里的战友当成了对手……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毛泽东继续从理论高度批判彭德怀：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混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革命是历史的见证人，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大海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同样……
毛泽东讲话之后，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心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当时并没有公布，直到“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8月16日，才在《人民日报》上摘要发表。在此之前，一般平民对庐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得不作种种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彭、黄、张、周犯了错误。因为中央撤销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黄克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张闻天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职务、周小舟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当时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告诉人们：“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打退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随之而来的便是政治运动波及全国，一大批干部、党员、群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受到批判和处理。
从此，人们把“庐山--彭德怀”联系在一起。人们不敢也不愿再提及庐山：庐山太神秘了！庐山太深奥了！庐山太可怕了！
从此，彭德怀退出了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向毛泽东作了三条保证，
一，永远不当反革命；
二，决不自杀；
三，要自食其力。
看到彭德怀的三条保证。毛泽东宽容地一笑，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他初登庐山时的一切忧虑都化做浮云飘走了。
虽然他和同事们都清楚，总路线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大跃进也告吹了，但是他的逻辑是，错误可以悄悄地改，但不能公开地讲；讲也只能自己讲而不能由别人讲。如果公开承认自己错了，作为伟大领袖的威望将受到损害，人民将对党失去信心，将会出现国家分裂、人民造反的严重局面。于是，他用这种主观推想的逻辑和虚构的严峻局势，迫使人们必须作出选择：要么丢掉幻想，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并准备承受可能由此带来的某种后果；要么以维护党的威信、领袖的威信为重，掩盖矛盾，否认事实，并牺牲那些公开向毛泽东提意见的人。
受过毛泽东多年教导的学生们当然只能选择后者。于是，毛泽东再次胜利了，彭、黄、张、周败下阵来。
其实，这场斗争无所谓胜负。斗来杀去，还不是损耗共产党自身的力量？结局无疑是令中华民族更加悲哀的效应。20年后，邓小平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接着就是困难时期。”在政治上，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管理水平遭到了严重损害，个人崇拜恶性发展，使“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十分严重”起来；在经济上，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左”倾错误得以延续下去，进而导致3年经济困难。
彭德怀下山了。
是的，他本不想参加这次中央扩大会议的。他想请总参谋长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黄克诚来，但黄克诚认为还是他去好。他在后来写的《自述》中也说：去庐山开会，“未必过于勉强”。他若不来，或许1959年这段中国历史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他个人的遭遇大约更是另一番情景了。
但是，这个颇令人惋惜的偶然细节，能改变中国的必然命运吗？
然而，彭大将军毕竟来了。尽管他上山时对自己将会扮演的角色并未刻意准备，甚至或许他决无向毛泽东发起挑战的深思熟虑，但是，全国经济状况的混乱，对自然规律的任意破坏和超越，以及人民群众的被压抑和不满，已经影响到了党内高层政治气候。一股尚处于微澜状态的对大跃进这种狂热运动的否定心理和对毛泽东的批评情绪，已经在悄悄地涌动。于是，命运之神已经在冥冥之中寻找一个人了--这是一个代言人，同时注定也是一个殉难者。命运之神选择这个人物的条件看来是很苛刻的：革命资历和历史功勋罕可匹敌，与毛泽东的个人关系无大波澜，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和不信邪的气魄，在党内和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个人秉赋耿直爽快、心地坦荡、无所奢求……
不幸，彭德怀正是这个人！
井冈山斗争、长征、华北抗战、保卫延安……他的这些史诗般的业绩无须详述，单表他率兵赴朝之举就足令众将叹慕：1950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众将研究出兵援朝一事。当时国内诸多困难，众将均有难色。林彪对出任志愿军司令员以生病为由，拒不受命。毛泽东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国家目前确实很困难，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林彪同志有病，不能去，别的谁能去吗？”彭德怀一夜未眠，次日在颐年堂慷慨请缨，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3年鏖战，终于将克拉克上将打到谈判桌上来签停战书，彭德怀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第一个打败美军的东方将领。这个历史的殊荣，使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期间盛赞他是“真正的英雄”、“伟大的统帅”。在他上庐山前出访东欧八国期间，所到之处，无数鲜花交织着倾盆大雨般的褒扬扑面而来。但彭德怀本是个淡于名利也厌于吹捧的血性汉子，他是那样虔诚地把自己的功劳归于党，归于毛泽东。一生征战的骁将往往只怀念沙场，因而卓著战功带来的极大声望或许在他看来只是过眼烟云。然而，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延续下来的某种特有规律此刻要对他发生影响了，这却是由不得他的。“功高震主”的千古遗训和“功成身退”的历史明鉴，彭大将军似乎浑然不知。本来，他从朝鲜回国以后主持军委工作，这在和平建设时期，相对于搞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他们，要单纯得多，风险也小得多，他完全可以像许多高级将领那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他偏偏做不到。尽管他在上庐山之前因过多地“管闲事”，曾受到毛泽东的劝诫、批评，可他还是要说。他腔子里的血永远是滚烫的，他那张最容易伤人自尊心又最叫人警醒的嘴也永远是没有遮拦的，况且他已经看到和听到许许多多令人忧虑的事实，他的天职和他的良知无时不在自谴自责，从而便注定了他迟早要挺身而出！
于是，历史在1959年的庐山选中了彭德怀……
灼热的太阳照在他惨白的脸上，白炽的光线射得他睁不开眼睛。他抬手打起眼罩，回过头向他度过一段“非凡”日月的庐山投下了深沉的一瞥。他的嘴唇蠕动着，仿佛要说些什么。
他终于什么也没有说。
不过，历史记载下来了：庐山--彭德怀；彭德怀--庐山，一个人和一座山永远地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