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一股穿透骨髓的悲凉袭过周身，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沉进远古洪荒的宁静里，连山间的潺潺流水也像弹奏着一支凄楚的曲子。沙砾堆成了一排排坟茔，风雨熏染的黑色的岩石便是为死者树起的墓碑，钢钎凿刻的简短碑文记载着死者的名字和生平。
这些坟茔大都是象征性的空壳。在可怕的滑坠和骇人的山崩中，死难者已永远留在了大山的怀抱里，与大山融为一体了。可歌可泣的是，在死神向他们猛扑过来的时候，他们无所畏惧地向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极限发动挑战，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言便走到了生命的心头……
他默默地读着碑文，读着一个个站立着的故事。
他鞠了一躬又一躬，表情严肃，神思悠远。
他也许想到：在这人烟稀少的大山腹地，花的季节转暖即逝，工程竣工后，这里很快重归冷寂。一同进山的战友又要开拔到别处另辟战场，却只留下他们中间的几个，默默地僵卧在大山里，再也见不到亲人的面，再也看不到战友们捧献的鲜花……靠着广播、报刊、文件才对“三线”工程略知一二的人们，有谁知道在这无名的山脚下，还有这么一片孤零零的坟茔，里面长眠着原本活蹦乱跳的生命？
活着的人哪，千万不要忘记，和平的年月里仍有牺牲和流血！千万不要践踏献身者留下的果实啊！
濛濛细雨，把古老的县城染得郁郁葱葱。一直陪同彭德怀视察的建委副秘书长杨焙，特意叮嘱景希珍：“彭总近日太疲劳了，昨夜又跟县委和有关厂矿的同志谈了个通宵，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吃早饭时，景希珍习惯地将一个馒头和一碟咸菜盖进一只碗里，等彭德怀醒后再让他吃。
机警的景希珍轻轻推了推他的房门，门却没锁。景希珍马上朝床上扫了一眼：啊，人怎么不在了？
景希珍、綦魁英、赵凤池即刻分头去找。
他到哪儿去了呢？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他们在人头攒动的大街小巷寻找着，一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似的。最后在一家药店里找到了他。他正向售货员打听一种药，他说他嗓子痛得厉害。
见此情景，景希珍又喜又气，上去一把拉住他：“唉呀，我说你这老头，就差张贴寻人启事了！害得我们鞋底子都快磨破了，你还有点组织纪律性没有？”
綦魁英和赵凤池在一旁忍俊不禁，也故意拿腔捏调地说：“算了，念他是初犯，给个警告得了，下不为例！”
彭德怀连连点头：“好，好，我诚心接受，诚心接受。”
三人问明原委，陪他去了医院。
经诊断，他呼吸着感染，高烧39.5℃，至少需要打一个星期的针。
彭德怀一听，急了：“我的病没那么严重，我已经买好退烧、治嗓子的药了，一吃准好！”
大家一起劝他回成都休息，他坚持不肯，执拗地说：“在农村，像我这般年纪的人，还在犁田哩！”接着近乎央求地说：“你们和我一道度过眼着这段最忙的时候吧！恐怕只要3年，大‘三线’就会变样。请相信我彭德怀。那时候你们可以再调动一下工作，去住住学校，或调回部队都行，脱开我去好好干！”
三个人没有了言语。
“彭总，我们担心您的病……”
他从口袋里掏出药，往嘴里扔了两片，硬是干吞了下去，一挥手说：“我的身体好着呢，从来不吃药，吃点药可管用了！放心吧，能挺住！我来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再看看当年走过的长征路，看看红军拼杀的旧战场。”
于是，他又继续启程，视察了石棉矿后，来到了当年红军抢渡的大渡河。
大渡河水流湍急，吼声动地。彭德怀站在河岩上，挥舞着手臂，大声对陪同者们说：“就在这里，这条河，当年差点要了我们的命。可到后来，它又帮了我们的大忙，国民党军队追上来了，我们已经到了河那边，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去了。船工帮助红军，就是不帮国民党。从此，我们算彻底摆脱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他大声喊着，好像要压过面前如雷的涛声。
景希珍等人好奇地向河滩走去。他马上在后面嚷：“不要下水，河里是雪水，冷得很呀！当年我们军团的几个鲁莽汉想游过去找船，头一下跳下去就再也没有上来……”
涛声中仿佛响起了《大渡河》的颂歌，雄浑、苍劲。
大渡河畔英雄多！
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通过强大的电流和频率从高空传播给大地--石棉县城的高音喇叭正播放着中央电台播出的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的文章，毫无例外地扯到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翻案问题。批判的声浪大有要盖过大渡过的怒涛之势。
4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另外成立相应的机构。
康生在会上发言：“1964年，我曾经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我们说对了一句话，做对了一件事，并不值得夸耀，也并不证明就领会了毛泽东思想。我向主席讲了吴晗的问题，也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这场斗争，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作斗争。但是，我们林彪同志一知道这件事，就提出了政变和反政变问题。他对主席的思想是领会得很深透的。”
彭德怀当然根本无法得知这些来自权力最高层的“内情”。
他仍然沉浸在对长征足迹的寻觅之中。当他打听到当年为红军摆渡的船工中还有一个健在，就马上去拜见了老船工。他在和老船工一起回首往事时，竟然还记得当年与这位老船工一道摆渡的是3人，另外还有一老一少。
老船的眼睛已经昏花，连声问他尊姓大名，问他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
彭德怀说：“老同志，我是当年的红军战士，今天是代表那些乘你们的渡船过河去的所有红军战士来看望你，感谢你！”他捧着老船工的手，向他行了个鞠躬礼。接着便又关切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吃穿不愁吧？”
老船工脸上掠过一丝忧色，但很快消失了：“托共产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比起当年，自然好多了。那年你们从这儿过，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险呀！对岸白狗子的枪子儿泼水似的，几条破船就在人家的枪子儿底下晃荡，不是你们，谁敢过呀？你们前脚走，后面国民党的中央军十好几万就到了，那时我就想着来日的天下一定是你们的。国民党军队后来还到处抓摆渡的人，我们就跑了。等回来一看，房子被烧光了，好些人被活活扔进河里……”
彭德怀深沉地点着头，好久才抽回思绪说：“是啊，让乡亲们吃苦了。”
两行浑浊的泪水从老船工那凹陷的眼睛里溢出。他再次打量了一下彭德怀，说：“这话我听得老熟，你到底是谁呀？快告诉我……”
彭德怀仍然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有什么好说的呢？活过来的，大都成了功臣，成了将军，成了领导人，而死去的，又有几个人留下名字？在死去的战友面前，那些争名夺利的人实在太低下了。自己的名字呢？当年那么耀眼，如今却又被当做一团废纸扔进垃圾箱，唉，不提也罢。
他只说自己是当年一名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并一再说：“老同志，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就说吧，不用怕。”
老船工这才一五一十地将自家的困苦和忧愁倾吐出来。
临走时，彭德怀从自己衣兜里掏出30元钱，默然塞在老船工手里，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老同志，我代表当年的红军战士，表示一点心意。钱不多，请收下吧！”
谁知没过多久，这件事便构成彭德怀在四川收买人心的突出事例。他得知后，勃然大怒：“混帐话！收买人心，我们给了人家什么？红什么能把人家收买了？当年人家是拼着一条命把我们送过河去，红军走了，敌人对他们进行疯狂的报复，人家又蒙受了多大的牺牲？我们给多少酬谢也报答不了人家的恩情！”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彭德怀一路上不知背诵、哼唱了多少遍领袖笔下这雄浑、豪迈、铿锵有力的词句。
艳阳5月，彭德怀一行在云贵高原视察。在参观沿途一些战略基地的同时，他又顺路去看了一些长征走过的地方。
在一个密云欲雨的天气里，彭德怀率先登上万山丛中的一座高峰。他指着云雾缭绕的山下，对景希珍他们说：“我们就是在这山下面召开过一个极其重要的紧急会议。有了这个会议，才有我们的今天，才有中国的今天！你们知道这山下是什么地方吗？”
大家异口同声：“知道，遵义！”
他笑了笑，说：“要记住它，它是我们的革命起死回生的地方！”
尽管此时，天不作美，下起了濛濛细雨，然而伴随着雨声和千山万谷发出的轰呜声，是一位在那个“历史的紧急关头”建立殊勋的人对那页珍贵历史的沉思与回顾：
“……中央军、湘军、黔军、川军、滇军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我们没有路走罗！论兵力，不到人家十分之一；论武器装备，我们是‘叫花子扛麻杆’，有人主张调头回湖南去，可是那条路已经证明走不通，损折了好大一支人马才转到贵州来，北上的川北，和四方面军会师，倒是个出路，可是敌人在长江岸边摆了几十万重兵等你哩。”
“怎么办呀？这时候，我们把毛主席请回来了。毛主席拿出办法来了。他说，往西去，过赤水河，摆出一个到川南、滇北去的架势，然后来它个回马枪。我们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这样做了。”
“果然，敌人中计了。各路大军叫喊着‘杀捉朱毛，杀尽赤匪’猛扑过来，他们还得意呢，却不知道他们的算盘珠是由毛主席拨动的。这时红军已经钻到敌人屁股后头，第二次打回遵义。在敌人还搞不清红军到哪里去了的时候，我们吃掉了他12个团，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解脱了危局。”
“要不是毛主席胸有成竹，用兵如神，恐怕我们在这条路上就很难走出来了，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他回忆着，讲述着，任满脸的雨水抽打着。
他凝视着脚下这曾被战友们用热血浸润过的泥土，仿佛还能感觉出它的余温。他指着身边屹立着的一块大岩石告诉大家，一位和他一起上井冈山，又从井冈山一道走出来的战友就在这块大石头旁流尽了自己的血！
“他就是我的好助手、参谋长邓萍同志。他是一个革命性很强的角色呀！一听到枪声，简直能飞起来！那是一场恶战，敌人就是从这儿冲上来了。他身中数弹，直到死他手中的枪还喷着火焰。他的血染红了石头。我从他手里端过机枪，枪管烫手，我就脱了衣服包起来打，叫敌人付出几倍、几十倍的代价，偿还血债！”
不知是由于对死难的战友过于怀念，还是由此联想到自己的不幸，他的情绪非常激动昂奋，话像连珠炮一样：“堂堂男儿，洒尽一腔血，真是人间快事！我从来不怕死。可是，那些人硬叫我‘三反分子’，我何罪之有？叫他们去问问毛主席吧，毛主席最了解我彭德怀。我彭德怀有错，可也有功，功一面，错一面，总可以吧？但不能说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样说，我不服？”
他站在流过战友鲜血的大山之巅，面向北方，面向北京，流着泪，呐喊着，呐喊着……
然而，彭德怀纵然千呼万唤，纵然歇斯底里大发作，中南海是绝对听不到的。这时的毛泽东正在信心十足地指挥着一场亘古未闻的大革命，他要把在自己手中诞生的新中国作为“旧世界”推倒，而那些曾和自己一样的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正是这个“旧世界”里亟待清理的“残渣余孽”。
就在彭德怀沉湎于长征路的日子里，中央政治局正忙于召开扩大会议。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这场革命的政治纲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段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段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段压迫另一个阶段的关系，即无产阶段对资产阶段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18日，林彪在会上做了半是“天才论”，半是“政变经”的长篇讲话。
林彪别出心裁地搜罗了一大串古代的政变事件，有的出自稗官野史、戏曲小说乃至民间传说，如贺后骂殿、传位于四子之类，他竟也当做信史津津乐道，以卖弄学识渊博，为他的夺权理论找根据。
林彪虔诚得像个朝觐的清教徒，热泪盈眶地宣布：“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就在林彪在会上发表充满血腥味讲话的这天凌晨，北京东郊火葬场，火化了一具瘦削的尸体。死者是中国共产党早在1944年出的第一部“红宝书”《毛泽东选集》的主编，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邓拓。因为他是“三家村”黑店的老板，在运动初期即遭到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刻毒的辱骂恐吓。这位“笔走龙蛇20年”的党内才子，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在留下自己的绝笔--一封撕心裂肺的遗书之后，毅然告别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