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之外，热烈之外，真诚之外，陕北女人身上还有一种异样的气质叫“大气”。我永远也不明白，那些一生甚至连自己那一条山沟也没有走出过的农家妇女，她们身上的那种大气是从哪里来的。记得我当年还在报社的时候，一个记者下乡回来后告诉我，他说当他穿过拥拥挤挤的山峁，进入最偏僻的陕北农村时，扬头一看，看见远处的检畔上站着一个陕北婆姨。婆姨穿一件大襟袄，怀里端个簸箕，正呆呆地望着天空出神。“你在看什么呢？”记者问。“眺世界！”女人回答。“眺世界”这句话当时曾引起这位记者深深的惊讶，而当记者将这句话转述给我时，亦引起我深深的惊讶！我在当时想起传说中的玛雅人热泪涟涟地望着天空，渴望天外来客将他们接回自己故乡的情景。而在后来，读路遥《人生》的时候，“高加林”这几个烫眼的字又让我想起陕北婆姨的“眺世界”这句话。
在平淡卑微的生活中，在庸俗的地形地貌的重重包围中，在匍匐行走的人生中，陕北人会暂时地停下来，眼光脱离大地，眼光从平庸和苦难中错开，而瞻望岁月。而女人在这瞻望中，为了掩饰自己，通常要端上一个簸箕，找个托词，佯装着是在簸粮食。
“瞻望岁月”是台湾诗人商禽《长颈鹿》中的一句话。诗中说，狱房中有一个高高的窗子，犯人们每天伸长脖子，朝窗外看，以至都变成了长颈鹿。新来的年轻狱卒，不解其中的缘故，表示惊奇，于是老狱卒对他说，那是由于他们在“瞻望岁月”的缘故。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另一个陕北女人的故事。
这女人叫白凤兰，人们称她是农民剪纸艺术家。她曾手中拿着那剪纸的小剪刀，去中央美院讲过课，还曾去法国巴黎参加过万国博览会。她同时又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最普通最卑微最贫贱最贫穷的陕北农家妇女。1987年，我曾经陪中央电视台一个摄制组，前往她的家中为她拍过专题片。她的家在安塞县的杏子河川，即张思德烧火炭时被窑塌死的那个地方。
那天晚上的拍摄中，面对镜头，这位农家老太婆表现得那么从容自若，让人惊叹她要么是大师，要么是白痴。其实大师和白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完全是一回事。还有，她在讲述她画中的那古老故事时，眼神中流露出的那种童稚般的女巫般的光芒，也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在拍摄过程中，她画了一幅画。根据她的讲述，画中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发生了大灾难，或者是洪水，或者是地震，总之，人类毁灭了，这个世界只剩下一男一女两个人了。这两个人是兄妹。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说，你们结婚吧，为了能继续有人类。兄妹俩不愿意结婚--“他们害羞！”白凤兰红着脸，这样对我们说。--神见他俩不愿意结婚，于是说，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用这件事来决定吧：这里有两合砬扇，一合是上扇，一合是下扇，我把这两合砬扇，从山顶上滚下去，如果到了山根底下，这两合砬扇合在了一起，那么你们就结婚吧，如果两合砬扇是分开的，那么就注定人类当灭了。说完，神就将这两合砬扇从山顶上滚了下去。奇迹发生了，在经过一段磕磕绊绊的路程以后，到了山根底下，两合砬扇竟然“呼”的一声，奇迹般地合在了一起。于是，兄妹俩叹息了一声，男人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女人则害羞地但却是勇敢地撩开自己的裙裾。而就在这一刻，水开始流动，鸟儿开始欢歌，鲜花开始怒放，大地上的一切重新有了灵性，有了生命。
当农民剪纸艺术家白凤兰讲述我们民族初民时期这些故事时，正是曰落黄昏之际，对面的山坡蒙上一层凄凉的光辉，白凤兰的丈夫，一位年迈的农家老汉正背着山一样的一背谷穗，从山顶上往下走，暗淡的光线划出山弧线和老人的剪影。我在那一刻直疑心我面前的这一面山坡，就是白凤兰老人故事中的山坡。
陕北地面被称为我们民族文化宝库里的一份活化石。陕北民歌，陕北说书，陕北剪纸，陕北农民画，安塞腰鼓等等，透露着许多碑载文化所不能带给我们的古老先民的信息。而由于陕北这块地面，没有或很少受到后来的儒家文化的浸染，因此，那些原始的信息就显得尤为宝贵和重要。这个问题我将在文章的结尾谈。
关于白凤兰，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件事深为歉疚。告别时，白凤兰老人说，别的铰花的，每人每月公家都给发五块钱，不知为什么她没有，她想到安塞县城去问一问，可是来回车费得两块钱，而她没有这两块钱。这时陪同的县文化局长插言说，别的剪纸能手有五块钱，是因为她们是县政协委员。于是我说，这事很好办，你老这么大个人物，县财政要拿出五块钱，是应该的，待完了以后我给县委书记说。这事过了三年之后，当我又一次重返安塞，给县委书记说这事时，旁边有人插言说，这位农民剪纸艺术家，已经过世半年了。白凤兰死时是七十三岁。
如今又十多个年头过去了，她的墓头该长出萋萋荒草了吧！一个陕北女人贫贱和卑微地走完了她的一生。她的剪刀和画笔曾带给我们怎样的大惊异，而她又将多少未曾展示的谜带走了呢？
当毕加索将艺术形象从三维空间扩展到四维空间，而被称为是20世纪现代艺术的开端时，其实在陕北农家老太婆的剪刀和画笔下，这种表现手法她们已经稔熟地使用了几千年。这是专家为我们指出的陕北民间艺术的惊世骇俗之处。那么，在专家的匆匆的光顾中，他们没有看到和没有认识到的还有多少呢？我们不能想象。也许，我们任何的想象都不算过分，因为，陕北这个海是如此的博大和深邃。
附带说一句，关于白凤兰的那幅画，此刻我还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我到新疆，在高昌故城中见到了从古墓中出土的伏羲女娲图，面对这个一千五百年前古物，我突然明白了，白凤兰当年为我们画的那一男一女，正是我们民族的始祖伏羲与女娲的故事。
上面我从路遥开始谈了陕北男人，从貂蝉开始谈了陕北女人，行文至此，我才发现我的谈话方式的愚蠢和笨拙，因为男人和女人是不能分开的。男人和女人，正如嘴唇的上唇和下唇一样，正如拉扇的上扇与下扇一样，正如一辆车的左轮与右轮一样，它们是完整的和密不可分的。
譬如在上面谈到陕北婆姨“眺世界”的时候，我就想起路遥告诉我的陕北男人的一件事。
路遥说，有一次他回请涧老家，夜已经很深了，他刚要脱裤子睡觉，这时候气喘咻咻地，从对面的山上跑过来一个半大老汉。老汉问路遥，听说有个叫里根什么的人，当了美国总统了，有没有这么回事。路遥说他在那一刻突然深深地为他的乡党悲哀。大约上山干了一天活，还饿着肚子，现在又翻了一架深沟，走了两个小时的路程，来问这与自己没有丝毫相干的事情。“谁当美国总统，与你球干的事，回去种好你的地吧！”路遥这样骂了一句，于是，那半大老汉佝倭着身子，悻悻地走了。
这绝对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陕北，几乎每一个男人都是一个政治家，身上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领袖情结”，都准备随时像他们光荣的先辈李自成那样，翻身上马，去横行天下。只是，他们高傲的天性遇到的是冷酷的现实，他们的双脚永远被捆绑在贫瘠的大地上。而随着老境渐来，堂，吉诃德式斯巴达克式的英雄梦破灭之后，他们便会变成滑稽人物。
陕北人的居处，一般说来是窑洞。这窑分三种。那些最贫穷的人家，顺着山坡先起出一个窑面，尔后再向山的深处掏一“洞穴，于是一面土窑就成了。那年我们拍摄白凤兰，白凤兰家就住着这样的几孔窑洞。那些光景稍微好一些的人家，住的是接口石窑。所谓接口石窑，就是给原来的土窑外面，再接上一个石口。路遥为他的父亲修的三孔，大约就是这样的接口石窑。第三种则是纯石头的或纯砖头的窑洞了。通常，这种窑洞的圈起，显示着这户人家已经无衣食之虞了。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陕北地面这种砖窑或石窑已经逐渐普及了。
传统的陕北人的衣着，是羊皮袄，是大裆裤，是百衲鞋。男人的标志是“白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女人的标志是“红裹肚”。陕北人头上羊肚手巾的蒙法，与山西人浑然不同，山西人是将结打在脑巴后边，比如陈永贵，陕北人则是将结打在额颅前面，这叫“英雄结”，别处的人所不能为。一领红裹肚兜在腰上，从山坡上一闪一闪地走下来，让人不由得喝一声彩，唱出“小妹妹好来实在是个好，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女人的标志服装，红裹肚之外，大约还有脚下的红鞋。“谁穿红鞋畔上站，把我们年轻人的心撩乱！”男人们如是唱。这叫骚情，或者说叫调情。“我穿红鞋我好看，与你别人球相干！”女人们如是唱。这叫拒绝，也叫显能。上述服装之外，我少年时还见过那些老山里下来的流浪说书艺人们，身上穿的百衲衣。这百衲衣，是将几层布（有时布中还夹上棉花），像纳鞋底那样，采用倒钩针的办法密密麻麻的针脚纳上一遍。一个人有这么一件衣服，一辈子就够穿了。这种衣服最好的用途是背柴时穿。上面说的都是老话，近几十年来，随着北京知青的插队陕北，陕北人的服饰曾有过一次革命性的变化，而时代发展到今天，陕北人的衣着，已经基本上和外部世界同步了。
陕北人的吃食，最基本的是小米，是糜子，是荞麦，是各种豆类，是大玉米仁。陕北的小米特别好，米脂的得名，据说就是因为这地方的小米滑润如脂。这些杂粮经陕北人的搭配，调剂，粗粮细做，会成为最可口的吃食。当然，陕北人最好的吃食还是“猪肉撬板粉”，自从我在《最后一个匈奴》里描写了这种吃食以后，它迅速地成为天南海北许多餐馆里的一道菜。那些老年的陕北人，一边蹲在畔上吃着这难得一吃的猪肉撬板粉，一边举目望天，口里念叨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吃些什么呢？恐怕到了我这份上，也就尽了！”
陕北是一块奇怪的土地，一个有别于中国任何一块地域的土地。此刻，当我在西安的家中，站在阳台上，眺望北方，眺望那一块苍凉的黄金高原时，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感到一种大神秘，以及由神秘而产生的恐惧。我今年四十七岁了，而在陕北则整整呆了三十年，因此陕北可以说是我的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但是，我还是只能说我面对它迷惑不解。
“那横亘在西北天宇下，那蠕动在时间流程中的金黄色的庞然大物，是我的陕北高原故乡吗？”在《最后一个匈奴》中，我曾作如是之问。
也许打开陕北人性格特征的一把钥匙或者扩而言之，打开陕北大文化的一把钥匙，是清朝人王端芬的一句话。王先生曾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后来他作为钦差大臣，前往陕北地面考察。考察回来后他写了一个奏折，这奏折就是引起陕北人愤怒的那个着名的《七笔勾》，在《七笔勾》中，他以猎奇式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描写了他途中的见闻，毫不足取。但是，这位大儒在他的文章中，不经意地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叫“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也许，王先生的这句不经意而为之的话，正是解开陕北大文化之谜的钥匙。
当儒家文化在中国地面上逐渐风行，并最终形成封建大一统局面时，历史网开一面，为我们留下了陕北这块空白地带。在两千年封建时代中，陕北地面，战争连连，这里成为儒家文化极少染指的地带，成为中华两种传统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部地带。
儒家文化对我们民族的伟大功绩，在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宗教，而由这种国家宗教所产生的向心力和凝固力，令我们这个民族走过艰难的道路，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不是像其他的三个世界文明古国一样，泯灭在历史的路途中，茫茫而不知所终。
然而，儒家文化对我们民族的负面影响亦是极为巨大的，它束缚了先民时期中国人身上的那种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它将中国人变成了侏儒，它令中华民族这个庞然大物在进入20世纪时已经气息奄奄，所以伟大的五四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作为它的标志。
很好！所幸的是我们留下了陕北，这里还居住着我们民族的个性张扬的一群人类。这也许就是上苍给我们留下这一处奇怪地面的意义。
记得，当安塞腰鼓将黄尘踢得满天飞扬的时候，一位美国的研究者曾说，想不到在温良敦厚的中华传统民间舞蹈中，还有如此剑拔弩张、野性未泥的一支。
自然，还有剪纸和民间画屡屡向我们揭示的那种种大神秘。还有那曾在中国地面上刮起的那一场歌曲的《西北风》，还有由天才的陕北籍作家张子良先生编剧，从而启中国电影新时期浪潮之先河的《黄土地》，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记得我在《最后一个匈奴》中，曾探讨过这个话题。我说：毛泽东的红军将陕北作为落脚点和出发点，绝非一种偶然。
这篇关于陕北，关于陕北人的文章，到这里也许该结束了。文章的题目叫《打开陕北》，我尽其所能，将我对陕北的理解告诉读者，我在这篇短文中，倾注了我对陕北的全部的爱与激情。然而，这扇沉重的门打开了吗？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在写作的途中，我的眼前浮现出那一个一个倒毙在走出高原的路途上的悲剧英雄。浮现出赫连勃勃，浮现出李自成，浮现出刘志丹和谢子长，浮现出我们的朋友路遥。我向他们致敬。在人类的命运和定数中，他们是命运与定数的强者。他们不是倒毙在“走西口”或者“下南路”的乞讨路途中的，而是倒毙在堂吉诃德式的征服世界的路途中的，仅此一点，就足以引起我的敬意。
文章就这样完了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的原因是我不忍心离开路遥。此时在写作的途中，我的眼前还浮现着他那凄楚的笑容。
路遥悲剧性格的形成原因是文化差异。他虽然从延安大学毕业以后，即来到西安，并且在这座古城待了十五年，但是他从来没有融入西安，在都市文化面前他一直是一个局外人和畸零者。为了掩饰自己对都市文化的恐惧感，他便用于连索黑尔式的高傲来掩饰。我见路遥最后一面的时候，病床上的路遥对我说：疾病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以后天下人都是朋友。这是路遥的原话，我这里不敢更改。那时的我曾认为，一旦路遥重新站立起来以后，他将从自我封闭状态中走出，打开自己，勇敢地融入社会。可惜的是路遥没有能重新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