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不是高村的人，他的老家在渭河上游二十华里的新丰镇。我的老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类似这种情况，在延续香火这个问题上，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给女儿招一个上门女婿，一种是从最亲的亲戚那里要一个孩子过来顶门。千百年来，这两种做法都在用着，它们保持了这户人家香火不灭，高村这个村子人丁兴旺，而最重要的，保持了这个村子永远是一个同姓村落的戒律。
我的老爷选择了后者，他从他的舅家要了一个男孩过来顶门，这男孩就是我的爷爷。
在我的印象中，顶门过来的爷爷从来没有融入高村，没有融入关中平原这个农业社会。对这个村子，他始终是一个外人，而在我的感觉中，他仿佛从刀光剑影的鸿门宴上走失的一个士兵。
爷爷干过许多事情。据说他当过货郎提，就是提着一副担子，担子里有些曰用杂品，手里拿个拨郎棍，走村串户的那种。爷爷据说还抽大烟，老爷手里的一副家业，因为爷爷抽大烟，于是便败落了。这个败落因祸得福，这个家在土改时被定为贫农。
爷爷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有两个。
一件是，1961年、1962年困难时期，爷爷吃了油渣以后，屙不下，他蹲在东墙角，痛苦地呻吟着，快要死了。于是，我卷起袖子，将手伸进爷爷的屁股里去掏。掏出的屎又干又硬又黑，像是黑色橡胶。正掏着，突然听见爷爷的屁股像拉警报器一样，放了个响亮的屁，伴着响屁，水龙头一样的稀屎夺路而出，喷了我一头一脑。
一件是，有一次爷爷上街去，晌午刚过，便牵回来一只羊。羊是母羊。爷爷对着这只母羊，开始说他的发家梦。那一阵子，不知道怎么回事，羊特别的贵，一只母羊要卖一千多块，一只公羊也卖七八百块，而一只羊羔的价也在几百块以上。爷爷说这只羊是个便宜，他只花了165块钱，而且是赊账。正当全家跟着爷爷一起高兴的时候，上会的人回来了，说今天街上羊市大跌，一只羊只卖十多块钱，一只羊羔只卖五毛钱。全家听了，开始声讨爷爷，问这羊到底是不是从街上买的。爷爷这时才坦白说，他还没有走到街上，是从路旁一户人家的圈里买的。这件事将这个贫困的家庭害苦了。羊债是直到社教那一年，父亲才用他的工资还清的。而那母羊后来虽然产了两只羔，但是一只羊羔五角钱，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爷爷拿了一只羊羔，给了那户养公羊的人家，算是配种费，另一只羊羔，则在我的堂姐出嫁的时候，让她牵走，算是陪嫁。
前面说了，高村是一个同姓同族的北方氏族村落，在某一户人家没有子嗣的时候，便用“招亲”和“顶门”这两样形式来维持种族的不灭和姓氏的纯粹性，但是，它“欺生”，这种“招亲”和“顶门”过来的角色，他在生存斗争中，都要承受着比别人更多的艰难。
在很久很久以前，爷爷在老爷去世以后，大约正是不能承受这家族之间的倾轧和欺侮了，于是萌生了带领全家出走的念头。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行文至此，我发现我正进入这个北方家族的秘史部分。
那一年黄河花园口决口，成千上万的河南人离乡背井，向大西北流浪。当时的国民党行政院给一个叫黄龙山的瘟疫和地方病流行区设了一个垦区，收养这些难民。高家渡这地方，正是难民前往黄龙山的许多道路中的一条。
政府给渭河边上的老崖上，支了一长溜大铁锅，锅里熬着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粥。每一个难民都可以从这里得到一老碗玉米粥，填一填自己饿瘪了的肚子。
在川流不息涌涌不退的逃难队伍中，有个五岁的河南女孩。这饥饿的女孩，突然看见老崖上有一个九岁的高村的男孩，手里正拿着一块白馍吃。女孩跑过去，一把将这块白馍抢了下来。男孩在后面追，女孩在前面跑，眼看快要追上了。这时路边恰好有一滩牛粪，于是女孩将馍一把塞进了牛粪里，又用脚在上面踩了踩。男孩跑过来，圪蹴在牛粪跟前，瞅了半天，摇摇头走了。男孩走后，女孩把馍从牛粪里刨出来，吃起来。
这个故事是我的苦命的母亲给我讲的。讲这些故事时她的眼里饱含着泪水。许多年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明白那女孩就是我的母亲顾兰子，而那男孩则是我的父亲。
老崖上发生的那一幕，爷爷看在了眼里。他将那女孩，以及那户逃难的人家，请到自己家里，用最好的吃食招待了他们一顿饭，尔后，推起独轮车，带领全家，混杂在这逃荒人群中，渡过渭河，北上黄龙山。
而在黄龙山，河南的这一家人全部死于当地的一种叫“克山病”的地方病，只留下那小女孩。黄龙山托孤，河南人将这小女孩托付给高家收养。这女孩先做童养媳，再做正式的妻子，再后来，成为我的母亲。
那时我的大伯已经婚娶，膝下有一男一女。他留在了高村的家中，看守家院和田产，支撑着这一片支离破碎的天空。
大伯先被国民党拉壮丁。逃跑回来以后，便扛着一支快枪，成为这块地面上有名的刀客。据说，他的枪法准极了，渭河里发大水，对面河滩上，有一只野羊探头探脑地在河边饮水，大伯蹲在这边老崖上，瞄上一阵，一扣扳机，那只黄羊应声倒下，老崖边上站着的人，一声喝彩。据说，大伯扛着枪，在田地里走着，地畔上有个野兔。刀客们的拿枪，叫“扛”，即像一只扁担一样横担在肩上，两只手则举起来，抓住枪的两头。见了这野兔，大伯将枪仍然横担在肩上，只是腰身稍微地斜一斜，然后一扣扳机，枪响处，野兔蹦了两蹦，死了。
爷爷是个极好面子的人，对他的这个成了土匪的儿子，自然异常恼怒。后来有一次，大伯去黄龙山见爷爷，爷爷用牛皮缰绳溅着水，将大伯饱打一顿，又罚大伯在地上跪了一夜。临了，大伯说，你们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支撑家业，如今，你不欺侮人，你就得被人欺侮。一句话，说得爷爷语塞，也就不再管大伯了。
大伯后来成为共产党。他成了共产党之后干得最辉煌的一件事情，是掩护李先念将军过渭河。李先念是从高村上游五里一个叫“胡也滩”的地方过的。那一刻，威名远播的我的大伯，正抱着一挺轻机枪，肌在渭河南沿的芦苇丛里掩护。
李先念是安然地过去了，但这事给大伯一家带来了灾难。
事情过去以后，国民党兵来高村抓我的大伯。大伯当时正在家中，听见外边枪响，大伯钻进了炕洞里，然后又从烟园里爬出，跑了。国民党见抓不着我大伯，就把我大妈吊在家门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活活打死。
这棵老槐树我少年时还见过。爷爷就是在这棵槐树的荫凉底下，支个茶摊的。这树后来被三叔伐了，做了大门，而今这槐木的大门，还在我家的门上安着。
伯父则在渭河下游五里的一个村庄，和地主家的一个小老婆好上了。
后来家乡解放，伯父在县上给县长当了一阵保镖以后，嫌麻烦，弃了公职回家当农民。他没有回高村，而是径直去了下游那个村庄。打土豪、分田地，他说，我不要田来不要地，将地主的小老婆分给我吧！这样，他在下游的那个村庄落户，我则有了一个新的大妈。
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故事里，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在内。家族里的老人偶尔会不经意地说出几句，于是我东逮几句，西逮几句，便构成这个完整的故事了。
伯父在世的时期，我多次说过，我要到他的家里住一段时间，带一个录音机，听他讲那些家族故事。我说，光把这些故事不加任何修饰地写出来，就是一段世纪史我的家族的世纪史和渭河平原的世纪史。伯父后来也一直期待我回去，他还梢话说，如果我再不回来，他就将那些一个又一个的家族秘密，带进棺材里去了。
他果然将那些都带进了棺材！
我因此而不能原谅自己！
家乡解放后，爷爷便依然推着独轮车，领着全家从黄龙山回到了高村。
我的母亲告诉我，回来的时候，路上到处都是土匪，爷爷把独轮车的把手钻空，从而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塞进把手里，再用木楔子楔紧，这样，才免遭打劫的。
父亲从黄龙山径去陕北延安，参加了革命。叔父则随爷爷回到高村，现在由他来支撑高门这一方天空了。我们知道了，伯父他去下游的一个村庄落户。
他们老弟兄三个，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大堆故事。
而由这三个人形成的这户人家的三个分支，我的一大堆的堂兄堂姐堂弟堂妹们，也都有着他们的故事。
如果有一天我动笔写我的家族传奇，上面的叙述会是一个提纲式的东西。如果有一天我因为身体或别的什么原因而没有来得及写，就去世了的话，上面的勾画就算我对这个家族的一点交代了。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千字，但是聊胜于无吧！
2000年冬天的一个最冷的日子，我出西安城，顺谓河而下，来到距西安八十华里的我的家乡。
那片三角洲地面正是一片肃杀景象。我驱车穿过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所有的村子，最后来到渭河下游的那个伯父的小村。“死对死者是一种解脱，死对生者亦是一种解脱！”我为伯父上香时，这样说，并且用这句话，希望前来奔丧的人们节哀。作为这个家族中一个重要的男人，我的年龄，我的身份，都要求我这样说。
伯父的死亡为近亲们提供了一次聚会的机会。这样，我见到了许多的亲人。老的都像老树叶一样在摇摇欲坠，年轻的一代则像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生长起来。我们围着火炉平静地谈着，谈下一个死去的又会是这就是我对渭河平原一个同姓村落的描写。我写了它的起源，它的地理位置，它的生活方式，它几千年来香火延续的办法。为了能更深入地描写，我还带领读者如此深入地走进了一个家族的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