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的中国文艺复兴，迄今为止已显示出它的极大的革命性。而这种革命性是以不事声张的方式进行的。它的建设性实绩体现在二点上。首先，以批判方式进行的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变质进行纠正。这是一种对于谬误的拨乱反正的实践，这一实践对于扭转原有的文学恶性发展起了根本的抑制作用，从而为中国文学从废墟中的新生打下了基础。
其次，对于中国革命文学传统，特别是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的那个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文学传统进行了有效的修复。这个修复的全过程我们称之为文学的惯性运动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在于对已有的文学实践进行一番历史性的还原和择取。经过这一次选择，对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文学指导方针和文学创作、批评的实绩，作了一次鉴定。主要是对于极左路线的否定作了否定。这一文学运动特殊阶段的最大功效，是对于现实主义精神作为传统的恢复、发展和深化。文学重新确认了对时代和人民的忠实，对社会生活的忠实。以真诚的态度说真话，是惯性运动时期的鲜明旗帜。
而最为重要的事实却发生在惯性运动结束之后（大约是1978年底）。文学由于思想解放运动（主要体现为现代迷信受到怀疑和否定）的启示和诱发，而默默地进行着划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这一发展可分为两个方面加以描述：一方面是禁锢解除之后，文学的自由本性得到了恢复。听凭创造激情和公民使命感的驱使，文学行进在布满地雷的禁地上，一步一步地审慎前进。随着各种创作禁区被跨越，文学也就自然地划开了各种各式的创作阶段。最明显的是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的线性演进。其间虽夹杂有试图作某种突进但受阻而未能奏效的，如《假如我是真的》所代表的对于社会阴暗面的控诉、《苦恋》所代表的对于现代迷信的批判以及《将军，不能这样做》所代表的对于特权主义的揭露等，但即使如此，文学发展的事实足以说明它无可辩驳的前进。
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规范化束缚的反抗，它的反传统、反权威、反依附的努力为自身争得了空前的自由度。这个争取导致线性发展的终结。文学反思阶段以后，事实上开始了一个无序状态的发展过程。这个阶段的文学受制约于文学竞争的规律，而摆脱了行政指令的运动状态。它的基本形态是网络结构的出现和多元体系的确立。
从此，中国文学开始形成了文学自身运动的格局。这是这一场不作宣告的文学革命的最主要的成果。它不仅导致了文学生态的根本变化，即自由竞争代替了行政指令，多元建构代替了单一格局，自然调节代替了人为取代；而且还导致了文学对所有地域空间的无所不在的占领。它支持了文学无禁区的趋向。更重要的则是对于文学观念的重新建立和重新审视，这突出表现在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和功能体系的否定后果。
（四）选择是这里的上帝
我们把这一场悄悄进行的文学革命，称之为文学的“绿色革命”。绿色革命是一种比喻性的借用。这一词汇原先是用来说明农业上的变革运动的。20世纪60年代针对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倒伏、不耐肥、产量低等问题，利用矮化基因材料育成该类作物的矮秆、耐肥、高产品种。这一科研成果使相当多的缺粮国家实现了粮食自给。这一革命性措施被称为农业上的绿色革命。
借用这一词汇的用意，在于暗示这一场关于中国文学艺术的革命的和平性质。绿色相对于红色而言，是非暴力、非强制性的象征。它是绿色的，但又是革命的。它改变了以往的革命含义，以往的文学革命运动，除了“五四”那一次以外，其基本形态都带有使文学离开自身的倾向，使文学更加明确地成为阶级、政治的从属，从而成为特定阶层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替身。仿佛唯有充分体现它所寄生的主体的价值，寄生体才有价值。绿色革命唤回了文学的自我灵魂，它使文学回到自身，成为自行选择的自然的体现。它可以为别物服务，也可以只表现自身，但艺术规律的制约在这里已成为无可替代、也无所匹敌的力量。文学在自身土壤上吸取阳光、空气和水分，自由地塑造自己。这是一种绿色的生态环境和绿色的生命状态。
这一革命之所以是绿色的，还在于它不以人为的方式对文学世界进行淘汰和扶植。中国文学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生存法则。一个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意味其他一种或几种文学现象的人为消失。这种生态环境造成了恶性循环，即它的“单性繁殖”不可能出现新的转机。
80年代的文学变革，旨在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这个秩序承认各自的价值，建立一种和平共存的多元并立的环境。以这个革命作为起点，中国文学不再以行政的方式取消什么和建立什么，文学的自在消长状态将促成文学的长期繁荣。中国文学艺术首先在诗歌领域创造了这样的存在。现今的中国诗歌已呈现出世界上最丰富的“诗歌博物馆”的状况：从最古老的诗歌形式到最新潮的诗歌形式，从最正统的诗歌观念到最激进的诗歌观念，都在中国诗歌博物馆中同时展出。其他文学艺术品种也将陆续仿效诗歌。这里存在竞争，并将有淘汰，但竞争和淘汰都将是和平的，它基本上采取了自然调节的方式进行。
在这个生存环境中，将排除暴力强制性。一个竞技场上的失败者，将自行退出竞赛。他要是不甘永远充当被遗弃的角色，他就会以更加急剧的艺术变革重新进行角逐。读者市场是竞技场，而欣赏者和舆论的选择是这里的上帝。
（五）全面展开的试验性
中国文学界流行探索的观念是新时期的事。诗歌最早实行了探索。“朦胧诗”的出现曾被支持者称之为“崛起”，又被反对者称之为“癌症”。同是一物，毁誉交加。但它的名称“朦胧诗”，却由明显的否定嘲讽意味转而成为肯定的名称。这一广泛深刻的探索获得成功，是诗歌以绿色的方式（尽管伴随它生成的曾有过危险的政治干预的意图）进行革命性发展试验的成功。1980年创立的诗歌理论刊物，干脆名为《诗探索》。随后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探索诗选》，又有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都证明了这种试验的大胆而隐秘的存在。
悄悄地探索和实验，在实验的基础上推出一些或众多的诗风和流派，而后引起一番震惊和骚动。这种骚动是由于不能适应和不可容忍。经过一番情绪激动的论辩甚至攻击，直到双方都疲惫不堪，无力再战，于是不再论战。过了一段，那些情绪激烈的，看看他周围竟然有那么些支持者，于是心境变得平和起来，进而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肯定并接受了他原先反对的。这就是异端的侵入与加入。中国现今的文学有极大的胃容量，它不断地抗拒这种“异物”，继而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它。这是一个其大无比的“异端收容所”和“异端改造所”。不断推出的文学和艺术的“异端”，又不断地被吸取和消化。这就悄悄地充实并改造了中国的现有文学格局。这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文学艺术的革命。
在现今中国文学艺术界，这种探索和试验正在无所遮拦地全面地展开。不再单单是诗歌一类--诗在中国当时的文艺变革的功绩已被历史所记取。中国新文学的革命中，凡是涉及重要的转折关头，几乎总是由诗做出勇敢的贡献：“五四”的白话诗血战，“天安门诗歌”点燃的火种以及引发的政治爆炸，朦胧诗运动宣告了文学绿色革命的开始--而后是各式各样的文学艺术的加入。
在文学中，除诗以外最引人注意的是小说。小说自王蒙悄悄发难，到张辛欣初步传达现代人的意识，随后有刘索拉、徐星等的大胆实践。他们每一位迈开的陌生的一步，无一例外地都伴随着习惯势力的谴责。到了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谴责追踪而至。一篇指责《无主题变奏》的文章，抨击了它的荒谬感和多余人的形象。这篇文章最后告诫作家：“历史在召唤各式各样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情感。愿我们的作家正视自己的道义责任吧。”由这些措辞可见一种“不动声色”的、同时又是“语重心长”的谴责之情。
但中国文学显然已做好充分准备，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不能适应中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适应。残雪的出现并没有引起更大的情绪骚动，便说明了中国传统的适应能力已大为加强，说明这种悄悄的加入并悄悄的包容达到了一个相当宏大的程度。试验和探索已把它的能量扩展到了更为宽泛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