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纵横两个方向的综合考察，使我们有可能窥见当前中国文学艺术变革的立体交叉的全景。中国的文学在急匆匆的演变中失去了过去我们熟悉的格局。我们的文学不再是单一的文学。尽管现实主义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但人们已不再承认现实主义为唯一的文学潮流。即使从创作方法的摒弃单一选择的结果来考察，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超现实主义等的一时呈现来看，就已是一种多元文学的规模。
中国文学由于它的历史悠久和传统深厚，在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各个门类都保留有生动丰富的“活化石”。古典的传统影响依然存在。以古典诗歌写作的现代旧体诗、民歌体新诗以及大量的戏曲艺术作品、章回小说等，都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成果在这里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新传统。
其间又划分为解放区的文学传统和大后方的文学传统。这两方面的文学分支都各自拥有实力雄厚的作家群，以及相当深远的影响。
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中国中年以上作家的不同层次。再加上80年代形成的受到西方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以变革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创作实体。中国文学艺术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丰富最全备的艺术博物馆。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学经历，它以短短十年的无拘束延展，集中展示出极自由的择取性。它创造奇迹，即把全世界文学历史作一种神奇的处理。
驱遣一切的艺术方法和艺术风格，不论是写实的、抒情的、象征的、讽喻的、幻觉的、心理的……统统来到东方这个最古老也最年轻的国家集中，从而构筑起了纷繁多彩的多元文学殿堂。
高知识层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得精深和现代的精神享受；最缺乏文化的那部分劳动者，有为数众多的通俗文学提供需要的满足；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也能够在公共出版物和自己采取的方式中获取他们的需求。中国文学如同中国当前的经济一样，原先的僵硬的统一石块已经解体，它体现出清晰的层次感。一个统一的读者市场已宣告解体。现在不是市场规定读者，而是读者要求市场。中国新的读者构成呼唤的是多层次的多元的文学体系，这个体系已经在疑虑重重的公众视界中涌现。
无序化、动态结构和多元体系，三者组构而形成当前中国文学艺术失控的混乱。如同布瓦洛说的，这是美丽的混乱。所有的人都应当学会适应这种多样选择和自由竞争构成的新秩序，并学会互相宽容。这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合理，不论你是否愿意承认。不然，你的痛苦将是永恒的。
一个统一的太阳已经破碎。这些碎片在天空中美丽而自信地旋转。这些闪闪发光的星体认定自身是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太阳。中国文学的天空，如今显得空前的富有，不是一个太阳，而是千万个太阳在照耀、闪光、旋舞。
十一、不作宣告的革命
（一）比较：历史的追溯
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五四”那一场文学革命不仅是轰轰烈烈的，而且以它的明确而大胆的主张留给后人以深刻的印象。一批勇敢的叛逆者，为着改造旧文化和旧文学而奋起呼吁奔走。那时的文化革命及文学革命的火种自西方引来。高扬现代文明精神以反抗中国的封建文化和封建文学，成为当时明确的目标。
1915年，陈独秀发表于《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表现了对于东方文明审慎的批判态度，而对以法兰西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则加以热情的肯定。他认为代表东方文明的印度和中国文化“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者”。而他所谓的近世文明即我们现今讲的现代文明“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陈独秀认为由人权说、生物进化论以及社会主义组成的近世文明“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同期《青年杂志》还登了汪淑潜的《新旧问题》，文章认为今日之弊在于“新旧之旗帜不鲜明”。他的所谓新，就是外来的西洋文化；所谓旧，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新文化尊重自由，反对专制，主张宪政，与旧文化无折中调和之可能。“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
新文学革命把它的奋斗目标集中在两个重大的问题上。第一是文学工具革新的“活的文学”的争取。胡适等人力主以白话代替文言，认定将来的白话文学必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20世纪之活字。文学运载工具的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是空前的。先行者基于一种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开展的用白话文代替古文正统的变革，胡适对此有一段相当痛快的描述：（使那“宇宙古今之至美”，从那七层宝座上倒撞下来变成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从“正宗”变成了“谬种”，从“宇宙古今之至美”变成了“妖魔”，“妖孽”，这是我们的“哥白尼革命”。）
第二个目标便是进行文学内容的革命--“人的文学”的争取。周作人发表于《新青年》五卷六号的《人的文学》被认为是当时文学内容革命的一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周作人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这不仅与旧文学加以截然的划分，而且也与新文学运动的一般涉及社会人生的主题相比有了质的提高。周作人旗帜鲜明地提出排斥的十类非人的文学中就有《西游记》、《水浒》、《七侠五义》诸书。他为此作出的结论是非常动人的：“还须介绍译述外国的着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胡适针对“五四”初期的文学革命的最具实质性的内容，对这个革命的价值作出了概括。他的概括突出了那一场划别古今，并把中国新文学运动导向世界格局的性质加以肯定的判断：
《新青年》的一班朋友在当年提倡这种淡泊平实的“个人主义的人本位”也颇能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然而当我们提倡那种思想的时候，人类正从一个“非人的”血战里逃出来，世界正在起一种激烈的变化。（在这个激烈的变化里，许多制度与思想又得经过一种“重新估价”。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到“五四”那一代人那种开辟文学新时代的革命精神。他们要求于文学的，是一种以最新的思想和观念对以往的文学作一番决断的清算。用革命的方式批判旧的，创造新的。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和旧文学放置在一个已经获得世界性视野的参照中，决定一种旧价值的弃置和新价值的确认。这是一个以鲜明的态度、果决的精神弃旧图新的文学时代。它的创造精神，从创造社的诗宣言中可以得到概括：
我幻想着首出的人神，
我幻想着开辟天地的盘古。
他是创造的精神，
他是产生的痛苦，…………
我要高赞这最初的婴儿，
我要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郭沫若《创造者》）
当时的诸多因素决定了这批创造者的前无古人的气概和精神。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创造新世界的人或神。他们感到了自身担负沉重的创造使命以及诞生新事物的痛苦。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当时的文学不仅工具的陈旧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且文学内容的陈旧和没落也亟待一个新的变革。这样的事实决定了形势、位置以及方式。完全的时代悖谬造成人们对于旧文化和旧文学的不妥协的对抗态度。这是一种没有退路的决战。它需要的是一种断然的宣告和果敢的行动。这就造成了当年那种革命性的发动和发展。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像这样的文学革命，即完全以新的取代旧的，不仅从形式上而且更从内容上毫不妥协地抗争的变革，罕有可堪比拟的。
（二）和平的方式--修复和肯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文学的十年和平发展，在整个新文学运动中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从总体上说，它是新文学运动内部形成的一个阶段。中国新文学的质，在这个特殊阶段里，保持了它的延续性。当初提出的任务依然有待承继和完成。尽管前此阶段有了相当程度的疏离并造成断裂，这恰好证明当前阶段的任务不是另建体系而是一种对于已有和曾有的文学的重新肯定。修复这种历史性变异的断裂，成为了和“五四”新文学运动保持延续性和承继性的合理纽带。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中国文学根本使命是匡正偏离之后的发展，而不是任何新方向的取代。
但考虑中国文学问题又必须不脱离社会和文学实有状态的考察。历史的事实决定了一种必要的严峻的态度。正如在以前各章谈到的，由于中国当代社会的诸多实际的因素，文学在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至于“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前10年，产生了一次长时期的“滑坡”现象。渐渐加剧的“泥石流”造成的崩塌，使文学有了大的变异。其中一个显着的特点是文学运动以及文学结构的变异。文学运动由一种原先的自由调节的状态进入了一种行政指令的状态。这种状态最具特色的表征，是以非此即彼的选择原则的线性发展，代替了网络的并存与互渗的交错状态；文学结构则由明显的多元结构而退化为单一的结构。
“五四”后不到十年，多种风格流派并峙的局面逐渐消隐。伴随文学意识的革命化而来的，是现实主义地位的特殊化。由于与意识形态的提倡相联系，各种名目的“现实主义”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受到特别看待甚至是唯一提倡的一种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文学风格和艺术方式的贫困化与此不无关系。
单一提倡和文学严重政治化的结果，造出了一个空前的文学规范。这种规范不说明文学的繁荣和充满活力，恰好说明它的僵硬和对于丰富人生和复杂情感的不适应。僵硬的公式造出的最大文学奇观，便是文学语言形象的假、大、空。无限丰富的中外古今文学传统受到了宣判、驱逐和否定。文学的无限可能性蜕变为全中国数亿人只能享受几个极端变态的“样板”戏。事实提供了最充足的理由，说明文学现状的不合理。更为严重的是文学内容的严重异化。长期粗暴批判文学的人学属性，无端地排斥人性和人道对于文学内涵的充实。可笑的是对于人在文学中的鲜活而自在的生存状态的教条规定，包括对题材、处理情感以及情调的刻板而琐屑的指定。甚至在对于“样板”作品的移植和模仿中，举手、投足都不允许“走样”。把作品中的人物无限制地英雄化的结果，只能是作为人的变态的超人和神的普及。这是文学中的人性的和人的再现的最严重的扭曲和异化。
中国文学已经无出路可走，也无退路可寻。由于至少长达十年的大批判和大规模焚书，在这场浩劫中，一切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都被打上了“金印”。它们成了原罪的象征。历史上的遗留既已被人为地“消灭”，现有的一切不仅极为贫乏而且又迅速地模式化。这些事实已为人们所共识，原因也无须细说。一件事情的极端，往往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始。中国文学仿佛是受了重伤的巨兽，它失去了昔日的威风，躺在血泊之中抽搐，它期待着灭亡之中的奇迹般再生。
一切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终于出现了一个扭转局势的契机。1976年宣告了一个封闭和禁锢时代的结束，同时也宣告了一个开放和流通的时代的开始。中国文学慢慢地打开了全部的窗子。它在惊异于世界的陌生的同时，也对自己陌生了起来。书禁的陆续开放，翻译作品的日益增多，国际文化交往的频繁，宣告了原有的状态的不可继续。中国人这时方才感到文化噩梦的不可思议，先是怀疑，继而否定了这种非正常状态。中国文学开始发生动荡。动荡是从对于已有状态的怀疑和否定开始的。但一种强有力的参照系的出现，却是这一文学变革的最直接的催化剂。要是没有获得最直接的对于世界文学现状的认识，要是没有外界提供的这种强刺激，中国的文学变革可能还要推迟很长的时间。
以上的分析说明，走向极端和绝路的文学的觉醒，有力地证明文学的革命性变革是一种无可选择的必然。而社会开放带来的外界的参照，更刺激了这种变革的坚定性。
（三）建设的内涵
由于这一场革命是震惊于“五四”文学传统的严重断裂，故以恢复断裂和恢复新文学传统为自己使命的革命性质是建设的。它当然也包含了破坏，但破坏的是那些改变了文学革命性质的消极成分。如上所述，纠正文学的变异和摆脱文学的沉沦，决定了新的一次文学革命是一种必然。但如下几点基本目标却决定了这场革命的和平性质：第一，新的文学革命旨在改变文学在以往的被歪曲和扭变，它的目的是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修复、发扬和发展。第二，中国觉察了文学老化现象，它亟待注入现代精神以实行文学的现代更新，中国文学新的一场革命旨在用这种建设性的现代意识的充实和更新，为争取中国文学加入世界走出切实的第一步。第三，中国新文学原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旧文学革命的产物。这个文学的性质后来逐渐产生了变化，革命文学终于成为一种受到人为扭曲的形态，如今是由此再回到文学革命。这一次新的文学革命对于原有的文学，当然不意味着某种轮回，而是匡正谬误之后的革命性进展。
以上数端建设性的内涵给予这场新的文学革命以和平的性质。因为有了文学的异化，于是才有对异化施以匡复的努力。匡复决定了这次革命的非破坏性。和平方式的采取乃是由于事实性质的决定。
这次新的文学革命同样地受到了时代的驱策。要是没有气势宏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是没有对于社会异化的全面拨乱反正，文学的革命性变化也就不会以如此突进的姿态发生和进展。社会变革的建设性决定了文学变革的建设性。从性质到方式，文学运动无不受到社会运动的制约。
新时期的文学运动并没有一个预定的目标、策略、步骤和方法。它是社会发展的“跟随现象”。如同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带有极大的实践性一样，文学的变革也带有极大的实践性。它的最鲜明的特点是不作宣告的默默地运动。以自然形成的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变革的实绩，证实这一运动的存在。1976年那一次给中国社会带来生机的政治变动，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