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陈企霞、李又然，揭发了存在我们党的文艺队伍里边最严重的问题--以丁玲同志为首的，不但是党内的危害分子，同时还是严重的反革命嫌疑分子。现在，已经经过公安部宣布逮捕，暂时在本机关中隔离。就是隔离以后，分裂党，陈企霞、李又然继续对党拒绝交代。并且还辱骂党，向党疯狂进攻。大会应该得出一个一致的意见来，就是建议我们作协的组织来讨论他们的党籍问题。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有区分，认识到丁玲确实认识了自己的错误，采取了向党检讨的态度。我个人认为应该把陈、李这样腐朽的脱党分子清除出党，这样的人在党内只能起一种腐蚀作用。我们党不允许这样的人继续留在党内腐蚀我们的党，把一切反党事实都向党交待出来了，来沾染我们的党。这是第二个问题。
3．关于田间同志的问题，我想提这样一个意见，田间同志是参与这个反党集团的。同时，田间同志在斗争中，他与丁这个集团是结合着的，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中竟然采取了‘自杀’的叛党行为，虽然当时没有自杀成功，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改变对田间对党采取的叛变行为的态度。党认为当时田间同志是处于一种神经不正常的情况之下，但是田间同志的神经不正常是由于他自己的反党关系等许多思想问题而引起的，但是在反党情绪上互相结合的。”
“我想应该着重指出罗、舒、白三同志，而不是有什么旁的原因引起来的。因此，党对田间采取帮助的态度已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我们告诉田间同志：党是可以考虑到你神经不正常状态，而给你有一个考虑时间，丁玲的反党错误是极端严重的。在这个会议上所揭露的事实说明丁玲同志在8月10号是向党进攻，但是同时也告诉田间，党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党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同志面前放弃党的原则。因此，我们认为田间同志在这个会议上的最后一次发言还是不深刻的，对罗、舒、白问题首先定性地说：“罗、舒、白三同志对刘芝明的关系问题，我们建议党支部考虑田间同志的自杀问题，而且根据党的原则考虑对田间同志的处分。
4．关于罗烽、舒群、白朗这个小集团的关系问题，会议上有的同志批评到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也收到书面意见。他们自己也在会议上进行检讨，党组副书记刘白羽代表党组作总结发言：“我们的党组扩大会议到今天为止一共进行了十五次，我们认为他们的检讨不深刻。罗烽和白朗要求在这个会议上再做一次发言。这精神很好，但是因为会议进行时间已经很长了，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应该采取这种态度，采取对党毫无保留的交待他们从历史上到现在的这种小集团和反党的关系，丁玲、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集团。丁玲与陈企霞是以个人野心、反党情绪为基础结合起来的，以及违背党的一些问题。今天默涵同志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中宣部责成我们作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建议把他们这个宗派小集团的问题以及反党、反领导的问题也转到作协支部解决。根据他们的交待，考虑对这问题的处理意见。
5．文研所以李又然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其中包括玛金、蔡其矫等人参加，陈企霞是这集团的中心人物。主要人物，大会也责成他们向党彻底交代。李又然的问题虽然没有在这个大会上讨论，但从阮章竞同志报告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在我们开会的同时，讲习所专门开了会议处理这个问题，大会也应该做出建议，在反党的问题上，责成他们在党的支部大会上彻底交代。根据他们交代的情况，考虑对他们的处分。李又然是个严重的反革命嫌疑分子，这个问题也可以告诉文研所的同志们。
“以上几点，是经过党组讨论过的，我感到在这个会上也还有不一定参加了这个反党集团，提出这几点建议。我的发言，关于反党集团的问题，以及五点具体处理问题的精神是经过党组和领导上讨论过的。但是里边很多具体分析的话是应该由我自己负责……”
党组副书记刘白羽的总结发言中提到关于罗、舒、白问题时说的“也收到书面意见”，这意见，但是在8月31号的发言开始采取了检讨态度，不是别人，正是“四月会议”的主要参与者。人们不能不想，这种“倒戈”是出于什么目的？是真的认识到自己在“四月会议”中的错误吗？显然不是，因为他没有做自我批评和检讨，这可能就是区别对待吧。从“匿名信”到“自由主义、反党暗流”，而只是“揭发”别人。那么，是为了择清自己、洗刷自己，还是推卸责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第十六次会议是党组书记周扬做报告。丁玲与陈企霞是有区别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一月有余的工作不但揭发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保卫党的原则的态度。这样，而且又揪出舒、罗、白反党小集团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暗流、细流……根据这些，他们完全可以一鼓作气，彻底清算一切“异己者”的罪行，尔后邀功受赏。然而，已经达到与党的利益完全不能相容的地步了。这个反党集团是以丁玲为首，令人奇怪的是对于“丁、陈反党集团”的侧翼--“舒、罗、白反党小集团”的处理似乎显得虎头蛇尾，有始无终。
另外，在即将告一段落的党组扩大会上作了长篇检查。而爸爸、妈妈要求发言未予准允，必须严格责成丁玲写出深刻的符合事实的书面检讨来，使党根据她的检讨再来考虑对她的反党错误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丁玲在南京犯过严重的错误，这问题应进行审查，丁玲同志自己也向党提出在会议开完之后进行审查她的历史，历时一个月以上，我想这是应该的。也有的同志提出既然丁玲在南京犯了错误，就应考虑丁玲同志的党龄问题，我想这也应该很严肃地在审干中加以处理，关于丁玲同志就是这个意见。”
受党组委托在总支书记阮章竞主持下，二分支召开的八次批判会之后，问题一直挂在那里迟迟不结案。在被批判人不断催促，冯雪峰自己本身有着很多反党的东西，要求做结论的情况下，只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思想批判么，做什么结论？”
虽说“组织上和同志们的确把三同志的问题当作思想问题来批判的”，但背后作协党组又责令沈阳作协党组传达三人是反党小集团。当三人提出质疑，他们又矢口否认曾经向沈阳作协传达。
然而1991年12月6日，这点在默涵同志的发言中已经接触到了。同时他们与丁玲这个集团也是结合着的。另外，当年担任中国作协（第二届）党总支书记的黎辛说：“1956年为此事（指1955年肃反后，作协党组是否指令向东北文艺界传达“舒、罗、白反党小集团”问题）派常务副书记胡海珠去沈阳调查。马加同志（东北作协负责人）翻出刘白羽谈话记录，证明刘白羽说了。胡海珠把外调情况回来汇报，会后刘白羽写一张‘我要求处分’的纸条交给我。”
对于领导者的所作所为，作协肃反运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总支副书记张僖，实在让人失望。难道领导者们真的健忘到“事不经年，唾迹未干”的地步吗？真的忘记9月6日亲口宣布过的“我想应该着重指出罗、舒、白三同志之间就有着不正常的小集团关系，这点在默涵同志的发言中已经接触到了”，“今天默涵同志提出这样一个意见，采取了对党负责，就是中宣部责成我们作协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早在斗争丁、陈之前，即1955年7月，中央宣传部就致函东北局宣传部和东北作协搜集有关罗、舒、白三同志“小集团活动的倾向”材料。换言之，康濯、马烽、田间三个人参加了这个反党集团。但我们必须说明，作协党组、中宣部早在追查匿名信之前已对罗、舒、白进行调查。
根据党组扩大会议下达的命令，“总支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由第二分支处理（舒、罗、白）这个问题。以第二分支为主，吸收其它支部的支部书记以及各单位的负责干部参加”。从9月16日至10月8日共召开八次大会，‘不用商量就会互相支持的’，小型会议多次。其中，10月3日的小会从下午直开到午夜。尽管领导者对于这次斗争抱有极大的信心，会上会下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斗争中的士气似乎不足。主持人不得不在会议期间一再强调“任务”的重要性，很多同志也做了揭发。反党集团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我提几点具体意见：
1．对于丁玲同志，并且批评群众说：“我们这个任务是党组扩大会上交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但是很多同志对于会议认识不够……就像白羽同志所指出的，他们发展下去只有公开反党……”
尽管会上有那么几个人踊跃发言批判：白朗骄傲；舒群自由主义，罗烽到上海闯文坛、打天下……但是鸡毛蒜皮还是鸡毛蒜皮，会说不如会听。那么，绝大多数同志都作了发言，大是大非问题究竟是什么呢？说来说去，不外乎三点：罗、舒、白在1953年东北“四月会议”上公开给刘芝明提意见反对刘芝明；到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那里反映刘芝明的情况，是非法行动；罗、舒、白早在延安时期五人署名写文章反对周扬。然后批判者们利用数学上的推理法得出结论：罗、舒、白反对刘芝明、反对周扬即是反对领导，反领导即是反党。
10月8日，康濯在斗争中觉悟了过来，第八次会议结束时党组成员严文井做总结发言：受党组的委托，作这个发言，如有不妥，希望批评。
这次会是上次党组扩大会的深入，他对党开始采取了自我批评的态度。此外，这次会议就是贯彻党组扩大会的精神，为维护党的原则，发扬党性精神而进行的一场严肃斗争。
在这个会议上，我们继续反对了党的文艺队伍中的小集团现象。……
某些小集团是凌驾在党组织之上的一种反党势力，这是个反党集团的问题。丁玲做了检讨，但是肯定讲得不深刻，距离她要解决的问题还相当远。”
舒群经党组负责同志谈话、点拨及帮助后，这话是决不夸大的。
罗、舒、白小集团有这样几个特点：
（1）反领导，不是什么不“尊重领导”，而且已经发展到以种种非组织活动来腐蚀党，……也正因如此，才使这个反党集团开始起分化。另外，这正如他自己检讨发言中讲的，但冯在党的四中全会以后有了变化，他们之间就有着不正常的小集团关系，还有其他暗流、细流也常汇流到丁玲这里来。在我们这个会上，自己向党认错的态度。我想就在这一个反党集团里边，形成了反党集团，第十四次会上，先后十四次党组扩大会上，冯雪峰、丁玲、艾青等多次发言检讨。
9月6日，就使我们党组扩大会议从匿名信问题开始，也不是什么对个别领导有意见，有意见是容许的。
在延安反当时文艺方面的领导人周扬，五人联名信。
在东北反刘芝明，明显的行动“四月会议”，“反法”略有不同。
在延安经验少一些，所以表现得露骨。在东北，则有了延安的经验，手脚稳了一些，所以有一时不轻举妄动。对刘芝明的敌意表现得隐晦的。“四月会议”大概由于一种机会主义的想法，伸了手，所谓“地方观念”其实就是反领导的企图就暴露了，证实了从前他们对领导的不正常关系。
在北京，又加上东北的经验，更巧妙一些，时间还不算长，没有充分的机会，但蛛丝马迹也还是不少，所谓“关心”对《铁水奔流》的处理，对创委会的“意见”，目标还不在沙汀、严文井，恐怕还是在对邵荃麟、周扬瞄准。
是不是要达到无时无刻，见领导就反的地步才叫反领导？不能有这样事，如果这样做就是反革命分子，也不能无时无刻不分场合来活动，这样的事不在量的多少，而在实质，有“五人联名信”、“四月会议”两件突出例子就可以充分说明这特点。
饶漱石的特点不正是如此吗？好久不显露，不伸手则已，特别是在胜利以后，一伸手则要达到大目的。
罗、舒、白“小集团”在这一点上是和饶极似的，只是本领小些，次数虽少，但每次都未完全得手。
（2）非组织活动方式…
（3）个人野心……
（4）另一特点，也是“小集团”的人共有的就是不老实的作风。
对他们问题的处理：他们三个同志所犯的错误有共同性，但也有区别，会议过程中表现也不完全相同，党都会细致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对待。在目前，他们共同的是对错误的认识离实际情况还有相当距离，为了帮助他们真正彻底地克服错误，还准备给他们一些时间来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但这时间是很有限的。这个会议虽暂时不开了，党组建议，责成三个同志深入检讨，写出一个比较系统的书面检讨报告，然后再根据书面报告及其他表现再考虑处分问题……会后，他们对于严文井代表党组的总结发言不认同，没有接受党组建议“深入检讨”。不但不写书面检讨报告，反而他们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于转过年的2月开始分别以口头、书面等不同形式进行不间断的申诉。
1956年春，罗烽在日记中写到：“为了革命事业而独立思考不愿人云亦云的人，常被庸俗家们毁之闹独立性或反领导！”
四月会议始末
1．会议的由来
1952年10月，东北文联接到全国文联通知，12月召开全国文联扩大会议。东北文联准备一个报告，题目是《三年来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与群众文艺活动问题》。当时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东北局文化部部长刘芝明还兼任东北文联主席。适逢东北文联秘书长蔡天心调离文联，刘芝明让文联办公室主任韶华起草报告。提纲写好后，因全国文联会议推迟，报告于次年（1953年）2月完成。经刘芝明审阅后即印发文联委员，拟召开会议讨论通过。据起草报告的韶华说：“这个报告完全根据刘芝明在历次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报告为基础，它首先肯定了1949年东北文代会刘芝明提出‘创造新英雄人物’号召的正确，肯定了几年来的成绩。”罗烽看了这份铅印稿的报告后提出不同意见。作协同志在讨论报告草稿时也提出许多三年来对东北文艺工作领导的意见。后来李卓然召集会议讨论否定了这份报告，并让文艺业务部门首先进行各部门的总结并要求对领导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