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作协小组会上提出的许多意见，刘芝明大为不满，极为光火，他说：“说我不民主，这回我要民主啦，我想同志们也不会报个人恩怨算旧账吧！”
十余天后，以东北局宣传部的名义于3月28日至4月10日召开东北区党的文艺工作干部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东北一级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方面的负责干部及东北各省、市文艺方面的领导干部共49人。会议由刘芝明主持，并由罗烽、舒群、安波、施展、吕佣等十二人组成中心小组具体领导会议的进行，李卓然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作了发言，最后由刘芝明做总结发言。本来他们是不想参加的，但李卓然同志提出，只好留下。因为会期在四月，故称“四月会议”。
2．《三年来东北文学创作工作总结》
报告的总结经过
3月初，按照东北局宣传部“认真总结东北三年来的文学工作的指示，东北文学工作者协会的全体同志（江帆、蔡天心、谢挺宇、马加、韶华、草明、白朗、罗丹、崔璇和罗烽、舒群同志）即着手讨论。大家在哀悼斯大林同志的极大悲痛中，学习斯大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加紧进行，反复讨论，做出总结草稿”。
东北文协的全体同志于3月7日晚至10日晚讨论“思想领导与文艺批评”、“关于生活与创作”问题。依据东北作协全体同志提出的意见，经过三上三下，应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要求并征得全国作协同意临时留下帮助做大区撤销后东北文化界的善后工作，先后由草明、蔡天心执笔，三易其稿，于3月16日完成《三年来东北文学创作工作的总结》报告。这份报告和前一总结报告的内容大相径庭。
“自3月7日晚起至10日晚上，初步讨论完毕。全体同志分为两组，由草明、白朗分头领导整理原始材料。然后由草明总合，写成第一次草稿，12日全体同志讨论草明整理的第一次草稿，决定交由蔡天心整理，14日大家（个别同志已下去）讨论由蔡整理的第二次草稿，再决定交由草明整理大家的补充和修改意见，16日草明做出第三次草稿。江帆、蔡天心、韶华、谢挺宇、马加、白朗、罗烽、草明、舒群九人基本同意这个总结草稿。最后由罗、舒同志做个别的文字上的修改即成现在的总结草稿。”
“在讨论过程中，涉及刘部长的作风、干部使用等问题，不便放在总结内，故另整理出附件一份，供东宣部和刘部长参考。”
对刘部长的领导作风方面的意见
刘部长根据全国文代大会的精神亲自建立了东北作协，下决心抽出一批文艺干部专门从事创作，分工抓行政工作，这不仅在推动东北创作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即在全国范围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东北三年来的创作在刘部长热情积极的领导下，也确实作出了一些成绩，这是必须首先肯定的一点。
另一方面，由于刘部长在思想领导上以及在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上的偏差，也使工作造成了若干损失，这一点，已在总结上提到，这里不再重复。
为了改进今后工作，使创作提高一步，我们认为有责任对刘部长的领导作风提出我们的意见，我们的看法不一走正确，仅供领导上参考（是这次总结会上提到的摘录）。
（一）由于刘部长在思想上还有着个人主义的残余，因而在使用与教育干部上，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偏差。刘部长使用干部不从全面着眼，不去了解干部的历史才能，一律看成水平很低，对待干部有时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根据个人的爱恶或利害，看准对象，分别对待，对“强者”宽容迁就，对“弱者”则打击辱骂，发脾气，或“整他一下子”。有时抱成见，狭隘偏听。有时带着个人意气，缺乏诲人不倦的精神，经常以粗暴方式代替说理教育（作协许多同志如xx、xx、xxx.xxx等同志都常挨刘的骂）。顺我者就是“我的干部”，一旦产生了意见分歧就“不是我的干部”了，甚至提到原则高度来加以抨击。对待个别干部还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甚至封建式的手段。
具体几个例子：（1）对xx同志的使用方式，刘芝明负责思想工作。1953年初，根据刘部长自己的说法：是学阎锡山的“利用两派斗争，我来从中操纵”的手段使之就范。
（2）对xxx同志刘开始认为是自己的干部（因思想、工作都能符合他的要求），后来在文艺方针上有了分歧和意见，便认为不是自己的干部了（对××也有类似的情形），并在会上很激动地说：“老×遇到严重关头要动摇的！”在给的信上也说：“你是不坚定的……你有迎合性，妥协性，……”还声明道：“我倒不是要你来维护什么……”
（3）对xx同志往往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在x犯错误后，认为已不可救药，有几次在公开场合批评xx说：“我就看你算完了，没有一点出息了！”丝毫不照顾干部威信，只图自己痛快一时（这样例子对其他同志也有过多次）。
（4）对xx同志进行批评时，刘部长常常存有不正确的个人顾虑，他曾说：“xx上层关系多，要是她到上边搞我一下子，可够我呛！”（一次谈话中说的）
（5）对××同志，则是“xx像个泼妇，懒得惹她！”因而就放弃了领导，因此一较长时期对她的工作不闻不问。因为她喜欢提意见，1952年三反时，刘部长反省说：“我对xx有很长一个时期很不满意，x月中央文化部来电话要我去检讨文艺方针问题。我想一定是xx或xx在周扬面前搞了我，因为那以前她和××去过北京，后来才知道误会了她。”
（6）蓝x同志的思想意识有严重的毛病，但他由于下决心改正，所以三反初期挖的很深。当作协小组向刘部长做口头和书面汇报时，都一再嘱咐刘部长是蓝自己主动揭发的，应鼓励教育，千万别在公开场合抖搂出来，……而刘只片面地抓典型，在宣传部的干部会上不加任何解释，断章取义公开暴露并批评他（并在党刊上发表）。以致引起蓝反感和抗拒，爸爸于1952年底经本人再三申请由东北调全国作协归队搞创作。此前担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东北文联第一副主席、联合党总支（文联、广播电台、文化部）书记等。作为刘芝明的副手，甚至推翻以前反省……
（7）有时，有的同志向刘汇报某某同志情况或提意见，目的要领导作工作，而刘部长往往公开揭破“某某说你如何如何！”刘的理由是：我是为了纠正文化人中间的当面不讲背后乱讲的自由主义作风……
（二）刘在领导方式上还存在着命令主义和家长式作风，不能发扬民主，不去倾听同志的意见，主观片面自以为是，愿听顺耳的意见，对相反意见不能冷静对待，以致影响许多干部不敢或不愿给刘提意见。
（1）蔡天心同志批评《红旗歌》，刘责备事前不请他审阅原稿。此后通知文学干部凡寄到（山海）关内去的有关批评的文章须经他本人批准。
（2）1950年底总结工作时，作协同志对刘批评的比较尖锐。奉东北局宣传部指示东北文协重新总结东北三年来的文学工作，并让罗烽、舒群也参加总结。刘部长在检讨之后愤愤地说：“你们把我整的面红耳赤，满头大汗，你们就算没事了？”大有“等我也整整你们”的情绪。果然当晚就为了某个问题发生争论（舒群态度确有缺点），刘就决定要“整”舒群同志，第二天舒群请罗烽去帮助解释许久才算罢休。
（3）有一次整风时，作协给刘提意见的会上，刘号召大家“知无不言”，侯xx就说：“那次我为房子去刘部长办公室，刘正在接电话，就听他狠狠地说‘把他抓起来！’我一听心里着实害怕……”当时没等侯说完，刘就站起来忿然说：“你没房子，难道我还要把你接到我家里来住？”刘的态度吓得侯赶忙说：“我不讲了，不讲了。”
（4）在东北文艺整风时，许多同志对东北文艺方针有意见（如写新英雄人物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等），思想认识上与刘部长始终不能一致，本应通过这个运动求得解决，但刘不肯听，在会议上说：“我的方针就是东北局的方针”，大帽子一扣就堵塞了同志的批评，同时使三年来东北文艺方针，爸爸拟到鞍山市弓长岭矿体验生活。途经沈阳时，未能进行很好的总结。
（三）刘部长在思想上有某种程度个人英雄主义，喜欢炫耀表现自己，夸大个人成绩，使人感到“对的都是自己的，错误都是别人的”，对不正派的谄媚作风，不但不批评，反而欣然接受，往往批评别人时也表现自己。最突出的例子：
（1）在东北文代会的筹委会上，xx称刘的报告（《把创作提高到新的水平》）为“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第二文献”；××说：“是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发展和继续。”这种说法和看法是极错误的，而刘部长却默默地接受这种无原则的赞美，从思想上感到自豪，很兴奋地说：“像xx这样一个老戏剧家把我的报告估价得这样高，我原来是没有想到的。”
（2）对xx同志的使用，同志们一直有意见，刘却认为使用的很得当，并夸耀说：“对xx，凯丰同志都解决不了，我就能解决！”
（3）在批评《一夜》时，刘说：“在我做地下工作时，有了情况不是先顾自己逃命，而首先想到的是同志们的安全，到处去送信……”使人感到他是在借批评别人之机，来表现自己（因为批评的不够恰当，作者在那段里，是带着批评的）。
（4）在接受《新事物面前》的赞扬时，刘一贯强调个人领导的成果，从不提到集体的作用。实际上《新事物面前》有不小一部分是靠集体力量的。（何况在领导方式和该剧本身还有若干缺点呢？）
（5）在这次“东北三年来的文学艺术工作总结草案”上也可以说明刘部长片面地夸大成绩，而且对待这样一个严肃的总结，竟委托一个政治面目不清（原在国民党里担任较重要工作，当时政治上还未做结论）的人来起草是非常错误的措施。
此外刘部长有时在极严肃的场合表现出很不严肃的作风，不但影响了个人在干部中的威信，同时协助刚成立的作协主席团（白朗、马加、草明。草明是执行主席）工作一个时期。碰巧舒群（早于罗烽由沈阳调北京）也去鞍山。鉴于对韶华起草的报告草稿的不同意见，往往也使群众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如在纪念鲁迅逝世16周年大会上，刘报告时说“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很没用的。我们在白区作秘密工作时，一遇情况，要不喝上二两酒，腿肚子就会发起抖来的”。这不但不是事实，更一笔抹杀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在这次讲话中，还抹杀了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的贡献。
以上仅就作协范围内，根据这次会议记录提出一些零碎意见，可能有片面或某种程度的偏差，但目的是希望刘部长在深思熟虑后在领导作风上加以改进和警惕，以利于今后工作和干部关系，而避免重复过去的“强者斗争，弱者服从，中间者沉默或远走高飞”的后果。
作协1953年3月16日据当年参加撰写总结报告的人说：“准备那个报告的每次讨论都非常热烈，甚至东宣部派去协助工作的毛星（东宣部文艺处处长，帮助分析刘芝明文艺思想）和全国作协派去的井岩盾（曾在东北文联工作过）也积极提供材料，参加意见。”“当时东北作协的整个气氛--对刘芝明的文艺思想和领导作风的不满是一致的。”
妈妈说：“会议结束以后，不但没人指出我有反党错误和小圈子情绪，作协党内反而根据东宣部的意见把我选为副支书。当我调离东北时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鉴定。”
正是这样一份由群众民主讨论、共同定稿、公开上报的工作总结（而且其中最尖锐的意见：说刘芝明在领导东北文艺工作上犯有政策性错误的意见是蔡天心而非罗、舒、白提出的），却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他们竟被打成“采取非组织活动方式”，反刘芝明、反领导即反党的“不可绾，杀勿赦”的罪人。
3．《总结》报告的主要内容
总结中首先肯定“在中央总的方针指导下和东北局不断的关怀下，东北的文学创作工作是有成绩的”，指出三年来东北广大文艺工作者，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面向工农兵”的文艺方针，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配合经济建设与各项政治运动中，写了不少作品，对群众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总的来说，东北三年来文学创作工作上，由于领导的重视和全体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有了许多成绩。并且成绩是主要的。但在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上和作者的体验生活和创作方面，都存在着一些较为严重的缺点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