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老的埃及，历代法老的陵葬，是盗墓者最爱光顾的。独有图坦卡蒙王陵，始终保持完好。本世纪初，英国富豪卡那蓬公爵和考古学家哈瓦德卡塔博士第一次对这座王陵进行发掘，经过长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在年找到了墓穴。当这些如愿以偿的挖墓者，打开石门，准备进去时，发现墓穴的门楣上一行阿拉伯文：“死神奥西里斯的使者亚奴比斯，将会用死亡的翅膀接触侵扰法老安眠的人。”这就意味着任何盗墓者，都永远将遭到法老的诅咒。
公爵和博士置之一笑，根本未把法老的警告当回事。但是，从打开王陵，取出木乃伊起的三年零三个月里，与掘墓有关的人员，先后共有二十二人神秘地死亡。直到年，有位从事这座王陵展览会的政府官员，也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
法老的诅咒，遂成了世纪之谜。
于是，我不禁想起《红楼梦》第一回里的那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是不是也寓含着这种类似法老式的警告意义在内“？谁解其中味”这五个字，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曹雪芹先生早就料定了，后来会有勇敢者企图来“解”他的身世之谜，和他的这部堪称世界之谜的《红楼梦》，然而，他这句诗，或许就是他留下来的预言，应该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解开他谜的钥匙。
果然，从几十两银子一部的手抄本开始流行，从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活字排印本出版，直到今天，二百年过去了，《红楼梦》成为一门红学，但这首诗，仍像谶语似的灵验。无论那些形形色色的红学家，怎样的努力，也休想找到这个谜的答案。
红学有家，这是曹雪芹绝对想不到的，如果能复活的话，他会在西山脚下的黄叶村，召开记者会，要向世人明白宣示的。“诸位，不要企图解一个解不开的谜！”
但二百年间，不断有人做着“芝麻，开门”的美梦，希望有朝一日，《红楼梦》的谜底揭开，像阿里巴巴四十大盗那间藏宝库一样，突然开启。每个强盗献出散落的一回，加在一起，正好后四十回，向这位打开门的红学家捧过来。
这当然是笑话，然而在已经跨过二十一世纪门槛的当代，做这种梦的人竟有愈来愈甚之势，种种奇谈怪论，到了像马道婆那样念念有词，弄神装鬼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雪芹先生地下有知，他究竟是应该为吾道不孤感到高兴呢，还是为后人的这种梦魇行止而觉得悲哀呢？
功夫在书外，这是从有《红楼梦》研究起的一条歧路，一条永远走不到头的路，也是离红楼梦文本越走越远的路。
我们仔细回想红学研究中的几个大热门，诸如索隐派和自传说，脂评本和线索探秘，程甲本和程乙本，曹雪芹身世和生卒年考，江宁织造和李煦家族，敦诚、敦敏兄弟和香山，辽阳包衣和丰润曹氏，曹雪芹着作和手迹，西山故居和通县张家湾墓碑等等，都和《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无太大的关联。即或是秦可卿天香楼的疑窦，贾宝玉与史湘云的结合，怡红院夜宴座次排列的推算，《风月宝鉴》与《石头记》的残迹，两套年龄体系的谬误，列藏本、蒙古王府本的差异，八十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脱榫……也与作家“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高度艺术成就，无直接的干系。但所有红学家仍孜孜不倦地发掘，都希望挖出一个金元宝来，无不乘兴而来，扫兴而去，或者，从此在红学迷宫里走不出来，一直到死拉倒。
法老的诅咒，所以挡不住掘墓者的脚步，因为那位卡塔博士，可能出于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毅然走进墓穴去的；至于卡那蓬公爵，那位富翁，恐怕是被陵墓中的稀世宝藏，将欲望之火点燃，才义无反顾向前的。那么，涉足红学领域里的各色人等，被承认为家也罢，不被承认为家也罢，好像他们投入的目的性，也不外乎博士式的，公爵式的，或这两者兼而有之地前仆后继。
卡那蓬公爵在得到罕见的法老那黄金面罩后不久，只是被小小的蚊子叮了他一口（在埃及，这简直是太寻常的事情），可他却为此送了命。临终时，不停地呼喊着法老的名字，在一种异常痛苦的折磨中，离开他的财富而逝。在红学的天地里，固然有许多博士式的研究者，但更多的红学家，准红学家，狗屁红学家，是属于左道旁门，哗众取宠，制假作伪，欺世盗名之流，最后无不以贻笑世人而告终。
这也不必奇怪，在这个世界上，凡伟大的，无论是人是物，总有其自身魅力，如磁铁吸引着所有的关注者，他们像飞蛾扑火似的投身其中。至于想得到什么，那就人各有异了。如果我们从最早如袁枚这样的大文人，也兴致勃勃地附会过小说中的大观园，即是他的随园；还有一位俞樾，也对此书的创作背景，作过推测的情况考察，可见《红楼梦》一经问世，即不胫而走，而且立刻被有识者把它与那些庸俗的才子佳人小说区别开来，另眼相看。
一位有钱有势的阔佬，绝不会以有一个三轮车夫的表兄为荣的，等级差别的严酷无情，使他只有这个选择。同样，一位大文人，也不会与不人流的文坛小虫子平起平坐，由于等量级的悬殊，也难坐在一起。袁枚，俞樾，何等人也，都是江南文坛的领袖人物，雅文学的大师，能够附丽于这部当时怎么说也是俗文学的《红楼梦》，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说得好听一点，这些大文人，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有价值的俗书，比附不至玷污自己的名声。说得不那么好听，也许看出这部书要比起自己的诗文，会更加不朽些，难免有一点沾光的想法吧？
所以，按照价值规律，资本总是朝获利较丰的地区流去，恐怕是很多人挤进红学队伍的原因，《红楼梦》成了文坛一块名利场，即使大家巨匠，也免不了这点俗念，于是，埃及法老的诅咒，是挡不住这些想得到什么的探险家的。
道光年间，有个叫孙桐生的文人，别出心裁，倡贾宝玉即明珠之子纳兰容若、贾雨村即高江村之说，大概是第一位索隐派。如果说，此前的评点诸家，如王希廉、姚燮、张新之、诸联等，也算是红学一派的话，还能就文论文，阐发己见，至少离书不致太远。此风一开，小说本身只是一个载体，琢磨的尽是文外之意，《红楼梦》便成为拆字先生手下的俎上肉，可以随意地大卸八块了。接着，王梦阮、孙瓶庵、蔡元培、邓狂言，将索隐推向极致。除了将明珠之门的文人幕客如姜宸英、严绳孙、陈维崧索隐成十二钗的纳兰性德家事说外，又有更邪乎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到了蔡元培，更创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红楼梦》成为一部反满的民族主义作品。想像力的过分张扬，便定有违背最起码情理的悖谬，而且还执迷不悟，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红学至此，不堪言状，曹雪芹肯定是欲哭无泪，惟有摇头不迭了。
这些人，除了蔡元培先生，有其自身的辉煌外，其他索隐诸公，还真是亏了他们的索隐，附骥于这棵大树上，才使后人在谈论红学时，偶尔提到他们的尊姓大名，否则，早湮没无闻了。
1927年，胡适之先生发现了脂评本八十回《石头记》后，俞平伯先生又作《红楼梦考证》一书，予以发扬，索隐之风寝息，自传之说倡炽，曹雪芹个人仍是个不解之谜，几乎没有什么发现，即使“发现”一些什么，也都形迹可疑。但与曹雪芹有关的曹氏家族的资料，卷帙浩繁，如同山积。于是，自传说的求证认知，就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六十年来，虽然有派别之争，观点之异，门户之见，真伪之辨，但在贾宝玉即曹雪芹，红学即曹学的这一立足点上，大家是认同的。沸沸扬扬，大半个世纪的红学，就被自传派牵着鼻子，离《红楼梦》一书，走得更远了。
当年批评索隐派，是持自传说的红学家们。但他们一定把《红楼梦》里故事、人物，与曹氏家族的成员、史实对榫起来，不厌其烦地钩沉史料，不无牵强地排列组合，只言片语地引证求解，弃本逐末的钻牛角尖，其实，也是一种索隐。虽然，从生活体验到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来看，自传说比早期的索隐派，要有一点进步。但自传说红学家，将作家的创作简单化理解为一位乡村照相师的工作，实在是给我们敬重的曹雪芹大师抹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