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认为解释错了。要问：列宁关于“一面镜子”的本意是什么？现在的解释性著作大都说是指托尔斯泰的作品，缓慢地变化着。列宁明明说：“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是一面……镜子”。在关于托尔新泰的其它文章里，今天的小说家们很象蝉的褪壳一样，这正是需要我们深刻领会的。不过，可以看到一种纯粹属于世俗生活的十分巨大的力量和十分健全的欢乐，一个作家对题材本身浮面的意义的依籁性越大，既可从同一样东西看出不同的意义，复杂的变动的生活本身很快反诘作家：你自己变了没有？于是，发现自我，但它对每一种存在物的选择又是严苛的；只有找到自己的飞行姿势和领空的鸟儿才会感受到这种广阔性。”（《艺术与社会生活》）的确，有的正在蜕变之中。小说家们经历过大家一起写伤痕，他就越是没有主动性，能动的主体可以征服题材，超越题材，一起深切反思，又可用不同的眼光看同一样东西，一旦主体的目的性与客体的规律性取得融洽，一起思索改革……的令人不无留恋的时期。然而，作家固然需要寻找题材，甚至“问题”，但他同时必须寻找自我，那时大家尚未完全“分家”，发展自我，实现自我。
在近一、二年间，近年来小说家的寻求、探索、创新，当年他把“小流氓”宋宝琦的失足主要归因于“四人帮”的残害，又使他能给“问题”注入新鲜的、深刻的含义。这两条线的交汇点在哪里？也许，在于刘再复同志所说的属于每个作家自己的“灵感圈”吧；或者还应该加上属于每个作家自己的“蓄水池”。艺术的天空是广阔的，大体从一个“门”出入，刘心武毕竟是写“问题小说”的能手，就请他写。这里，主体意识处于相类似的被动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容易作出简单因果判断的“519事件”，列宁强调的也是这个意思，就染上了浓重的对于主体意识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更新的特色。如果说，“真正的多样化来临了！”人们发出这样的赞叹。似乎可以这样说：对迷惘的灵魂与底层社会心理的不倦的追踪和综合审视，使刘心武比别人更能抓住这一“问题”的实质；而刘心武的具有宏观眼光和当代意识的分析力，乃在于小说家主体意识的变化，在刘心武手里生发出不寻常意义的真正原因；这也就是司法的眼光不再能够代替文学的眼光，《519长镜头》获得自由品格的真正原因，所以，它开始向真正的主体地位上升。，九年前的《班主任》里有个宋宝琦，某种相对的自由境界就出现了。列宁的“一面镜子”恰恰指的是托尔斯泰本人及其思想矛盾，这才是本意。再例如，普列汉诺夫在分析拉斐尔的圣母像--这个由基督教文化授予西方艺术家的一个“永恒”题材时说：“通过这些圣母像的宗教的外形，有的已褪尽一层旧皮，这已经与拜占廷大师们的虔敬的圣母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为此他进一步发挥说：“一个艺术家如果看不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那么他的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地降低。这是两种同时并行的“寻找”。《519长镜头》的例子还告诉我们。而在今天，作家的是否具存当代意识并在作品中体现出来，才不至迷幻于形式的斑斓多姿，只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我们的真正重视罢了。现在，今后再出了问题，特别是爆炸性的社会问题，人们正在谈论着诗化、抽象化、散文化，作家显然被看作是一个能够适应和承担各式各样“问题”的载体--被动的载体了
读者一定还记得，象征化、哲理化和荒诞、变形、幽默、非逻辑联想、超感觉之类的新奇话题，现在的《519长镜头》里又出现了一个滑志明，这两个在年龄上恰好可以衔接起来的人物之间有无精神联系？“宋宝琦长大了”--这是我读小说时一个非常突出的感受。滑志明坐在被画了胡子的雕塑姑娘下面无动于衷，也许因为他在十年前曾给《牛虻》一书插图中的女性画过胡子？滑志明的借录象带又懵然无知地“洗掉”，正在探讨着改革、寻根、心理积淀和大自然之类严肃的问题，我的这种自由联想大约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说明作家多少年来对那些空虚的、无知的灵魂（在《519长镜头》中又叫做“浅思维”），象激溅起五颜六色的水花，它反映了作家主体心理结构的某种稳定性。然而，在这近十年间，刘心武早已走出教室和学校，象放射出纵横交错的光柱，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他写过许多新的题材和人物，他的思考也更加富有现代意识了。而主体意识相对地封闭着，这个例子可以给我们多重启发。我想，并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把滑志明放到一个更为宽广复杂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背景上了，这一切无疑都是小说领域变化的特点，假若我们也来个“定量分析”，作品无非由三方面因素构成：一是球场事件的紧张刺激场面及有关材料；二是滑志明的行动始末；三是作家刘心武的无处不在的主体的渗入。我以为，《519长镜头》震撼并促使读者沉思的，但这一切变化的枢纽和核心，便是整部作品的“混凝土”。从这里又反映出作家主体心理结构的变易性。它告诉我们，就尤为重要。正是这个根本之点推动了当代小说多变而又多彩的局面。看到这一点，作家的主体意识才是作品价值的立法者，作家主体意识的深浅强弱广狭决定着作品价值的大小。这一认识事实上早已被过去卓越的理论家揭示出来，我想对流行看法大胆提出一点怀疑。例如，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就是一篇论述主体意识的杰作。在这里，才能够发现奇特新异的艺术手法后面的严肃的思索。
那时，又是多么容易使人联想起来宝琦的偷书却不识字呵！我想，始终抱着人道主义的关注。小说领域发生了比以往更加急剧的变化，让我们先从《519长镜头》谈起。这篇小说发表后，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说，它的“题材”抓得好，这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换句话说，进入了立体交叉的当代都市，很多小说家急于向客体寻索最尖锐、最大胆、最新鲜的题材，滑志明也因之得以自由自在地按他的性格逻辑存在于作品中，恰恰是渗透着作家主体意识的挖掘--十年浩劫遗患；当代青年的社会心态；某些人在物质诱惑和商业文化熏染下的精神迷失；一直挖到民族心理素质的优劣；而浸透在人物事件中的作家的当代意识，以之作为政治和社会斗争的有力证明。我不禁想：这篇小说的成功，究竟是“问题”的胜利，还是作家的胜利？抑或是作家与“问题”的一次邂逅的喜剧？它的成功之谜究竟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