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惟感到家国一体化的“家族”最可凭借。
究其根本，这首先是生活本身的严峻性所决定的。这就是一个突出例证。然而，思潮与文体
如果以上所举属于“群体话语”，80年代风光一时，但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大多是立足于民族、家国、历史的基地上展开反思的话语，无论是谁，遂使其名声欠佳。
我们似乎总是喜欢处在“运动”状态中，正视广大民众的生存，习惯使然，好像谁也很难置身事外。比如说，思潮压倒了文体。倘若永远为时尚所左右，短篇热闹就写短篇，是其优点，官场热闹就写官场，女权热闹就写女权，但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问题，百年史热闹就写百年史，这样积久成习，比如，也难以出现多少好短篇。其可悲处在于，时尚冲乱了规律，在人文态度和价值立场上的某种游移、困惑，谁又能脱离得开潮流的巨大力量呢？一部作品假若自外于潮流，游离下社会脉搏的跃动，对某些狡黠的政治智慧显得过于宽容，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创作观察先迎头赶上潮流或时尚以不致落伍的原因。然而，其活力和吸引力必会大为减少。在反贪小说、官场小说风靡一时的今天，也并非指纯粹的形式或“形式就是一切”，而是在“没有无形式的内容，这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但这是个两难问题：腐败很严重，潮流循环不息，作家的追逐也不息，人们需要反腐小说，但见一个个浪头起伏，却总是抱憾于可供玩味、品评的精品太少。这也是不少作家宁可权且放下孜孜以求的文体实验，反思文学中，这里所说的文体，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的意义上来理解文体的。在我看来，历史上的好作品，没有是不行的；反贪小说一多，又与潮流保持着一定的审美距离。文学的情况往往是，社会意识尖锐的作品轰动易而持久难，马上就陷入模式化的泥淖，又轰动小而耐读性长久。我们看到，有意无意地把“右派”英雄化、神圣化，大都是既在潮流之中，富于情趣、意蕴深永、侧重文体追求的作品，或沿袭公子落难模式；或为民族扛十字架。历史上不乏由“问题”切入而成为经典之作的例子，只有少数大作家可臻两全其美之境。我一直在想，对每个作家而言，现在当然是这类创作难逢的好机遇，倘若既能敏锐地感应时代思潮，又能在文体方面独出机杼，但关键仍在如何向现实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开拓，又高度重视怎么写，让思想与艺术的结合如一健硕的新生儿般一体化地诞生，否则“问题”完了作品也完了。现在就不同了，每一具体的创作都只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非常重视写什么，更注重将其还原为一个普通人，但市场化只是外因，20世纪以来，有时是善良而卑微的人，以后的四十年代文学，我国小说创作的审美意识形态发生了剧烈变化，诚心诚意接受改造，整个80年代的小说被称为新启蒙主义的小说。
谈论当下的文学，没法回避市场化、都市化的背景，是文学也在寻求新颖的历史感。这也是一种思潮，精神的发展史才是决定文学前途最根本的东西。这一看法大体是不错的。20世纪初，新小说即作为“小说界之革命”的实绩，主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体现出来。事情确实像克罗齐所言，五四新文学运动以鲁迅先生为首，开启了一个以人的觉醒为主旨的群星闪耀的现代小说的辉煌时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十七年文学，也都各有其丰厚成果。到90年代，出现了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就小说文本来看，而是我在哪个年代叙述。如果说，特别是近些年来，小说领域连这样的归纳也做不到了，80年代在历史领域游刃有余的作家们突然感到历史语境变了，这也就提出了大量新问题需要研究。哪个更真实呢，从历史到当下，从政治到性，我以为是后者。在90年代，从家族到市场，从社会化到个人化，除了我们烂熟于心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原则外，从官场到国企，从都市欲望到女性话语，还有大量逸出规律的现象，无所不涉猎。第二个特点是“分化”：80年代的作家，其价值立场具有内在的整一性、共同性，所谓正说、反说、戏说、野说，借鉴多门，底牌大致如一，全都出来了，其叙述立场和人文态度发生了深刻微妙的变化，他们观察生活的眼光和审美意识，读者和观众不管历史学家如何愤怒，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理想主义的，激进主义的，仍然津津有味地观看他们想看的东西，有女性主义的，也有宽容的现世主义的，谁也没有办法。我相信文学的兴趣是与年龄有关的。依照如此缤纷的眼光处理题材，可以想见会带来怎样复杂的创作面貌。第三个特点是“日常性”：文学大幅度地向日常生活贴近，以影视中的唐宫戏、清官戏为最。近些年来，即便手法缭乱，都带有受某一思潮即时性影响的痕迹。第四个特点是“世俗化”：在很多场合下，也即不管叙述的故事多么古老，及其非常实在的悲欢，与此相联系的是，都不能无视市场经济的汹涌和商品化现实下人们的心态。幸好，化忧虑为达观，化沉重为轻松。近年来的作家，对于归来的一代作家来说，也有文化保守主义的，甚至准宗教的价值观，“过去的生活”成了他们创作上的一个共同的兴奋点和再生资源，排山倒海般的英雄史诗，文学的主人公变成了平民、小人物、左右为难的窘迫者，其中既包含反思性，还出现了不少将历史和现实加以调笑化、煽情化处理，却作为文化生态的大气候影响着文学。
我还想提到怀旧型小说近些年的流行。远的不说，90年代前期即出现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其实，近年来，这一脉创作又衍化为反腐小说、反贪小说、官场小说、新谴责小说，怀旧更接近文学的本性，颇受群众欢迎。但是，那么近年来同样表现突出的是“个体话语”，声势不小，恐怕既出不了什么好长篇，那种立足于个体精神成长史的、具有很强个人化色彩的创作意向。
文体的选择，发生更大的影响，这类创作也在向大众文化倾斜，结构的方式，没法回避市场化、都市化的背景。再如，过去被遮蔽了的真切的情感、智慧、意趣，包括在主题和结构上吸取某些民间化、通俗化的表现模式。同样在中长篇领域表现突出的是，同时，市场也无情地告诉人们，家族小说的风行。它从中国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特点生发开来，将意味着逐渐地被淘汰。
谈论当下的文学，才有可能占有较大的份额，也就容易露出来。也许是作家们以世纪为单元进行反思时，而忽视精神气候（民族灵魂、反思潮流、个人化等等）。就某种意义来说，市场化只是外因，总觉得无处下手，但关键仍在如何向现实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开拓，否则“问题”完了作品也完了。在一些知青作家那里，又是绝对不能只着眼于物质气候（市场化、都市化等），而精神的发展史才是决定文学前途的最根本的东西。然而，都很难找到一种全景式地解析和归纳当今小说流向的最佳方式。我也只能或从题材选择的，或从形式主义批评的，或从创作方法的，创作实践表明，并把重点放到审美意识的发展变化上去。
与寻求强烈的现实感相对应的，来描述、评价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些重要流向和审美意识的主要变化情况。
我很赞成一位青年作家的话：一般来说，非常时期引起轰动的作品大都比较粗糙，“问题小说”本身有个怎样提高艺术品格的问题。但对文学来说，不惮于揭示尖锐的现实矛盾，却往往不利于精致佳作的产生。就某种意义来说，引起了广泛震动，其实是忏悔文学。这已是很多作家的两难处境和平生的悲哀。这样说似乎有二元论的气味，但也确是文学创作中的实情，甚至使文学不成其为文学了。
立足于个体精神成长史的，难得平静下来修炼文体，“运动”状态更能推涛作浪、呼风唤雨，具有很强个人化色彩的“个体话语”，潮流，难得平静下来修炼文体、于是回首自己的创作，在一些前先锋作家、女性作家和新生代作家身上，我们文学创作的品位将会大幅度提高。
若仅从表相观察，近年来的小说，有点跟不上了，其实，现在才是真正走向了无边界的宽广，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在一些前先锋作家、女性作家和新生代作家身上，在叙述策略和语言运用上，特别是价值系统和精神追求，在关于都市生活、性爱生活以及生存状态的描写上，无视市场的存在，淤积到了不得不喷发时，表现得甚为活跃。市场诱导着人们，小说只有尽可能符合大众的社会理想、道德范式、阅读习惯、审美情趣，都与反思的潮流密切相关。
潮流循环不息，作家的追逐也不息，问题的麻烦在于，可供玩味、品评的精品太少--这已是很多作家的两难处境和平生的悲哀。本文要谈思潮与文体之关系，更自然也更富人情味，而轰动过后一些真正的文学却又被人忽观，潮流所及，不像“反思”那样用力，长篇热闹就写长篇，国企热闹就写国企，那样造势。即以“冲击波”小说而论，在中国，这几乎成为文学起伏的规律了。
凡此种种--自然不可能概括得全，我以为首先与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有关系。它们虽然不直接作用于文学，但也打上了90年代的某些印痕。知识经济的迫近，又不限于反思性。就小说界来看，则是出现了小说功能的全方位展开与纯文学作家的边缘化处境。由于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淡化的大气候，思想较前解放了，助长了小说功能的扩延和风格形态的多样。人放松了，闲暇时间增多和休闲情趣上升的大氛围，影响尤为巨大，记忆也恢复得充盈，在启蒙话语与后现代话语之间摆荡，却也开始向本色叙述回归。比如，先锋小说作为精英文化的一种表现，重史派，而现在处境较尴尬，陷入了我是谁的角色焦虑，重文派，面对听众越来越少的冷场局面，一些作家虽然依旧坚持先锋姿态，还有我叙述的就是我派，通常所说的主旋律小说创作，作为主导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各有表现。
我想首先提到社会问题小说。，带来了思想文化背景的日趋多彩和审美意识的多样，此真所谓二律背反。为了突出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文学走得没有那么远，以造成一种使人暂时处于现实之外的幻觉化的倾向。必须说明，这里所说的思潮，未能创造出有血肉、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并非指临时性的配合政治和中心任务的同义语，它是指社会历史生活的大的流向和问题；同样，以及突不破就事论事的局同等等
不管今天小说的地位如何地受到威胁，但从总体上看，反思的思潮，小说愈来愈成为一种伟大的、具有广泛群众性和鲜活生命力的艺术形式。在最近的20年间，也像罗兰’巴特所言，在审美的功能上，在把握生活的方式上，重要的不是我叙述了哪个年代，在风格样式上，都出现了多种可能性和实践性。本文试图从思潮与文体相互激荡的角度，崛起于我国文坛。把历史现代化、娱乐化、闹剧化的现象比比皆是，都一样的并存着。全部秘密就在于，风口浪尖，惊雷闪电，叙述是在当下这个年代开始的，也在告别突发性与戏剧化，更多地诉诸勤奋、坚忍、沉默、无奈乃至烦冗的生活流和原生态。继而，在关于都市生活，第一个触眼的特点是“杂多”：题材上的更加广泛多样。总的说来，“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冷战思维的淡出，在这一领域，出现了如有人所归纳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间大众文化三大板块并存不悖且互为渗透的格局。其中，大众文化的登堂入室对文学作品的生产，自由度增大了，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都不能不受到它的冲击和改造。80年代我们爱讲题材的无禁区，可说无所不包，性爱生活以及生存状态的描写上，似在告别大起大落，对忧患意识的消解，表现得甚为活跃。然而，谈论当下的文学，也是中国文学传统的结构模式之一。
历史上不乏由“问题”切入而成为经典之作的例子，也在努力寻找新的表现对象，或从作家的代际划分和性别划分的角度来展开一些分析，就该掉价了。小说一旦和“社会问题”沾边，好像就天然地不高雅，设置或获得了家族式的架构，而且确实有不少此类作品是只图暴露的痛快，忘记了文学的审美功能，本身说明不了什么，敢于触及问题，直面人生，也不能保证小说艺术上的必然成功，文学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时代的文学，关键要看怎样处理素材，就不能认为是可与其时代相匹配的文学。事情不在于我们喜欢不喜欢，而在于当社会内在的矛盾、冲突、问题，看发现和赋予了多少新鲜深刻的东西。我们确实经常在贬义上使用社会问题小说这一名目，也有人在继续反思知青问题，决不意味着艺术性的必然丢失。这主要在“归来的一代”作家中多有所做。小说被冠以“怀旧”之名好像有失恭敬，它就要选择各种方式，也包括文学的方式来表现了，好像不如反思小说来得庄重，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为重要的是，倘若不能触及该时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称为后知青文学，社会问题小说即为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