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和情爱是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陈村的《临终关怀》以假定性方式，圆了现代人潜藏心中的梦想，匪夷所思。芳洲的中篇《热的冬》所写的婚恋方式出人意料，如爱而未必结合，婚姻并不拒绝情人之类，但真正的命意是写现代人心理承受力的加大，维持个性和独立性的坚决，自由选择余地的扩大，其复杂微妙的内涵引人深思。邢小利的《寻找故事》写一次艳遇及其不欢而散，核心是写一种只能称为“无聊”的情绪，没有目标和没有归宿的精神流浪，抓准了某种典型的精神特征。
作家对人的境况和人性发展的密切关注，必会生发出魔幻的想像，对崇高和纯美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人的扭曲和人的荒谬的洞察，也必然会以非写实或超现实的手法强化他的感受，放大他的渴望。可惜的是，前些年这方面作品几乎绝迹，现在有些中短篇开始致力于此。李贯通的《乐园》里的一家人卜居市郊，可谓“心远地自偏”，小说不断出现一个半人半仙的老太婆，还有一些有情有义的小动物，魔幻气颇浓，作者强调的是，返归自然，接近地气，才是保持人性健全，重归伊甸园的正路。心灵与田园是不可分割的。雷建政的中篇《命兮运兮》，好像在索解从古至今的一个疑团，为什么生存环境差不多，有人冒出来了，有人则不能，秘诀似在生命冲动强不强。可是，宣称“我就不在乎处卧”的老二，何以并不比安分的老大命运更好些？生活有序还是无序？小说很像西部草地上的一则古老寓言。刘庆邦的《水房》发表后受到好评，并被多家刊物转载，它描写纯情的少男少女，它清新、朦陇、无邪，超越功利主义的算计，把不可言说的生命美感和青春躁动用诗化形式传达出来，这样的作品目前是太罕见也太难得了。李镜的短篇《无言的戈壁》写得简洁、精粹，传递出肃穆和庄严的气氛。全篇围绕迁移一座没有墓碑的坟（里面埋葬着二千年前跑到边疆申请当兵的一个女孩子），以对话为主，揭示出战士们深藏的激情，用极冷静衬出了极热烈。尤凤伟的《石门夜话》、《石门呓语》别开生面，汲取了先锋艺术的某些优势，在侠士与乡土、传奇与文化的糅合中，深入开掘人性。铁凝近年来连续发表了《孕妇和牛》、《砸骨头》、《对面》、《马路动作》等中短篇，篇篇都很精致，思路空灵怪诞，其中《马路动作》写一荒谬的人和他那并不荒谬的“动作”，是某一类孤独到近乎疯狂者的写照，大概是1993年惟一的荒诞型短篇了。
近一年多的中短篇小说，没有显着的思潮，也无赫然的大作，一切在渐进中孕蓄，总括来谈实属难事。以上从新性格的发现，先锋小说的演变，描摹世态的审美意识，开发精神空间的努力四个层面谈了些看法，疏漏和偏差必不可免。正如开头所说，真正令我感动的是，我们有了一大批以严肃文学的创作为其生命形式的作家，他们进入了不惑的境界，任凭周遭喧哗与骚动。
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
最近的文坛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作品，它们面对正在运行的现实生活，毫不掩饰地、尖锐而真实地揭示以改革中的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矛盾，并力图写出艰难竭蹶中的突围，它们或写国营大中型企业、或写家庭化的私营企业、或写一角乡镇，全都注重当下的生存境况和摆脱困境的奋斗，贯注着浓重的忧患意识，其时代感之强烈，题材之重要，问题之复杂，以及给人的冲击力之大和触发的联想之广，都为近年来所少见。我指的主要是长篇小说《乡村豪门》（许建斌）、中篇小说《分享艰难》（刘醒龙）、《大厂》（谈歌）、《天缺一角》（李贯通）、《大雪无乡》《破产》（关仁山）、《年前年后》（何申）、《黄坡秋景》（张继）等作品。若从创作精神的一致来看，长篇《苍天在上》也应包括在内。耐人寻味的是，它们出现的时间都很相近，揭示的矛盾和思索的问题竟也像事先约好了一样的相似，把它们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阵势，一种共同的把握生活的方式和创作的新取向。称它们是一股现实主义的冲击波，也许是恰当的。
的确，这些小说更容易让人想起传统的现实主义，或者80年代前期的创作风貌，它们贴近生活，干预生活，注重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都“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马克思）为努力目标，每一部作品里都包含着令人深思的“问题”。虽然就“无距离的真实”这一点来看，它们与前一阶段风行的新写实小说并无不同，但它们已不再满足于形而下的原生态描写，不再专注于一个小人物或一个小家庭的日常生存戏剧，而是带着更强的经邦济世的色彩，着眼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和整体性的生活走向。这样的作品我们是久违了。但我们似乎并不因其方法的传统而感到陈旧，倒因为它们面对了新的矛盾，提供了鲜活的新形象和新图景，提出了某些令人警策的社会问题而备觉新鲜。应该说，它们弥补了文学总格局上的某种缺憾，满足了读者的某种期待。现今能引起广大读者共鸣和呼应的作品比较少，原因固然复杂，但不能深触社会深层的问题，且往往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当然无须刻意追求表面的轰动效应，轰动与否也不是文学成功的惟一标尺，但能引起强烈的共鸣毕竟是文学的幸事。所以，仅从读者需求的角度来看，这一批作品也很值得研究。
这批作品突出的特点，首先是它们以较前更全面、更冷静、也更求实的眼光，以不回避的正视姿态，来看待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和某些现实问题的尖锐性，没有削平、淡化或回避生活中新出现的重大矛盾，也没有简化现实关系的新的错综状态，从而把文学的真实领域发掘到一个新的层面，扩充到一种新的广度。这里想着重以《大厂》、《分享艰难》和《乡村豪门》为例，做些分析。
读中篇《大厂》令人不禁想起了《乔厂长上任记》，当年的乔光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立军令状，用铁腕打开局面，是何等的激动人心啊。我们至今也不能简单地说乔光朴只是个理想化人物，其实在他活跃的那个时期，他自有其真实性在。然而，时移事迁，随着市场经济确立的过程，旧的矛盾、新的矛盾似乎全面地暴露了，铺开了，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太深刻也太巨大了，从乔光朴到《大厂》里的吕建国，引人深思的东西也太多了。吕建国是一家两千多人大厂的厂长，却已不复有乔光朴式的铁腕风采，上任一年多来，苦熬苦撑，仍不见大的起色，反被千头万绪的难题围困，“窝心事”不断，如陷在一张大网中一筹莫展：职工的工资快开不出来了，一大帮要账的却堵在门上；厂里的高级轿车被偷，厂内也频频发生设备丢失现象；承包户拒不交纳管理费，还要打人，老工人病了，医药费却无法报销；优秀的总工程师袁家杰坚决要求调走，不啻釜底抽薪，而吕建国的老朋友又不识趣地非要他优惠调拨钢材，恰如火上浇油……在这一切麻烦中，最不容回避的大麻烦是，厂办主任在陪一位掌握着一千多万元合同的大客户郑某去玩时，郑某因嫖娼被抓了。郑某若放不出来，全厂将面临没活干、没收益的危局，可是，保护嫖娼者于法于理又说不过去，我们的吕厂长便面对着这种物质与道德互咬的怪圈。由于出现了所谓“有钱供人嫖娼，倒没钱为工人治病”的怪事，矛盾便日益激化，最后闹到工人们气愤地要砸财务科的程度，而吕厂长还不得不为营救那个混蛋客户，去恳求，去请客，备受屈辱。
在《分享艰难》中，各种矛盾也是环环相扣，层层交缠，其严峻性、复杂性决不逊于《大厂》，且有过之。因为，《大厂》只写了一个厂，而《分享艰难》写了如一个小社会般的镇子。西河镇比起周围的乡镇要相对贫困一些，小说的主人公--镇委书记孔太平，是个“管着几万人吃喝的官”。他想通过抓教育、办好养殖场、搞好社会治安这三件大事把西河镇的改革搞上去，但是，农村干部的素质问题、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错综复杂，愚昧和纵欲现象的并存，使他每进一步，都要殚精竭虑，正常渠道走不通，就想别的办法应对，为了改变困境他所使出的手段也着实令人眼花缭乱。民办教师三个月开不出工资，他就在赌博罚款上做文章，巧设圈套，逼人就范，连派出所长也被他当了道具，有苦难言，但那目的绝对是高尚的正大的。他同样遇到了许多他从未遇到过的怪圈式的新难题。比如，该镇养殖场的收入占了全镇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它垮了，全镇经济就可能瘫痪，而养殖场长洪塔山虽经营有方，却又是个酒色之徒。起先，洪塔山的一批客户因嫖娼被罚，脱不了身，孔太平为大局计，设法放了他们一码，后来发现，洪塔山本人也行为放荡，竟连孔太平的表妹也给奸污且怀了孕，这还能容忍么？那么孔太平将怎样处置洪塔山呢？在这里，作者毫不留情面地把一个道德与历史、伦理与经济、正义与实利、情感与理智、善与恶、个人与全局的极尖锐的问题提到了孔太平的面前，让他毫无转圜的余地，其实也是在把问题提到每个读者的面前。就情感爱憎看，孔太平恨疯了洪塔山，恨不欲其死，但一回到理智，想到全镇财政的运转，想到拖欠大家的工资，当然也想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以及对手赵卫东们的争夺，孔太平终究还是“义释”了洪塔山。这情节不是小说的全部，却是其中的一个关键，于此足可见这部作品揭示矛盾的尖锐性了。
读者不难发现，《分享艰难》和《大厂》，虽然一写江汉小镇一写北方国营大厂，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它们都陷入了财政困境，都存在寅支卯粮，揭不开锅的窘迫，它们都遇到盘根错节，纠缠不清的矛盾，为解脱困境竟都必须向一二不逞之徒让步，更具戏剧性的是，竟都在为营救一个因嫖娼被抓起来的企业家而奔走请托。莫非两位作者之间有谁抄袭了对方不成？当然不是，从时间上看也不可能。我们不能不意识到，这种相似性盖因生活本身太相似了。它们所写，不是国营大中型企业，就是相对贫困的乡镇，这些地方的经济状况要更艰窘一些，它们所凸现的问题自有其共同性。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情节上有所雷同的现象，但由于它们共同贴近现实、关注问题的方法，这种近似还是出现了。这也暴露了这类创作的某种局限。但必须看到，它们的贡献在于，把生活中日益突出的金钱与道德、物质与精神、恶的手段与善的目的之间的矛盾，以生活自身的形式，以更加社会学的方式，惊心动魄地揭示了出来。它们的作者立足点比较高，已不限于关注某一个体的困惑，而是着眼于社会的乃至时代的两难课题；他们坚持把困难写足，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社会转型和进步所必然遇到的困难。何为“分享艰难”？那意思是，在分享改革成果之前，有一个更为漫长的分享艰难的过程，只有意识到时代的艰难，共赴艰难，个体的幸福才有指望。大约正是有此比较高的出发点，这些作品大都忧而不伤，有一种勇于走出困境的信心。《大厂》的结尾，袁总工程师出售了他的专利，把一笔巨款捐给厂里，且决定留下来同甘共苦；章老师傅去世了，他的死成为一种凝聚力；吕建国为收款被人打伤，但他反而更坚定了扭转困境的信心，“恼人的春寒大概就要过去了。”就这些方面看，近年来的创作还没有像这些作品对现实矛盾描写得这么充分过。我们深深感到，一种深化的现实主义精神激荡其中。
当然，所谓现实主义精神不能只看有多么大胆，多么尖锐，展览了多少问题，那样的话，文学与一般的社会调查报告何异。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它的艺术鹄的只能指向人，为了人，且以人物刻画的深度和绕系在人身上的矛盾的深度来衡量其艺术质量。以此观之，这些作品的第二个特点，是善于找到人与环境冲突的关键，找到融摄社会关系的首当其冲的枢纽式人物，将外在的社会性矛盾转化为人物自身中的一个焦点，无时不处在原则与实利、法律与人情、政策与活用、手段与目的、真诚与谎言的撕扯之中。他们不是抽象原则的化身，而是“有血有肉的领导人”，如何评价他们的行为，恐怕也是一个新课题。在此，对于好官与坏官的传统看法，似乎也受到了挑战。比如说，孔太平是好官呢，还是坏官？他曾用不太仗义的手段，遏制了派出所的插手罚款，一次性收缴了十二万元；他为保洪塔山，曾用一千元打通关节，烧毁了洪的罪证；还有，他明知下来锻炼的女干事孙萍，表现平平，大家不大赞成她入党，但为了上面有人，他还是动员大家通过了。如此看来，孔太平恐与好官无缘。但是，他用尽铁腕与诡计，又确乎为民众着想，为全镇的发展着想，他恨透了洪塔山，却又强压自己的冲动，违心地保护了他，目的仍然是为了小镇的经济不致滑坡。如此看来，他又是一个难得的好官了。他的内心其实充满了苦涩，他知道，有些原则虽很对，却是行不通的真理，他只能在他直接面对的现实可能性面前去左冲右突。乔光朴是真实的，孔太平也是真实的，他们都是他们处身的历史条件下的产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