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现实主义，很容易让人想到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时所说的一段话：“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与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事实上，现实主义有多种方式，有巴尔扎克方式，也有左拉方式，还可以有卡夫卡方式、马尔克斯方式、米兰，昆德拉方式等等，但就我们所谈的这批作品而言，倒是更接近巴尔扎克方式。这批作品的第三个特点，是确实提供了许多我们未必了解的关于经济、体制、基层社会心理的种种细节和情况。长篇小说《乡村豪门》就很典型，它所描写的私营焦化企业吉星公司，其规模之大，资金之雄厚，非常人可以想像。小说一开始，县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忽然同时停播例常编定的节目，连续播放该公司临时招工清扫公路的广告，说无论任何人，只要参加扫雪，每平米可得五元报酬，接着便是人们趋之若骛的场面。其实，人们并不主要为了钱，而是看做向苏荣家族套近乎、献殷勤的机会，它的势力之大，可想而知。事实也是如此，它起步早，很快完成了原始积累过程，又兼并各家，成为大型集团企业，其发家史不无血腥和残酷，但因解决了大量劳力就业问题，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若说剥削，老百姓倒欢迎这种剥削，连地方政权也不能不重视它的存在。苏氏家族同时有着浓厚的封建习气，它的第二代主人苏杰虽已从国外学成归来，正在琢磨不同于他父辈的土法经营方式，但宗法文化和家族血缘的劣根，随时为它的毁灭准备着条件。由这里，我们也可看出90年代的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的一个侧面。在《大厂》中，工人发牢骚说，现在不叫工人阶级了，叫工薪阶层，厂长不叫厂长了，叫老板，还有什么主人翁的责任感啊。言虽偏激，却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转型中人们一时难以适应的失重心态。
在充分肯定这些作品以其不回避的勇气揭示了大量新鲜矛盾，并以其对时代生活的崭新思考和密集的信息给我们带来新的审美冲击的同时，也应冷静地看到，它们几乎都带有某种局限。这突出表现在它们基本停留在表象层，停留在形而下的展示，超越的部分薄弱，对人的境况和人的发展问题也缺乏形而上的深思。在这一方面，它们除了题材的重大，矛盾的尖锐，并不比新写实小说前进多少。无庸讳言，这些作品大都是借助或依托着某个“问题”来展开的，因为“问题”总会过去。倘若只把眼光盯在“问题”上，到时候作品的艺术生命也会散失。我们并不赞同那种认为对当下问题的关注必然带来文学价值的丧失的观点，但我们主张，既要借助于“问题”又要能超越“问题”。
我想，这些作品的出现毕竟说明了我们文学的一种成熟和自信：我们终于学会了理解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因而我们时代的文学及其功能也必然是多样的。多少年来，我们的文学似乎总处于一波压倒一波，一种方式替代另一种方式的单一演进状态。比如说，社会问题小说的某种褊狭被认识后，背景的朦胧和境界的空灵又成为时尚，故事性的局限被指出后，情节的淡化又成为时尚，近距离的改革文学的就事论事的不足被发现后，推向渺远时空的寻根小说又成为时尚，先锋小说久居云端之后，跌入生存本相的新写实又成为时尚……。也许，这种“时尚化”的状态是不可逾越的，我们饥渴的肠胃需要太多的补养，我们有太多的空白需要填补，种种新波压旧波的现象，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吐故纳新，长成一副健全新肌体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而且，思潮迭起，流派更替，从来都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然而，我们的兴替和变化的频率是否太快了些，是否过于匆忙和浮躁了些？不管我们有多少理由解释这种时尚化的原因，文学毕竟不是换季的服装。我认为，成熟的文学在大的框架上应有其稳定性，它是主导方面突出和多元并存的统一，它当然会不断变化，但不是从单一到单一，而是从单一到丰富，再到新的更大的丰富。
转型中的文学
社会的转型和文学本野的转型，当然不自今日始，早在80年代中后期，即已震荡起求、但是，建立市场经济宏伟目标的确立和改革步伐的加剧，却故人们意识到，一个重要的、明显的社会分期已经来临。在这个以经济和和市场为重心的时代里，文学的生存空间变得有些面目全非了。80年代的文学作为喧腾的历史正在远去，一种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的、新的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正在构建过程中，尽管它仍以不确定的动态面目呈现着。
对于文学的转型，我们也许首先是从绝大多数文化产品、文学作品以不同于往昔的姿态进入市场，其商品属性日趋明显而察觉刘的。诚然，文学作品具有特殊性，精神性才是它的特质，非一般商品可比，但足，当它们以物化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不计工本的时候，它们又确又是商品，市场价值和读者的购买选择终究影响着它的现实价值。这使我们想到，有种说法是；文学的历史经历了以作家为本位、以作品为本位和以读者为本忙的不同阶段，那么，是否我们也已进入以读者为本位的时代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浮躁的时代无暇阅读自身的浮躁，大众传媒的扩张，读者兴趣的转移，致使严肃文学的接受对象大大萎缩。有一段时间里，通俗文学冲击严肃文学，港台文学冲击大陆文学，纪实文学冲击虚构文学，面对一个大众文化的海洋我们曾惶惑莫名。再接着，我们发现，文学的社会功能、内在结构、价值取向、审美形态乃至题材和体裁的热点，均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转变。文学好像不再居于意识形态的中心，也不再扮演率先揭示重大社会问题的英雄，热衷形式探索的先锋作家好像突然中止了手中的试验，纷纷转向，而雅与俗的界线也不再那么分明……，我们感受到的只是，一个平民化的、世俗化的艺术潮流滚滚而来。
文学在转型已是无争的事实，一些文学的纯粹论者或总是喜欢就文学言文学的人恍然发现，市场经济和它带给当代生活的深刻变化，怎样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的命运和前景。然而，文学并非被动的生活之附庸，也非市场之附庸，它有自身的规律和运动轨迹。文学的发展趋势，只能取决于文学在市场经济、时代精神、文学规律三者之间撞击和磨合中的选择。一味埋怨外部环境是无能的表现，衡量文学的质量，只能看它对时代精神生活关切的程度，人文精神发扬的程度，作为时代思考者和艺术良知的主体能力的发挥程度。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文学的现状并不满意。但是，检视创作实际，应该看到，尽管不再轰轰烈烈，文学仍在运动中前进，很多作家并未放弃庄严的追求，无论在把握生活的方式上，在发现新的人物、新的情感、新的境况上，在评价生活的眼光上，在审美形态的选择上，都有一些特点值得注意。今天的文学是昨天文学的继续，它不可能切断与80年代文学的联系，于是它以不断分流又不断整合的形式探寻着自己的道路。这里着重讨论的是中短篇小说问题，对每现现象和作品，不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只想作为一种现象加以分析。
一 活力之源--文学与时代的“精神连结”
文学的活力之源在哪里，创作的冲动和灵感的生长点在哪里，这是整个文学和每个作家都有必要深思的问题，尤其有必要。前些年盛行一种说法，叫做“回到文学本身”，至今仍被重复着，好像无可置疑，其实是很可怀疑的。“回到自身”是因为曾经丧失了自身，对于把文学当作政治工具的僵化的文学观来说，这种提法是一个拨，包含着宝贵的革命因素，但是，“回到本身”引发的另一后果是，淡化社会所内内涵，过于谨慎地局限在文学圈子内搞观念革新和“语言革命”，仿佛生怕社会学因素玷污了文学的纯粹和神圣，实际造成了文学与时代的某种脱节。观念更新和语言、叙述的创新，自有推动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可惜它不可能脱离社会进程而单独进行。诚然，文学变革往往从形式人手，但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它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程度。没有思想深度和价值追求的文学，不可能是深刻有力的文学，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尤其如此。
问题在于，什么是“文学本身”？文学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可以回归的“家”？似乎中外文学发展史上的任何阶段，任何状态都很难说就是“本身”，就是“家”，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非要认谁是“家”，不过是回到牢笼罢了。好多年来，我们借鉴也罢，提新口号也罢，据说为的就是“回家”，每次好像快赶到了，“家”又漂走了，幻象而已。我不主张用“回到文学本身”的提法，如果硬要给文学找个“家”，那就是寻找文学与时代的精神连结，借用周介人同志的话说，文学的生命“就在于对当代生活强有力的吐纳，对民族的现实生存与未来发展强有力的关注”。在中短篇小说中，虽然还鲜见非常优秀的作品，但一些作家以敏锐善感的心灵深入大转型的现实人生，已经提供出许多新的感觉和情思。
我很同意《上海文学》编者对张欣一系列新都市小说的评价，因为她的创作的意义的确包含着未来因素，不全属于她个人。虽然，就小说本身的成色而言，倒不是无可挑剔。她的小说可能真“是一种未来我们将大量阅读到的小说的雏形”。我认为，那位撕碎一切价值，对虚假、僵化、过时的神圣极尽调侃嘲谑之能事，以破坏性着称的王朔及其语言方式，正在成为过去，虽然他自有其文学发展的价值。这一方面因为在时间上他所占有的那一部分人物和真实正在过去，也因为光是调笑外部世界不肯深触自身的痛苦和矛盾，已不能满足今天读者的精神需要了。而张欣的作品所触及的，却是转型社会中现代都市人灵魂分裂的痛苦，找不到意义的失重状态，寻觅精神家园的渴望。在《爱又如何》里，尽管通篇充满了温情与泪水，但结论却是严酷的，当主人公可馨呼出“人不可能活得纯粹”的声音的时候，她尝够了传统道义、血缘亲情、爱、忍耐、清高等等传统人文价值加给她的重负，她正是因为舍不得它们，才一再地碰壁，一再地脆弱不堪。生性善良，有着优越家庭身份背景的可馨，在与社会保持着相对距离的时候，活得稳定、自尊、悠闲，无论对家庭还是对个人，都有点心满意足，对于钱也无太大兴趣，够花即可。可是，当社会打破了她虚幻的平衡，当她因撞破上司的奸情又隐忍不发，被无理解聘以后，她惊异地发现，生活怎么总是朝着她的愿望的反面发展，该称许的没有价值，该唾弃的却安然无恙，该抚慰的不见抚慰，该倒霉的并不倒霉。她平时遵循的道德规范，做人准则，全派不上用场，她有孤身陷入重围的感觉。这里有来自丈夫的不理解，同事的淡漠，上司的卑鄙，家庭的变故。她走到街上，感到“满街的人都是毫不相干的面孔，谁也不为谁存在，谁也不为谁停留”。她一向清高，不接受施舍，这加重了她的窘迫；她宁可吃亏，只让别人内疚，但这一方式已毫无效用。爱情可能是她最后的堡垒，但也冰山似的靠不住，不过是心造的幻影罢了。可馨全面的软弱、失落，找不到应对的武器，正是处在转型夹缝里的人们，一只脚跨进了现代，头脑和大半个身子还目在传统里，精神失衡的两难境遇的真实写照。可馨与经济女强人爱宛的对比，并不具有实质的分野，爱宛还不能作为理想人格来看，她只是比可馨多了面对现实的勇气，可馨后来成了专栏作者兼书刊掮客，在现实的挤压和磨蚀下，似乎开始轻视爱和清高的价值，肯定金钱的价值，对她来说，改变已够大，但精神难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
可馨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社会转型的剧变中，从历史给定的价值体系中游离出来的人们，将难以摆脱文化失范和价值晕眩的困扰，因而寻求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寻求超越物质世界的精神家园，栖息灵魂的寓所，就变得愈益迫切，这也就给文学提出了精神建构的新使命，离开这一使命，文学将无所作为，张欣等人的创作，还对发展都市文学以重要的启示。如果说，当代文学的重心一直向农村题材倾斜，那么未来文学的重心可能而且应该向都市转移，因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要趋势。从历史上看，都市小说的兴衰与城市化、商品经济以及市民阶层的成熟与否关系甚大，它的基础在于市民性。可惜，从本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计划经济和大锅饭一统天下，市民与农民区别甚微，不过是住在城里的居民而已，都市文学的传统不仅失落久矣，也谈不到有真正意义的都市文学。新时期以来，不少作家努力续接市井小说的香火，如陆文夫、邓友梅、冯骥才、陈建功、刘心武、王安忆等，王朔更是发出第一声惊世骇俗的变奏。但是，对于市场经济风雨中经受社会“断乳”的新市民的情感和命运，我们还缺乏富有现代意识的深入把握和富于声色的描绘，张欣和一批作家的努力无疑值得重视。当代文学是否充满活力，都市文学的发展在目前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