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外省书》是一部人之书，它集中思索的核心，是人的境遇和人性的变异，是人的精神价值，精神平衡，精神追求问题。书中的史珂老人是中国知识分子某一类人的心灵代表。他无儿无女，随身之物不过几箱破书，几件粗陋家具。他的物质负累降到了零点，只在精神生活中漫游。他从京城来到外省故乡，坚持要回到海滨老屋，也即从中心走向了边缘化。他对电脑，电视，网络之类的拒绝到了偏执程度。他到过美国，几乎完全不接受那里的生活方式。他是一个要聚精会神思考入的问题的人，惟愿在林涛与海浪之间苦思冥想的人。他曾以半戏谑的口气说，人活着真是繁琐啊，追求，好恶，贪求物质，还要屈服于一些荷尔蒙之类的分泌物，人啊，多么尴尬的哼哼唧唧。按说史珂是很接近于张炜原先的理想人格模式的，因为融入野地，回归民间，用大地的本真和纯净来洗涤污浊，来抗争欺瞒、凌辱、剥夺，一直是张炜心中的宗教，他靠它写出了一首首愤世嫉俗的乡土牧歌。但这一次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全面肯定他。史珂曾遭受过最残酷的折磨，挚友的出卖，爱妻的失身于恶徒，使他锥心泣血，失去了对人的起码相信。他抱着“失贞节，勿宁死”的狭隘，曾像酷吏般反复盘查妻子，直至其病散。史珂终于觉醒到，最不能原谅的其实是自己。这应该也是一代知识者的忏悔之音吧。面对海滨开发的喧哗，推土机的挺进，他对人世间是否真有绝对的静谧之地产生怀疑，并且说出了“我现在知道，对这个世界不能怕”的话来。我想，史珂的怀疑主义比起他原先的决定论可能要深刻一些。
张炜创作上的变化还表现在：更加客观，冷静，平和地看待一切生灵，不是从观念和义愤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如果说张炜原先对商品化时代道德沦丧现象的疾愤有点隔岸观火式的距离，那么现在他进入了某些人事的内部，将之视作整体生活中的必然。史东宾也好，马莎也好，皆有其存在的理由。史东宾曾是个“贴着墙边走的人”，但他并不因曾经受害而变得善良，也不因曾经落魄而增添同情心。冷漠和无义使他成了一个“具有时代高度的老手”。不贴近对象、理解对象是写不出的。
推崇博爱精神可能是此书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层面，具体体现在师麟其人身上。此人在书中的重要性不亚于史珂。师麟别母“鲈鱼”，资格很老，如今隐居在老油库，自称是革命的情种，一生爱过多少女人自己也记不清了。从世俗眼光看，他是个“好色到死”，“由流氓而禽兽”的“穴居魔王”，但实际却是个以泛爱周济天下者，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对他喜爱的女性，他并不玩弄，只是当作亲人，爱人，孩子般抚爱，实施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作者说他有海洋般的怜悯心，尊他为爱侠、情豪。也许是我的理解力出了偏差，我虽尽力揣摩作者对这一人物的理解，承认世上确有此种人，但无法对这位“情豪”表示尊敬，更亲近不起来。在我看来，靠“鲈鱼”这种人是无济于事的，真正让我起了敬意并认为坚实地行走在大地上的是师辉这样的人。依我看，大地精神不在别处，不在虚幻的世外桃源，就在师辉这小女子身上。她在打击和放逐的威胁下、在金钱和豪华的诱惑下，始终保持了高贵的自尊。在这里，人文理想是实实在在的。张炜小说的弱点是缺乏血肉饱满的感性细节，缺少绘声绘色的动情描绘。他写作中越来越强的智性化倾向，在帮他提升思想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上述的缺憾。
如果不算附会，我以为贾平凹在《怀念狼》中的追求与之有相通性质。我很不赞成把《怀念狼》的意义局限在环保问题上，它其实是通向对现代人精神危机的思考，对人的命运、前景、归宿的忧思。在贾的笔下，西京城依然繁华，却没了春夏秋冬，昼夜难分，男人已经不长胡子了。作者喻示的是，物质文明在膨胀，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物种却在退化，农业文明的诗意传统断裂了，人无时不处在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危机之中。为此贾平凹发现了狼，钟情于狼，欲借助狼的原始野性来拯救人类。这当然是一种抽象精神的呼唤，一种形而上的遗想。另一部小说《老海失踪》也值得注意，它描写了环境日益恶化的严峻现实，刻画了老海这么一个毅然回归大自然，自觉肩负保护生态重任的勇士形象。作品的成功在于敏锐地“提出了问题”，弱点是有点儿理念大于形象。这并不奇怪。如果说环保意识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深入人心，在我们这里尚停留在官方提倡和“口头”启蒙上，像老海这种志愿者毕竟罕见。惟其如此，其意义越发不可忽视。可以预料，在新的世纪，这种从当下现实出发，研诘人的境遇和人自身的哲理味儿的小说还会更多起来。
《东藏记》的文化韵味
宗璞继《南渡记》之后，叉捧出精致典雅大气的《东藏记》。《南渡记》写了十五年光景，《东藏记》的写作也不短，延续了七年时间。其间，作者的父亲冯友兰先生逝世，作者本人又遭遇一场大病，但书还是完成了。以上二“记”，部是作者投注了大量心血和深沉情感的生命之作。与当今很多带着新出炉的温热气息、与现实贴得很近的长篇不同，这两部书的人物情事已在作者的头脑中活得太久了，它们是六十年前往事的浮现，是不可磨灭记忆的影像。《东藏记》杀青，计划中分为四大卷的、总题为《野葫芦引》的长篇系列，已完成了一半，真是可喜可贺，知道宗璞近况的人莫不为之敬佩有加。近年来，宗璞的目疾益严重，写作已“全凭口授”。朋友中多有劝她放下不写的，因为身体要紧，她却总是于心不甘，刻骨铭心的前尘旧事压迫着她，她的内心里始终有一个顽强的、执拗的声音：“写下去是我的责任！”，如此看来又不完全是怀旧二字可以了结。
读《东藏记》，最突出感受是，由于作者特殊的家庭教养，生活环境，以及作者融贯中西的学问根柢，使得这部作品的人文内涵和艺术品格非常内在，不是那种外贴上去的“文化相”，而是骨子里的东西，是作者人格、学养，才情，气质，心灵的外化。大有“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的气象。观诸文坛，不难发现，现在描写各个历史时段知识分子的作品多了起来，不少作者把他们的忧愤和思考，聚焦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以致我们在激赏其思想锋芒的时候，往往会遗憾于它们写得“不像”，不够味，未能传达出中国知识者特有的气韵风神，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有些课不是一天两天能补齐的，而宗璞的“两记”基本做到了，它们的特点恰恰是“像”，是传神。作者的笔致从容委婉含蓄，作品的风格外冷静而内热烈，它以孟弗之一家为中心，以明仑大学南迁昆明后的动荡生活为主体，网络般伸展开来，扯出了各色知识分子，不但在家常语、平凡事中写出了亡国之痛，流离之苦，漂泊之难，生存之艰，而且写出了国难当头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多色调的人格图景。序曲中有一首《春城会》吟叹道：“到此暂住文旌，痛残山剩水好叮咛，逃不完急煎煎警报红灯，嚼不烂软塌塌苦菜蔓青，咽不下弯曲曲米虫是荤腥，却不误山茶童子面，腊梅髯翁情，一灯如豆寒窗暖，众说似潮壁报兴，见一代学人志士，青史彪名，东流水浩荡绕山去，岂止是断肠声”。这首曲子基本隐括了《东藏记》的主要内容和美学追求。
《东藏记》最重要的特色，仍在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操守，道德理想，文化品性以至心灵历程的探索和描绘。这实际也是宗璞一以贯之的探索。56年的《红豆》，描写天崩地解般的大变局中一对男女大学生的苦恋与决绝，以儿女情长的方式写出了建国前夜急风骤雨中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的分野。作者好像预见到了一年后一场新的更惨烈的大变故即将来临似的。“文革”后，宗璞的《三生石》、《泥淖里的头颅》、《我是谁》等作，则在更深刻更严峻的背景下思索知识者的命运，完全褪尽了《红豆》中残存的浪漫，有时不得不诉诸变形和荒诞。在《南渡记》里，我们见识了作者对吕清非和凌京尧两位老人面对高压和虐杀的威胁所表现的不同姿态，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冷静笔法。吕老拒不接受伪职，以死抗争，完名保节。凌京尧也拒绝，也逃避，但他到底扛不住日本鬼子的火烙铁和大狼狗，俯首就任了所谓华北文联主席，一生名节毁于一旦。我们注意到，不管是写吕老还是凌老，作者都摈弃了简单化的社会学的判断，寄予深厚的同情和理解，尤其对凌京尧其人，可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东藏记》里，由于人物大都僻处昆明，相对平静地教学、度日、大量篇幅写的是孟家夫妻及儿女们的事，缺乏那种大起大落，命如悬丝的情节，因而也就不像前面提到的那几部作品有生死抉择之紧张，颇有点台风中心的宁静感。事实上，作品正是以西南联大的生活为原型的。这就需要一种于平易中见精神的内在的力度。主要人物孟弗之，方正，沉稳，坚定，本身戏剧性的成分不多，但我们仍能鲜明感受到，他那既具传统文化涵养，又具民主科学理性的精神风韵。孟妻吕碧初，以及他们的女儿峨、嵋，所占笔墨最多，给人印象甚深。明仑大学的知识分子中，落拓不羁的白札文，聪明透顶却被欲望所累的钱明经，还有学富五车却未必有多少独见的尤甲仁夫妇，可能是刻画得特别突出的几位。卫葑这个人可以视为小说的潜主角，他曾是学生领袖，后来的革命者，足迹踏过北京，延安，昆明，但他好像在那里都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作者说他是：信他所不爱的，而爱他所不信的，可谓的论。
总体而言，《东藏记》虽然描写，各色各样旁逸斜出的人物情态，但在回眸抗战岁月里流寓大西南的知识分子群体时，抱持的是一种肯定的、赞赏的态度，肯定他们续存中华文化精神的决心，坚持知识的传授和人格的培育，于是，民族文化的火种不绝，就有了希望，有了活力，于是，他们在物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精神富有，理想不灭。事实上，从作者尚未写出的后两卷--《西征记》和《北归记》的构想来看，一卷欲写西南联大学生的投笔从戎，一卷要写抗战胜利和返回家园的情景，也都是服从于作者的这一讴歌型的大主题的。这不禁使我想到了《围城》。如果说宗璞的“两记”主要是赞扬，那么《围城》里三阊大学里的种种，主要是调侃，自嘲，人性的反省。所谓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就还是一种对知识分子痼疾甚或人性的缺陷的思索。《围城》只能产生在40年代后期，要是让钱钟书先生在解放后或八、九十年代来写，恐怕就不会有《围城》这本书了，同样，“两记”虽然是五十年前的旧事，但因为作者是历次运动的“过来人”，所以它们也只能是今天的样子。
坦率地说，作为小说，《南渡记》和《东藏记》都不算是那种很抓人、很好看的小说，这或许是它的散文化的风格和几乎没有悬念的写法决定的。它的优势在于，氛围足，诗意浓，在某种意义上，氛围和情调足置于人物之上的，看小说写昆明的吃，住，还有腊梅林和云彩，真是妙极，没有不为之动容的。但过于重视情境的营造，却也淡化了情节和悬念，总觉得没什么揪住人不放的东西。《围城》为什么好看？除了那智慧的幽默，精妙的观察，是不是还。与方鸿渐的恋爱婚姻史有关，犹如一条草蛇灰线埋伏在那里？
权欲与情欲的舞蹈--评《坚硬如水》
阎连科正在不断地生产奇书：《年月日》被有人称为中国式的《老人与海》；《日光流年》倒着写，从主人公之死直写到他回归母亲的了子宫，全书酷烈而冷硬，是对某种生存境遇的无情叙述，读之者莫不暗暗称奇；而他最近由长汀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坚硬如水》，则问样是对人们审美惯性和思维惰性的一次颠覆。它们都不靠造势占一时风光。一切在默默中进行。不经意间，一部部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出来了，作家本人艺术上的一场变革发生了。闽连科正在做的，电许正是当今文学所缺乏的。
我之重视阎连科近年来的一批新作，是惊奇于他能够将真实推向一种陌生而警醒的程度，以至大大超越了表相的真实性，进入到人性的和灵魂的深邃真实。仿佛是出于一种天赋才能，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土味与洋味儿，本土与现代，传统与先锋，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形似与神似，扭合在一起，且不见人为痕迹，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风格和表述方式。概而言之，阎的创作特点是：充分的本土化与新异的现代精神的融合。看局部，看细节，全然是乡土的、写实的，历历如绘，栩栩如生，然而，它们的指向却是形而上的，整体上像一个大寓言，是对人性对政治对文化的深刻反思，寄寓着作者对一些带根本性的生存问题的独特看法。他近年的小说，基础是写实性的结构，升腾而起的却是意象的海市蜃楼，他主要写入的境遇，人的韧性，人的迷狂，力求写出我们民族灵魂中某些更本原的东西。
按说关于文革，关于那场全民族的迷狂和盲从，人们写得已不算少了，但称得起深刻者并不多见。王蒙在长篇《狂欢的季节》中曾形容道：“革命就是狂欢，串联旅游，批斗就是摇滚乐，霹雳舞”，又说“文革就是一场集中的语词狂欢，字词拉练”，比喻之新鲜、智慧令人开悟，确乎琢磨到了万事万物之间的某种微妙的共通之点，昨天与今天的某种相通之处。大化流转，人性中的某种东西其实变化甚微。然而，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如果王蒙主要是一种智慧的洞观，那么，在阎连科这里，则是形象的感性显现，他更注意政治与性的关连，以及双方之间能量的转换方式，他也更注意原欲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并把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压抑和人性的解放的渴望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