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此书，首先感到，我们是由语言进入那个逝去的年代的，其语感，语境，语气，全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读起来很幽默，像是作者在开一个玩笑。其中羼杂着“三句半”，语录歌，样板戏，“两报一刊社论”，快板书，流行的标语口号等等，昔日的话语潮在四周涌流，让人应接不暇，喘不过气来（这里文革语汇的大集合似乎有点过头）。不过，这只是作者搭造的语言舞台，为的是将愚昧和颟顸奇幻化，夸张化，为的是在所谓“两程故里”的沉闷背景上，演出一幕幕狂情暴爱与血腥“革命”交织的戏剧。高爱军与夏红梅这两个人物，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性符号化的，他们始终在欲做爱而难以径情直遂和欲夺权而难以与传统抗衡的悖论中挣扎，一直在寻求缓解焦虑，释放其原欲的途径，又不断走失，迷路，疯魔化。他们是一对奇异的兽，是权力与性欲的混合体。作者对他们寄寓着复杂的感情，不能说没有一点同情，但更多的是描画了他们的无可救药的沉溺和愈演愈烈的破坏性。谁都想不到，那个在黄昏的铁轨旁展示美丽小脚丫的女人夏红梅，一旦与婚姻失败的高爱军苟合，两人勾结在一起，便像野火，飓风，像重磅炸弹一样，对程岗镇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高的“革命”是从革他老丈人的命开始的，并无任何新的内容，无非为了当国家干部，吃商品粮，加工分，穿四个兜的制服，无非为了取而代之，继续过去的秩序罢了。他那一番唇焦舌燥的发动群众，确乎显示出一个乡村革命家的惊人口才，但他的革命实为空壳，语言爆炸后的空壳，装载的是欲望，疯狂，发泄，占有，争斗。高与夏无法餍足的情欲，导致了政治上的疯狂；而疯狂的权力欲，又更大地刺激了他们的情欲的放荡。这股非理性，无遮拦，不可控驭的能量，爆发出来，不死人才怪哩。高夏二人日渐沉沦，发展到指鹿为马，构陷他人，颠倒黑白，双手染血的地步。作品就这样通向了对政治的荒诞和人性的荒诞的反思乃至反讽。被压抑扭曲的爱，转化为可怕的破坏力，在人，有如变态的裸舞，在社会，是扫荡一切，打倒一切。那地洞里的真实，作为一种能量屉不可剥夺的，显现了一种不能不疯狂，不能不走向迷狂的过程。这可以说是阉连科对文革的读解，是多种读解中的一种。
我为这作品风格上的酷厉和惨烈所震惊，但我也并不赞成过于观念化的写作，比如有意无意搬用弗洛伊德的原欲说，比较直露地把观念性东西植入小说。小说个别地方，对于性与“革命”，压抑与释放，力必多与政治，作了过于简单的解释，幸好整部作品并非如此。另一点是，艺术讲究节制，这点过去和现在都不过时，而作者在这部作品里，似乎过于放纵自己的语言了。
曹文轩的《草房子》和《红瓦》
《草房子》和《红瓦》，是北京人学年轻的教授曹文轩经多年酝酿，调动自己长期积累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记忆，精心创作的两部长篇。两部书中，前者较短，类似大中篇，后者就长多了。两书的生活背景如出一辙，人物时有在两书来回穿插者；两书出版时间又极接近，甚至弄不清谁先谁后，因而不妨做一体化的考察。这两本书出版后都受到了广泛赞誉，被认为是近年来长篇创作中的优秀之作。
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曹文轩长于理性思维，虽然我知道他早就在写儿童小说，但我仍然担心，他的小说里理性思维的习惯会不会侵蚀艺术的肌体，观念的偏执会不会扼制感性和感觉的充分施放？我还担心，他会不会因教师的职业使然，在刻画人物时提示性、说明性的东西太多？看来是我多虑了。看这两部长篇，你不能不为他观察的细微，感觉的丰富，曲尽人物心灵复杂一性的手段，以及创造意境的诗心折服，曹文轩写起小说来，其重构形象，绘景状物的才能，是决不亚于一个职业小说家的。
先看看《草房子》。读此书令人深深感动。感动的究竟是什么？是作者笔下的孩子们身上的优美的人性和质朴的情操，他把这些蕴藏很深的东西发掘出来，使人既觉陌生，新鲜，又能与每人的经验世界沟通，遂引起强烈共鸣。他所写的油麻地、草房子和那所学校，并无过于确定的时空，我们只知道所有故事发生在当代江南某水乡一所小学也就够了。这部作品不借助某个尖锐问题，或者某个突发事件，它追求恒常性和不变性，也就是说，这里的人受外来的影响力较小，它更接近千百年来相对稳定的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小说所表现的孤独，自尊，坚韧，友爱，倔强，爱情，互助，乡愁等等，是不同世代的人都会体验到的，是在一个长时间段里的人们能共同遭遇的相通的感情。这并非说它抽象化了，事实上它带有丰富的血肉，只是强化了最基本、最稳定的方面罢了。它的作者始终很注意保持审美距离。这小说是以回忆的调子写往事的，但看后觉得，往事并不遥远，与我们的生存贴得很近。
《草房子》很注意写人，为，突出人，用一个个人物的小传来结构全书，而每个人物都经过精心琢磨，显得新鲜，独特，耐咀嚼，富意蕴。看得出来，这些人都有原型，否则不会这么奇特真实。比如少年秃鹤，因其不长头发的秃脑袋而得名，大概属于癞痢头的那种。孩子们大都有游戏的本性和看戏的欲望，便不断拿秃鹤的秃头取乐，秃鹤不堪其辱，悲愤填膺，起而反抗、报复，发展到故意在各种场合展示秃头以搅乱学校的秩序，遂受到更大的排斥和孤立。他为解除被孤立状态，就试图用小动作吸引人们的关注，未奏效，就主动要求扮演一个以秃子为主角的戏，因他的秃头不用化妆，惟妙惟肖，演出大获成功，为学校在汇演中赢得荣誉，始结束了被排斥的境遇。但他却委屈地哭了。他是以自我作践的方式来求得原谅的，他倔强的个性，压抑的心情和为取得群体谅解的努力，含义甚丰。从南方来的细马，外在强悍内在柔韧，也给人印象很深。另一富家子弟杜小康的从傲慢到求实，从富裕到困顿的变化，也写得好。这本书，有趣的不止孩子世界，还有成人，也见光采。秦大奶奶，被视为恶婆子，惊人的固执，与小学为争地皮展开旷日持久的斗争，其实在凶狠的下面，是极度的善良和软弱。白雀姑娘与蒋老师的恋爱，写来也荡气回肠。可以明显感到，此书涉及的人事，在在皆经过作者千百次的温习，他把自己少年时代的体验全都投进去了。
《红瓦》的故事几乎是在《草房子》的故事的同一地点发生，仍然离不开油麻地一带，只是小学变成了中学，故事更多地向毗邻的乡村伸展。小说的时间背景是60、70年代的动荡岁月，小说以主人公“我”（林冰）在整个中学时代的成长经历和心灵变化为主要线索，串珠式地将一群少男少女和乡间人物的命运悲欢联缀起来，交织成了一幅既具有时代色彩又富于心理深度的动人长卷。就其叙述方法和结构方式看，与《草房子》是一样的。但《红瓦》的人物多多了，有性格殊异的少年男女，有命运多舛的老人、有村妇、教师、遗孀、知青等各色人物，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命运史。小说的容量不小，虽然所写时空只是一所中学的日常生活和一个小镇的风云变幻，由于主要人物的精神发展细腻而曲折，超越了具体时空和情境的限制，使得小说上升到了一种象征的意蕴。
我感到，这部小说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特色：
一、在我国当代小说中，描写从少年进入成人世界这一特定人生阶段的成长小说、青春小说还很少见，几成空白，这是很大缺憾，而《红瓦》恰能感人地描写一群少年在跨进社会和成人世界的门槛前，在身心、情感、理想、道德等多方面所经受的磨炼，在善恶真伪面前所经受的考验，描写了他们在时代风雨中逐渐走向坚强和自信的成长过程。从题材角度看，这是难得的。
二、这部小说热烈地肯定了真善美的情感价值。小说的主要笔墨不是用于向外扩展生活面，而是指向人物、指向内心、指向人性深处，深入发掘优美的情操和向善的良知。小说中的生活是复杂的，学校内外发生了不少事故和风波，作者总是以充满同情的善意眼光看待过去的生活，对各色人物给予充分理解，并大力揄扬正直，同情，友爱，互助，勇敢的精神。虽不正面鞭挞假恶丑，却同样起到了批判和激扬的作用。正如有人指出的，作者富于悲悯情怀和理想之光。
三、作为长篇小说，《红瓦》的人物描写比较鲜活，奠定了整部小说比较坚实的形象基础。人物描写的成功，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作者所写的人物、场景，大多是他亲身经历，久久不能释怀的记忆，有充分的生活依据和酝酿沉淀；二是丰富而新颖的细节的运用，使人物有血有肉。
四、在风格和笔调上，无论《草房子》还是《红瓦》都注重意境美，讲究画面、色彩、韵律的美，流溢着诗意的情绪和清新的气息，如有人指出的，它是优美的文字，优雅的姿态和忧郁的情怀的结合。作者在精神价值和叙述风格上追求“回归古典”，在消解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对立和寻求统一上作出了努力。作为一种艺术追求，值得注意。
若作更高要求，也要看到，作者长期从事少儿题材创作，这两部书都禁不住流露出儿童视角和儿童文学惯用的构思方式。这当然无可厚非，儿童视角照样可以写出很深刻的大作品。问题在于，目前《红瓦》的格局（环境，人物，社会生活面）与作者意欲表现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不协调，作者想表现的东西有许多不可能在此框架中表现出来。在处理时空和写人写事上，作者的办法还是显得略少了一些。
《太平天国》平议
作为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是个大题材，内蕴丰富复杂，争议很难避免。甲就有人期望看到描写太平天国全史的历史小说了。毛泽东在读了《甲申一百年祭》后曾流露出这种期待。然而现代至今，虽有一些小说和戏剧出于当时的现实需求，撷取其中的一段史实或一、二人物来写，但真正敢于全面地展开宏大叙事，完整地描绘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的作品，却一直未曾出现？
这是因为，太平天国是有自己的政权、政纲和理论（不管在今天看来它有多少荒诞不经和悖谬、野盘的成分）的革命，它历时十四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与清王朝分庭抗礼达十多年之久，它所经历的萌发、起事、发展、停滞、中必、直到溃败的过程，极为曲折漫长，没有相当的气魄、笔力，没有吃透史料又跳出历史、俯瞰史实的眼光，没有深细的运思和繁复的架构，实难完成从以往的创作经验看，太平天国的某个大战役，某段大画变或某个重要人物，其集中性反倒容易撑起一部戏或一本小说，但若要写全史，把一切糅合到一个有机体中，且须引人入胜，不致冗赘，自成一体，难度确乎太大。这也是全史型文学作品难产之原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张笑天的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太平天国》，持基本肯定态度，我认为它气魄宏大，张弛有度，基本忠实地、富于表现力地写出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史，比较出色地刻画了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萧朝贵、李秀成、陈玉成、傅善祥、洪宣娇、曾晚妹、石益阳等一大批太平军人物，同时也生动地刻画了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着名政治人物的形象。这部长篇是当今长篇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作者可谓功莫大焉。概而言之，这部书在描写太平天国的全过程中，没有被动地为事件流程所累，而是在详与略，突出什么，舍弃什么，交代什么上，颇见章法。它摆脱了对史事亦步亦趋的常规思路，不搞借古讽今之类的浅表“配合”，不人为拔高，也不迎合某种时尚的贬抑，表现出一种雍容大度的“正史风度”。尤其是，它把重心放在太平天国内部的纷争悲剧上而不放在东征西讨的战史炫耀上，是颇为明智的选择。这一重心的挪动，从根本上决定了这部长篇在时代精神和文化思潮上与当代生活的连接与契合，为其大的方面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但是，必须看到，太平天国这个题材内涵复杂，人见人殊，其争议性比之李自成起义还要复杂，涉及到一系列的历史评价，人物评价，战史评价，思想评价，谁也不可能做到无懈可击，具体到像曾国藩、李秀成的评价问题，至今还是史学界的难点。更何况，近年来史学界对“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的理论，也即所谓农民战争理论，不断提出质疑。不少论者认为，农民战争破坏性大于建设性，是跳不出的历史圆圈，是一种痞子意识和游民文化，等等。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之下，这一题材本身有无价值已变得可疑起来。因之，对这种小说，不宜满足于泛泛的评断，更需要的是深入的辨析和讨论。下面我就几个重要方面谈些看法：
一、关于主题的把握。写太平天国，首先面临着怎么写的问题，也即强调什么，突出什么，告诉当代读者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倘若只是用形象铺述一遍从起义到失败的过程，重复一遍教科书上已有的结论，仅用故事和形象加以诠释，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也不会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关键在于，在20世纪末的今天，回眸太平天国，该阐述怎样的历史教训，才能达到相应的时代精神高度，扣动当代读者的心弦？
这从大的思路上来说，究竟是重在弘扬还是重在内省，是重在展现浩荡的阵势，张扬农民起义的势不可挡，还是重在寻绎历史悲剧的根因，以引起当代人的警思？太平天国作为一笔伟大的历史财富，值得当代国人寻味并记取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现在的小说，把重点放到反思上，放到天国内部，是对的，小说对韦杨之变，石达开出走，洪秀全猜忌重重，以及滥封王之类的充分描写，十分必要。小说毕竟从比较狭窄的那种阶级斗争的眼光中解放出来，不再停留在简单的褒扬上，注意到对皇权意识，腐败现象，内讧与内耗的批判，显示了一定深度。但是，从整体上看，小说还没有最终突破一般的反思和反省的高度，也还没有突破教科书的一般结论--作为作家独立创作的小说，总应该提供一些独特的非教科书式的思想成果。应该看到，天国的失败，不仅是我们常说的阶级的、历史的局限，同时是文化和文明的局限，也还应包括民族性格甚至人性的弱点。为什么尽管冯云山临终一再叮咛“不可内讧”，但内讧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如果说，现在的小说写出了内部的杀戒一旦开始，就再也收不住了，谁也无法左右地被卷了进去，实属精彩之笔，那么，它与农业文明，小生产意识，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与当时的人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的关系，不是值得做更深入的发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