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太平天国起义基本史实的描写。不管小说的重心放在哪里，天国起义从发动、发展到停滞、失败的全过程是无法回避的，这是基本的框架和叙事基础。基础打不好，整部作品的艺术征服力将会有所削弱。现在的小说，在纵向线索上，层次清晰，步步推进，高潮迭起。张笑天是学历史出身，写太平天国是他近十年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宏愿，他也确实做到了烂熟于胸，运用自如的境地（有多少人下决心写太平天国，沉入史料却不能自拔，终被淹没，张是此中少有的成功者）。但我略感不足的是，起义前后的描写力度稍逊，虽写了洪、冯、杨的聚众布道，穿插了洪宣娇的爱情，有些笔墨还近似浪漫革命家的玩闹。相形之下，对起义的严酷的一面，民生悲苦已极，不揭竿而起就活不下去的一面，写得不够有力。这或许是作者有意避开写农民起义的老套，但要知道，民众的群起造反，首先是由于活不下去，其次才是“教义”的感召和点燃，单是拜上帝会的教旨没那么大的效力。现在起义前后的一些描写，人们似乎并无衣食之忧，只是为了响应教义的号召。事实上，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势如燎原，一发而不可收，从金田村烧遍半个中国，决非偶然。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打破了，清朝的腐败和衰弱彻底暴露，大量军费支出，不平等条约的巨额赔款，一古脑儿全都压到老百姓头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已达空前白热化程度，因而导致了这一必然的爆发。强烈的超越现世苦难的渴望，是大杂烩式的拜上帝会教旨也能鼓动天下的根本原因。我以为，不论怎么写，这个势一定要蓄够，这一必然性一定要写足，才能传导出血的气息，喷薄而出的势头，成为全剧的动力源。
另一方面，在表现太平天国是一次有自己纲领和理论的起义上，写得也不太够。其实，太平军之前，全国已有一百多次大小起义，但大多“饥则蜂起，饱则远扬”，不成气候，原因是它们没有思想、理论和组织上的足够指导。拜上帝会请出基督教偶像却能号令天下，耐人寻味。现在小说略感表相，只是由杨秀清如一贯道般“作法”，其耸动人心的魅力没能表现出来。对于这种初起时具有某种宗教迷狂性质和神秘色彩的革命，似应写得更传神，才好与一般的农民起义区别开来。
三、关于人物塑造。洪秀全的塑造无疑是个焦点，现在看来，他既有胸罗星斗的韬略，也有心胸狭隘的多疑，作者更多的剔除了“神性”，还原了人性，刻画大体是准确的。但在笔墨上似过多强调了他的好色，猜忌，阴险而有城府的一面，因而多少遮蔽了他作为知识分子革命家真诚地相信自己的理想和首创的理论，为之推广的决心，和无法实现的痛苦这一最主导的东西。比如，小说开始不久他即有侵犯苏三娘的苟且之举，似于人物塑造无补。洪秀全与冯云山都深入研究过基督教的《劝世良言》，研究过新旧约全书，洪秀全还专门到广州会晤过美国浸教会传教士罗孝全，洪、冯在把基督教义中国化上是下过一番苦功的，洪曾徒步游扬教义七、八年，决非一般的草莽英雄或欲望奴隶，他还撰写过“救世训”“觉世训”“醒世训”，是半个思想家，尽管他的思想是杂色的，但很实用。如此看来，小说在表现洪秀全作为一个思想者的素质和风度上略显不足。
杨秀清的形象刻画似更为成功，他实际是天国的顶梁柱，非同小可，他的矛盾、痛苦，骄狂与虚弱，无力控制大局与自我的深隐的绝望感，有极为个性化的描写，相形之下，韦昌辉的形象虽《太平天国》平议很鲜明，却失之外在。石达开的形象固然比较成功，但悲剧色调还不够浓重，可能与开始部分太强调他的圆通以至圆滑，致使后面的项羽式的悲歌，提不大上去。我以为，在处理这些人物时，都不能忘记他们是“有信仰的人”。
在小说后半部，陈玉成与李秀成的形象均获相当成功。陈尤其出色，他身入虎穴，拼死保卫天京，安庆激战，直至刑场的婚礼，写来慷慨激昂，回肠荡气。有了曾晚妹的映衬，更其悲壮。李秀成的形象是个难点，关于“自述”产生的缘由，曾国藩为何毁约提前杀了他，以及他身上的英武与软弱，刚毅与自私，写来都颇准确。通过石益阳的口，等于批判了他，但又不作为叛徒来写，较有分寸。但这个盖世英雄被抓的场面写得有点简单了，据我所知，李秀成是身上带的金银细软太多，引起注意，被捉住的，否则抓不到他的。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所占分量很大，也是虚构成分最多，最见光彩的篇章。几乎每个男英雄身边都有个女英雄陪伴，如洪宣娇与林凤祥，傅善祥与谭绍光，石益阳与李秀成，曾晚妹与陈玉成等等，可喜的是，几位女性的个性均不同，为小说生色不少。如果说，洪宣矫有点外在，无非是个心直口快，风风火火的女杰，那么“太平之花”傅善祥就十分内在，她的眼见大厦将倾，无力回天，仍对所爱忠贞不渝，终至服毒自尽，都很动人。太平天国在男女关系上有极严酷的纪律，实际是禁欲与纵欲并存，小说开始有些说明，如何沿这一角度，在压抑与抗争，大局与私情上展开更惊心动魄的反思，似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关于曾国藩的形象，前部写与肃顺勾结之类颇一般，但写他在不予封王，受左宗棠暗箭之时，所表现的胸襟和处理李秀成时的狡诈，使这个以懦为表，以黄老之术为里的大奸雄活现出来。左宗棠起先有点“浮”，后面的字画之类的设计很妙。
太平天国是一场深刻的悲剧，既是农民革命的历史悲剧，也是我们民族性格和文化局限的悲剧。它应有一个深邃的、令人无限回味的结尾，现在写到李秀成死后的一个黄昏而收煞，似觉不足。
对一种伟大金融传统的复活与惋叹--读《白银谷》
在我看来，近百万占的长篇小说《白银谷》，是作家成一以其小说家的眼光和手段，对一种伟大的金融传统的复活与惋叹。80年代中期以来，也许是商品经济的触动，也许是文化反思潮流的波及，“山西票号”这一几乎被湮没了的金融史上的奇迹，忽然浮出水面，引起了一些经济史家、金融学家、地方史家、作家的浓厚兴趣，他们为之展开了大量的钩沉、考证、研究以及遗址的复原工作，也有人做了初步的艺术描绘。这当然是有意义的。晋商的超群才智，山西票号的辉煌业绩，造就了逸出中华文化常规的另一种极其复杂、庞大、神秘、精微的工商文明传统，具有某种不可思议性，它犹如天启般地运用了信息传输，发挥了惊人的想像力，不由使人想起“想像力统治着世界”这句格言。于是，在二三百年问，神州大地上出现，网络般纵横交织的票号，汇兑繁忙，不仅引起了一次金融流通方式的革命，而且逐渐形成了对中华文化传统准则的悄然修正，部分改写，甚至是一种反叛。在其影响力所及之地，“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变成了“学而优则商”。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也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所以梁启超才有“鄙人常以此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自豪。
对于文学创作，这一奇迹自然更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刺激性。史料少也有少的好处，正可展示艺术家的才情和能力。史料匮乏，对习惯于写实者可能构成正所凭依的困窘，对艺术功力强的作家来说，却正好可获得…个主体翱翔的开阔空间。所以，身为晋商后裔的作家成一，历十五年而沉醉其间，“经过十五年小心、耐心的掘进和积累”而不怠，终至完成了这部大作品。他说他的写作既很累人，又很迷人，陷身于“白银谷”不能自拔，却始终有快意伴随。这种亢备，是只有真正进入艺术创造境界才会体验到的心灵感受。的确，重要的问题在于，是不是真正地艺术化了，小说化了。倘若仅仅停留在对这一经济史的奇迹赞叹不已，反复渲染，图解和铺陈上，或者仅仅停留在对晋商几大特点的归纳和形象化地附会上（大多数作品往往如此），那将是令人失望的。对小说而言，一切的秘密并不在史料中，也不在仅以人物为载体，把钻研史料后有关“票号史”的信息符码加诸其上；写晋商的小说跟写一切题材的小说一样，一切的秘密只能是存在于人之身上，存在血色鲜活的灵魂之中。《白银谷》的成功也正在于此。它探究的目光始终集中在：既为秘史，秘在何处，其内涵有些什么，书中的晋商们，究竟有何魔法、智慧、绝招，居然可以覆盖九州，成就一番伟业？从文化的构成上看，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小说虽然也细致地描绘了处于庚子之乱前后的天成元票号的动荡，危难，化险为夷，殚精竭虑，几起几落的曲折故事，但笔墨的核心还是对准了人，人性，人的精神价值，传统背景，文化人格。
作品生动地表现了在崇儒传统之外，还有一个崇商传统。这个传统同样根基深厚，文化内涵丰富。在小说中，虽然那位六爷终具追求科举功名，以微弱之力与韧性坚持着儒教传统，但以天成元为代表的西帮商人，如康笏南、孙北溟、戴膺、邱基泰、三爷诸人，却发扬着一种虽不形诸文字却堪称伟大的传统；他们目光四射，头脑机敏，具有高度的信义和承诺之感，敢于在全国设立字号，赢得起更“赔得起”，他们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商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信义竞争。为了保证信义的兑现，他们又有一套科学的考核与升迁办法，严厉的号规，精密的管理制度。然而，西帮商人的悲剧性似乎又在于，他们终究跳不出皇权观念，宗法礼教，以及封建家长制的藩篱，这在康笏南的身上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来。他们在文化精神上充满了矛盾，开拓与保守、开放与守旧、开阔与狭隘，像梦魇般地纠缠在一起，于是出现了行为上的超前性、民主性与观念上的极大保守性、封建性的交错。从根本上说，他们身上，经营能力上的超人智慧与文化哲学上的极度贫困扭结在一起，构成了强烈反差。这也是康家大院经常“闹鬼”的原因。可以说，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下，这全是一些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他们是经济动物，商品的利润原则，金融的流通本性，迫使他们具有农业文明罕见的豁达和开明，但中华文化传统的家国观念，儒家的礼教观念，等级观念和贞节观念等等，仍然控制着他们的灵魂，顶多再掺杂一些道家的黄老之术。其精神资源跳不出这些内容。所以，从表面上看，晋商传统与儒教传统是不相容的，但最终还是兼容的。这也许是康笏南们最终逃不脱悲剧命运的文化哲学上的原因。
这部小说不是外在地、猎奇地表现晋商特有的传统，而是把着力点放在表现他们化入血液中的经商才智，遗传密码般的聪明绝顶的意念，以及他们善于自全的生存哲学，复杂的文化心理结构上。有了这些才算是真正理解了晋商。第一章“莫学胡雪岩”，开笔不凡：大东家康笏南一本正经地奚落和挫辱了那个忘乎所以的、乘着绿呢官轿炫耀四方的西安票号老帮邱基泰。看这出戏起先我们会觉得有点故弄玄虚，看完了会感到康笏南的愤怒之由和权术之高。这场戏，道出了票号森严的纪律，规矩，和受用不尽的处世哲学。头脑膨胀的邱掌柜，人固然精明得很，但最要命的是忘记一个“藏”字。所谓“我西帮生意满天下，商号遍天下，理天下之财，取天下之利，就在参透这个藏字。藏智，藏巧，藏富，藏势，藏我们的大手段，大器局”；而西帮商人又最忌一个“露”字，最忌与官家争势。邱基泰得意忘形，险些身败名裂，他因自杀未遂得到东家的缓颊，后来改派到归化，脱胎换骨，待到恢复原职，重归西安时，他“过家门而不入，得贵子而不顾”，被认为“经得起贬，以号事为重”，遂成为天成元的栋梁之才。这个楔子般的故事包含了晋商高深的人生智慧。
《白银谷》毕竟是一个悲剧，作品在表达这一悲剧时，充分注意到外在环境的动荡与家族内在的窒息两个层面。康笏南无疑是个最值得玩味的复杂人物。他个性强毅，阴险多智，又善于韬光养晦，其实为人刚愎自用，有一种按捺不住的躁息和征服欲。不管在票号，在家族，他都是君临一切的，什么都不畏惧，紧抓政柄不放，准也插不上手。他虽是康家大院的至尊人物，实际处处显出皇权的影子，并无现代商人的民主精神。看他巡视江南，面见慈禧光绪，沉着镇定，智商很高。所谓“平常怎样，就怎样，我们反正是黎民百姓，讲究什么”。在几次大的风波中，他也是很能沉得住气。他一生喜爱金石，作“重名甚于重财”的儒雅状，性生活的方式却近乎禽兽，实际是在摆皇帝老儿的谱。他自称命硬克妇，背地里大搞废旧立新的鬼把戏，这最能看出他的人莫予毒的残酷。不断给失宠的老夫人办丧事的损招，是只有他才想得出来的。他是金石化了的阴冷人格，对一切活泼的、追求自由的、美丽的生命意识是心存抵触的。就是这样一个物化的人，偏偏既能在大顺大赚中惊世扬名，又能在大赔大败中惊世扬名。他更多依恃的足永遵祖训的智慧。一提到公家办银行，他就藏拙了。
年轻的老夫人杜筠青的鲜丽而孤独的形象，是一道不协调的色彩，与整个白银谷的文化背景构成强烈的反差。康笏南的娶杜筠青，不过是他对当时渐来的异质文明的一种朦胧的虚荣的追慕而已，受过法兰西文明熏陶的杜，在他看来有几分神秘，实际不过是个新奇的玩物罢了。在精神构成上，他与杜筠青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人。康笏南对外不失开拓进取，对内则专制封闭，这位新夫人到康家十多年，如囚徒一般，无限地凄凉，孤单，幽怨，她说“主仆几百人，就三喜跟我知心”，实为痛心至极语。但她决不是逆来顺受的女子，她毕竟见过世面，毕竟呼吸过民主空气，她又有烈火般的性格，她的不贞是一种挑衅式的不贞，她就是要把老东西气死，“把康家的天捅破”。这个敢于捅破天的女人，是小说中的反叛者，她和三喜的枣树林之恋，是黑暗王国里的一道刺目的闪电。因为他们，作品具有较为深刻的批判性。作者没有因为当今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写的又是晋南，而浅薄地陶醉在对金融传奇的盲目歌颂之中。天成元和所有票号的最后消亡，除了历史不能提供发展民族商业的必要土壤和条件之外，与没有现代意识、没有法的精神，并与康笏南们自身的沉重的文化负担大有关系。在他们瓦解着封建道统和礼教的同时，他们也被封建道统和礼教所瓦解。现在的作品似对晋商的理解和敬畏写得比较足，对其溃败写得不够。这后一点还可以挖得更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