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拿来”？
新时期文艺学的发展和变化，前进和超越，“内”因（此处我指的是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文艺和美学本身的原因）当然是根据，是主要的；但是也不能忽视“外”因（此处我指的是外来的思想、文化、美学、文论的影响）的作用。说到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当年鲁迅主张“拿来主义”，这当然是对的；然而根据历来的经验，这里还有一个以怎样的心态去“拿来”，以及如何“拿来”的问题。
有位朋友戏言：可以用一句俗话“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来形容新时期某些人对待外来文化的心态和我们文化发展的某些状况。那么，用它来描述新时期文艺学发展中的某些情况，是不是合适呢？我认为，又合适又不合适。可以说，“外来的和尚”在中国既会念经又不会念经。所以，应该在这句俗话后面加上两个标点：一个叹号（“！”），一个问号（“？”），叹号表示肯定，问号表示怀疑。我现在就要用“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为标题，来谈谈外来的文化、学术、文论、美学，对中国新时期文艺学的作用。
何以说“会念经”？因为这些“外来的和尚”在中国文论的建设和发展中，的确起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向来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民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有数的几个有着自己独立起源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古一直绵延至今，从未中断；这中间有好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多源性和开放性--中华民族从来就善于吸收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来营养自己、丰富自己，中华文化就是在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中滚动发展的。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受外来刺激并且认真吸收外来文化而发生过三次大的高潮。一次是东汉以降至魏晋佛教传入之后所引起的学术文化（包括文论）的高潮，魏晋南北朝时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谢赫《古画品录》等等，就是那时文论高度发展的标志。一次是近代以来到本世纪初，西学东渐（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大量引入中国）激发起中国自身学术文化（包括文论）的蜕变而掀起高潮，在这次蜕变中，传统的“诗文评”转换为现代形态的文艺学；梁启超、王国维是筚路蓝缕的功臣。一次是本世纪八十年代又一轮西学东渐（这一轮西学东渐来势更猛、更迅速、更杂芜，而且幅度也更大，--从古典的到现代的到后现代的，从资产阶级的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女权主义的、后殖民的……见什么要什么，甚至来不及思索，一股脑儿引入），并且又一次激起和强化中国学术文化（包括文论）的内在变革，掀起更大的高潮；在这次高潮中，扫荡了“文革”当中林彪“四人帮”的文论怪胎，纠正了“文革”以前的某些僵化的文论形式，初步形成了富有生气的、开放的、多样多元的文论格局。
有人说，没有外来影响，我们新时期的文论自身照样发生变化、照样发展前进；而且，也许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会发展得更纯正，前进得更轻快。
我说，此言差矣。
其一，这次“改革开放”的势头，是历史的要求，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门已打开，不想叫外来思想文化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进来之后，不想叫它对我们的文论发生影响（包括负面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其二，有负面影响，但总地说主要是正面影响，从结果看是积极的。当一个民族的学术文化由于某种原因而处于停滞和僵化状态时，给它一个外力促使它发生新变是十分必要的。当年梁启超谈到古老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必要性时，曾有一句名言：“彼西方美人，必然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按他的主张，就是要叫中西两种文明“结婚”，就是要让他心目中的先进的文明为我古老民族注入生命新质，以产生健康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新一代。从1840年以来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梁启超说出了一个真理。在进入封建社会末期以来，本来开放的中国，封闭了，僵化了，停滞了，落后了。正是由于林则徐等一批有见识的中国人在外界环境逼迫之下，“睁开眼看世界”，并从此引入先进的西方思想文化，为古老中国的文化注入新质，才有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文论的新变，才有从“诗文评”到现代文艺学的转换，才有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样虽有偏颇、但放射着近代先进思想光芒的论文，才有王国维借用康德、叔本华的思想解释《红楼梦》悲剧价值的《红楼梦评论》，才有他用西方美学思想阐释中国古典诗词并获得突破性成果的《人间词话》。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的传入在中国文论中引起的深刻革命，以至于在以后数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直成为中国文艺学的主流形态，起了巨大历史作用。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从而产生积极的成果，绝非偶然现象，有它充足的历史根据；虽然后来的某段时间它受到庸俗化和教条化的解释，但经过调整，它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以往的时代是如此，在八十年代亦如此。
粉碎“四人帮”之前，中国也处于封闭、停滞、僵化、落后的状态，在经济上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文化领域，一片荒芜，思想上，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文艺学也被弄得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条筋。物极必反，在“四人帮”统治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民族内部已经积蓄了强烈的变革要求；等七十年代末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国策后，外来的学术文化思想大量引进，及时地为我们的文艺学变革注入催化剂，甚至是注入新质。于是，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老树开新花，枯枝抽新芽，中国文论复苏了。大家还记得八十年代初在中国文坛上空放起的那几只“现代派”的风筝吗？高行健的一本介绍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居然引起文艺界人士特别是作家那么大兴趣，引起了那么热烈的争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文论渴望新变。在这前后，又有柳鸣九的《萨特研究》、陈琨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袁可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等出版，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现代派”热潮。今天看来，“现代派”文艺思想的那次冲击，决不是如有的同志所说乱了我们的思想、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而是相反，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它为我们的文艺学注入了新质，对我们中国文论自身变革的积极趋势推波助澜、添薪加柴。正如一位青年学者所指出的：它标志着我们的文论“开始了兴趣的转移，从政治向文学自身、从外部规律向内部规律、从历史要求向美学要求的转移”，“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移”。“它所促成或强化的‘技巧’兴趣、‘形式’意味，却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这个内在视野的获得，表明文学在朝向自身的转折中又有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突进”。在“现代派”冲击的前前后后，以至于此后的一、二十年，外国其他的各种学术思想特别是美学和文艺思想，如潮水般大量而迅速地涌进来。各种各样的丛书，“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美学译文丛书”，一套接一套地出；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或不大有名的人物甚至无名小辈），从维科到尼采、从韦勒克到佛克马、从卡西尔到苏珊朗格、从伊格尔顿到杰姆逊、从哈贝马斯到加德默尔、从罗兰巴特到福科……轮番出场或同时登台，拥挤不堪；各种各样的文艺观念，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现代派的、后现代派的，认为文艺可以定义的、认为文艺不可以定义的，等等，在各种场合反复展示；各式各样的方法，老三论、新三论，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也在中国文艺学的场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演练。西方文艺学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历时地出现的众多“流派”、“思潮”、“主义”，共时地出现在中国新时期文艺学的场地上。
上述这一切，就其积极方面来讲，的确大大拓宽了新时期文艺学的思维空间，丰富了文艺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改造和更新了文艺学的思维结构。而且，的确取得了许多可喜的具体成果。譬如，张黎、朱立元、金元浦等的接受美学译介和研究；杨义、傅修延等的叙事学研究（特别是杨义最近出版的《中国叙事学》吸取西方叙事学研究的学术经验和方法，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的叙事学思想，获得某些突破性进展）；王一川等的“语言学转向”、特别是“修辞论美学”研究；鲁枢元等的文学言语学研究（《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胡经之、周来祥等的文艺美学研究；金开诚、童庆炳、鲁枢元等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吴予敏等运用语义学方法对中国传统文论的诠释（1998年第3期《文学评论》吴予敏《论传统文论的语义诠释》）；郑敏、陈晓明等的解构理论的研究；王岳川、陈晓明、张颐武等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等等。我尤其想说到对外国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大家着作全集的译介所取得的成就--我指的是最近由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巴赫金全集》。这是一个好的起点。它适时地把以“对话”为中心的的非常切合当前时代特点的理论思想介绍给中国，将会对中国今后的文艺学和人文学科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发生重要影响。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外来的和尚”不会念经的一面。就是说，别一国家、别一民族的思想文化，是产生于别一国家、民族的土壤里，有它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适应性，在它们的国家和民族本是“会念经”的；但陡然间把它拿来直接诠释中国当前的文化问题、文论问题，难免会有“嗑嗑吧吧”、“念不成句”的情况发生。在新时期，我们所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文论、美学思想在中国“念经”时，“念”得“嗑嗑吧吧”、“念不成句”，甚至“念”得“驴唇不对马嘴”，已经屡见不鲜。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后现代”理论的引入。“后现代”在那些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具有“后现代”语境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可能是适用的；但是，不分青红皂白，硬把它拿来阐释甚至动手解决连“现代”还没有“化”好的中国情况，硬叫它对着“前现代”，“念”“后现代”的“经”，那就“驴唇不对马嘴”了。因此，借鉴外国学术文化思想，一是要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二是要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不然，它们将不只“念不成句”或“驴唇不对马嘴”，而且会得病，会“水土不服”、“呕吐腹泻”，甚至会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