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无可回避
全球化现象已经是无可回避的历史事实，如何对待全球化，也已经是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在别的文章中我曾说过，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全球化”。一种是以“全球化”之名，行经济沙文主义、政治霸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之实，得狭隘民族主义之私利。我不赞成这样的所谓“全球化”。另一种是符合文化发展本性的全球化。按我的理解，这种全球化，是指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范围、各种程度、各种途径的交往、碰撞（甚至免不了厮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通，从而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部分达到统一，实现一体化，某些方面、某些部分难以一体化（或者说不可能一体化），但可以在保持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达成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促成全球性的人类文化繁荣。我还曾引述《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赞成全球化的，他们描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现象，论证了它的价值和趋势：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人类文化就是沿着全球化的基本路数走过来的。在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里，全球化是难以避免的，也可以说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是一种历史规律，你拿它没办法。无论从历史的方面说，还是从逻辑的方面说，都是如此。
不言而喻，地球上各种不同的人群、种族、民族、社会集团以及他们的文化（硬文化、软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等等）的确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但是差异再大，也很难避免互相之间发生联系、发生影响，尤其是在现代。学界一般认为，语言和文化的扩散大体存在两种模式：一为人口扩张，即人口迁徙模式；一为文化传播模式--人群间有文化传播，基因交流却有限，如英语（文化）在当今各国之普及。所以，不同人群、种族、民族、社会集团以及他们的文化的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交融，虽然有生物学、生理学、遗传学方面的因素，但那不是主要的；就人类本性而言，文化的互相联系、交融、影响、作用，才具有根本性。这里有一项最新的科学研究报告作为例证。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六日，英国《自然》杂志以“遗传学证据支持汉文化的人口扩张模式”为题，报道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和摩尔根-谈家桢国际生命科学中心文波、李辉等人的研究成果，揭示汉文化的扩张的确伴随着大规模人口迁徙，而这场由北向南的人口迁徙中，从遗传学角度说，占主要地位的是男性；从文化学角度说，是硬文化、软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等等的弥散和扩张过程。北方汉族人群带到南方的先进文化将南方人群同化，使其成为汉族的一部分；文化将当地人社会形态和精神面貌进行了融和，并没有改变当地人身上的遗传基因。通过南北差异基因的比较研究，源于黄河流域到后期始于长江流域的向周边和边远地区的扩张，在遗传上并没有取代这些地区以前存在的人群，只是从文化的角度将当地人的基因库同化为汉族的一部分。从有史记载以来，中原地区汉族人群向南方和西南方向的扩张只是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征服过程，这种征服的直接结果就是汉文化的渗透和同化。因此，汉族只是文化上而非血缘上的完整群体。汉族本身是多元的基因库被同一个文化（汉文化）同化、融和和统帅的产物。人群的迁徙性很大，由此导致较高的基因流，这或多或少模糊了人群扩张分化的历史。虽然历史的痕迹在生物遗传上还是有所保留，但是从文化角度讲--不论是硬文化、软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等等，却是一个弥撒、扩张、交流、融和的过程，扩大一点来说，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
其实人类的历史，宏观的说，就是不断全球化的历史。科学家们说，一百五十亿年前宇宙诞生，五十亿年前太阳系诞生，四十亿年前生命诞生，五亿年前具有心脏和循环系统的“海口虫”诞生，三百万年前人类诞生。地球是一个整体。地球上的人类，虽然是分散居住和生活的，但是彼此之间是可以相通、需要相通、必然相通的。普遍联系是宇宙的通则，人类作为有意识的族类更不例外。生活繁衍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类，有着趋向全球化的天然基础。起初，人类的文化是在不同的地域独立产生和发展的，后来不同文化逐渐联系、交流、碰撞、影响、融通，开始了慢长的全球化历程。人类文化具有某种天生的弥散性，是任何地域的、民族的、国家的边界所挡不住的，尤其在当今电子传播媒介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海关、国界对于互联网起不了拦截作用。上万年前秘鲁人发现的马铃薯和印第安人发现的番茄最终成为全球化的食品，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传到西方又传遍世界供全球人使用，喝茶也不再是中国人的专有习俗而风靡全世界，莎士比亚、曹雪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鲁迅的作品被翻译各种文字激动着世界各大洲的读者……。这不是全球化又是什么呢？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传播，汉代张骞、班超等出使西域，汉唐通往大食、大秦丝绸之路的打通，罗马帝国的建立和分裂，阿拉伯世界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形成，十字军东征，蒙古帝国的大面积扩张，郑和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资本主义自近代以来在全球范围的推行，世界市场的形成，西学东渐，十九世纪中叶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世界的发展，二十世纪后期电视直播、电子文化、网络媒介创造的信息快速通道，信息时代的到来，等等，这些都是全球化过程中留下的脚印。不过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全球化是极其缓慢的，从资本主义时代起则变得十分迅速，而在信息时代，更有了电子传播的加速度和全方位的广度。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各国的全球化，大约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即“文”的方式和“武”的方式；而且二者常常有交叉，“文”中有“武”，“武”中有“文”。
“文”的方式
所谓“文”的方式，是指通过和平友好的交往、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价值共识，价值共享，达到融通、融合。譬如，唐代文成公主进藏，嫁于松赞冈布，把先进的汉文化带到西藏，无疑也会把藏族的优秀文化带到内地，这就是“文”的方式。再如，中国与西域各民族、与西方及海外各民族、各国家，通过丝绸之路（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互相通商，进行文化交流，这也都是“文”的方式。在汉代，西域各国贵族子弟经常到长安学习汉文化。据说，与汉通婚的乌孙王生了个女儿，长成后来中国学弹琴，路过龟兹，被龟兹王留作夫人，并一同到长安学习汉人生活风习。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优秀文化、各种发明创造，传到西域、西方和海外；西域各民族、西方和海外各国的优秀文化，也传到中国--拿音乐上常见的东西来说吧，我们的胡琴、琵琶，不都是西域来的吗？史载，在汉代以及汉代以前，中国传到西方的，除尽人皆知的丝和丝绸等丝织品之外，还有漆，钢铁，凿井术，特别是炼钢术，等等。中国的丝和丝织品在战国时期就闻名世界，公元前四、五世纪，希腊人称中国为塞里斯（Seres），意思是丝国。大宛从中国学会了凿井术、炼钢术。罗马博物学者普林尼（公元二七年--七九年）在其着作中对中国铁器大加赞赏，称之为优良的卓越的产品。西方传到中国来的，家畜有汗血马，植物有苜蓿、葡萄、胡桃、蚕豆、石榴等等。张骞带回《摩诃兜勒》乐曲，乐府因之而造新声二十八解，朝廷用作武乐。西汉晚期，印度佛教哲学和艺术，通过大月氏传入中国。希腊罗马的绘画也在公元一世纪中传到天山一带。到唐代，中外交往更发达。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与外国交通路线，重要的就有七条。陆路五条：（一）自营州（河北昌黎）入安东道，（二）自夏州（陕西横山）通大同云中道，（三）自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四）自安西入西域道，（五）自交州通天竺道。海路两条：（一）自登州（山东蓬莱）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二）自广州通海夷道（即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以至印度、斯里兰卡，再西至阿拉伯即大食国）。当时中国航海已经很发达。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里。中国瓷器最受世界各民族欢迎。埃及开罗南郊福斯他特遗址发现唐至宋初瓷片数以万计，叙利亚沙玛拉遗址发现大批唐三彩、白瓷器、青瓷器，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也发现唐瓷片。婆罗州北部沙捞越地方，发现唐朝人开设的铸铁厂，等等。
以“文”的方式相互传播交流的例子不胜枚举。
如眼镜。一九九九年底，我和同事在英国剑桥大学作学术访问。一天晚上曾与一位史学教授交谈，问他近来研究什么课题。答曰：眼镜。他饶有趣味地谈起眼镜的历史，眼镜与中国，眼镜对人类的意义等等。那个晚上，我们应剑桥某学院邀请，赴教授“高桌”晚宴。席间，在能说话的空当儿，以及饭后喝咖啡时，我耳际充溢着“眼镜”以及与眼镜有关的事情，直到与那位教授朋友说晚安。很愉快，而且受益匪浅。十三世纪末，眼镜出现于中国并很快传到欧洲。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大约是公元一二六零年）写到：“中国老人为了清晰地阅读而戴着眼镜。”十四世纪，中国绅士愿用一匹好马换一副眼镜。那时，镜片多用水晶石、玫瑰石英或黄玉制成，为椭圆形，以玳瑁装边。戴法：有的用紫铜架，架在两鬓角上；有的用细绳缠绕在两耳上，或固定在帽子里。也有人用一根细绳拴上一块装饰性的小饰物，跨过两耳，垂于两肩。将眼镜从中国引入欧洲是一位意大利物理学家，并且逐渐普遍使用。西方人如何戴？开始是安上手柄，或安在手杖上，后来用绳子系于胸前，逐步发展成长柄眼镜、长柄双眼镜、夹鼻眼镜。欧洲人的大鼻子特别适宜于戴夹鼻眼镜。托尔斯泰说：“瞧那为眼镜而生的鼻子！因为它，我们才有了眼镜。”十六世纪，西班牙人把丝带绑在镜架外侧然后挂在耳朵上，并且眼镜在西班牙顺利传播。一七三零年，英国人制成双钩于耳的眼镜。但眼镜在英国的传播历程颇坎坷。牧师们说：“企图用眼镜来恢复衰退的视力，是对仁慈的上帝之恶意挑衅。”这使人想起中国清代初建铁路时，也曾遭到朝廷大臣们的反对，理由是：这怪物破坏了祖宗的风水。清朝大臣与英国牧师乃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西方和日本制作眼镜的先进技术又不断回传到中国。从小小眼镜，可以见到全球化的蛛丝马迹。
再如马镫。马镫虽小，作用很大，它使骑士和战马结合在一起，发挥出最大效力；如无马镫，当马飞奔或腾越时，骑士们只能用双腿夹紧马身，同时用手紧抓马鬃才能避免摔下马来，限制颇大。马镫犹如眼镜，它是一种媒介。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媒介即讯息。它给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掌握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它甚至可以改变人的活动方式、观察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由此，小小马镫或眼镜，可以改变世界。没有马镫，就不会有蒙古大帝国，不会有蒙古铁蹄横扫欧亚大陆，越过科尔巴千山，挺进高加索，征服乌克兰，直逼匈牙利。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历史事实是：马镫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但准确的时间目前学界尚无定论。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为赵国训练了一支骑兵，是军事史上一项伟大变革。但是，在当时还没有马镫。秦时也没有。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中出土了许多与真马大小的陶马，马具齐备，但就是没有发现马镫。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三一二年）中国有上马用的单马镫。一九九三年，在吉林市郊帽儿山墓地十八号墓中出土了一副马镫，用铜片夹裹木芯，以铆钉缀合加固。这是我国出土年代较早的马镫。帽儿山墓地年代大致相当于西汉中晚期至南北朝。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零年，南京象山发掘了东晋琅琊王氏族墓群，七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装双镫的陶马，墓葬年代为东晋永昌元年（公元三二二年）或稍后。这件陶马的双镫也是已知马镫的较早实例。马镫发明后，很快就由中国传到朝鲜，在公元五世纪的朝鲜古墓中已有了马镫的绘画。至于流传到西方的马镫，是首先由中国传到土耳其，然后传到古罗马帝国，最后传播到欧洲大陆的。英国着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发明的马镫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关于脚镫曾有过很多热烈的讨论……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优势的是中国。直到八世纪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现脚镫，但是它们在那里的社会影响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怀特说：‘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脚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小小马镫的传播同样也是全球化的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