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一个人们可能很少想到、局外人听了也许会吃惊的中西文化融通的例子：悉尼歌剧院。这个建筑世界闻名，中国人也不陌生。一般都会认为它是纯西方的。其实不然。它身上有中国建筑文化的血脉。这需要从它的设计者伍重讲起。伍重（Jorn Utzon），一九五七年为澳大利亚设计悉尼歌剧院而闻名环宇，却是丹麦建筑师，而且二零零三年获得的是美国“普利兹克建筑奖”，那年他八十五岁。伍重得奖时评委的评语说：“伍重是一位深深地根植于历史的建筑师，这历史包含了玛雅、中国和日本、伊斯兰以及他自身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化精神。”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开始热衷中国文化。后又进一步涉猎有关中国建筑的着述。他比较中西特点，说：“在西方，重力是朝向墙体；而在东方，重力是直接朝向地面的。”他概括为“屋顶与平台”。这一空间意象是他悉尼歌剧院设计思想来源之一。悉尼歌剧院的空间意象正是强化了的巨大“平台”和“平台”上的“屋顶”。中国建筑文化的重要着作之一是宋代李诫编着的《营造法式》，该书于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一一零三年）颁布为官书。据说，伍重在悉尼的办公室里一直放着一本《营造法式》。一九五八年，在悉尼歌剧院设计方案中标的第二年，伍重旅差途中曾来中国，会见过梁思成，请教过有关《营造法式》的一些问题。
请看，从伍重，我们找到了“文化交融”、“全球化”的又一例证。
“武”的方式
我们上面说过，不同的文化碰在一起，有的可能会和睦何处，亲切交流，很容易取得价值共识，相通相融，合为一体，包括结合之后生出新的文化现象。但是，有的则有矛盾、冲突，有时会格格不入，有时会打起来，会发生战争。
所谓“武”的方式，主要是说战争。战争不是个好东西。我们不喜欢战争。但是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至今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打。
战争能否根除？什么时候能够根除？不知道。我希望根除。
战争的破坏性，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痛苦的承认战争带给人类的另一种东西，即强制性、强迫性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交融。有时候是很残忍地施行这种交流和交融，伴和着血和泪。例如，满族入关，建立大清，“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即是，然而，现在看来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事情。还有西方列强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侵略战争，如鸦片战争。对中国人来说，鸦片战争是伴随我们中华民族屈辱血泪的战争。不平等条约，割地（割让香港等）、赔款、划租界、行治外法权、强开内河航运、强开商埠、强建教堂，丢尽中华民族的脸面。但是另一面，西方列强的入侵，也带来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促进新一轮的西学东进--中国大量翻译介绍西方书籍、学术文化正是在此之后，如严复所译《天演论》，在中国发生巨大影响。中国某些人士（包括官方和民间）大办洋务，开各种工厂、企业、公司，如船厂、煤矿、铁厂（最有名的是“汉冶萍”公司）、枪炮制造厂，建新式海军（如北洋水师），购买现代化舰艇，等等。它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们常常说十九世纪许多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看世界。有一部分中国人睁开眼，是接触外界事物之后，自觉地睁开了眼；还有一部分中国人的眼，是被西方列强的炮火炸开的，是叫人家的大炮轰开的。睁开眼一看，噢，原来中国之外还有那么广阔的世界，还有那么新鲜的事物，还有和我们那么不同的文化，还有比我们更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睁开眼看世界的志士仁人认识到必须变革，必须开放交流，必须接受新文化。“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小更革则小效，大更革则大效”。他们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还在思想观念及议会制度，倘观念和制度优越，则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他们走出国门，去学习西方的文明。例如，中国第一个真正的留学生容闳，从一八四七年起在美国留学八年，中西对照，使他更加感到清王朝之黑暗腐败。经过长时期的积蓄，于是有后来的“公车上书”，有“戊戌变法”，有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变革的先驱者们提出必须“破除旧习，更新大政”；强调“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疾呼“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怜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岂能服膺”！
这都是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们还要指出：这里所谓“武”的方式，所谓战争、搏斗，既包括真刀真枪的厮杀，即热血战争、肉体搏斗；也包括不见刀枪的特殊的搏斗、特殊的战争，即精神上的战争、观念上的战争、价值取向上的战争、心理上的战争。这两种战争常常交织在一起。后面这种战争同通常的热血战争并不相同。通常的热血战争，如古代部族之间的战争，现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结果一般是以一方的毁灭告终。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但是，精神上的、文化上的“战争”却不是简单的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甚至也不是简单的谁占了上风、谁占了下风，谁败了、谁胜了，谁升值了、谁贬值了，谁吃亏了、谁占便宜了，谁向谁投降了……。譬如在中国历史上，伴随着元灭宋、清灭明的民族之间真刀真枪的战争，也发生了两种文化上的“战争”。这种文化“战争”的结果，并没有像政治和军事集团那样一个被一个吃掉。汉文化败了吗？没有。蒙古族文化和女真族文化胜了吗？也没有。汉族文化并没有灭亡，蒙古族文化和女真族文化也没有独霸世界。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它们在许许多多强制性的行为中，也在无声无息的潜移默化中，逐渐互相理解、渗透、融合，并且遵循“取优”的规律，运行、变化、发展。通过这种融合、“取优”，两种原有的文化都发生了微秒的改变，产生了既包含汉文化也包含蒙古族文化的元文化、既包含汉文化也包含女真族文化的清文化。这种变化的结果，其适应性（从地域和人口上说）更广、更大了--从窄狭走向广阔。不同文化的这种碰撞、搏斗、交融，尽管常常伴随着血泪，有着诸多不情愿，但最终结果是从窄狭走向更广阔的融合与发展。如果由此再伸发开去，长远地看，能不能广阔到全世界的范围呢？如果广阔到全世界的范围，那不就是可以称为“全球化”的一种方式吗？当然，这可能会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文化中的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某些部分，可能永远会保持其个性化、民族化、多样化、多元化的面貌，但是它们可以具有价值上的共识和共享，达到全球性的文化共存共荣。
这是不是可以看作人类不同文化之间，除了和平交融之外，“并不和平”而得以发展的又一种方式呢？
打破狭隘民族主义的心理
面对全球化，面对各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交往、交流，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敞开胸怀，“拿来送去”；一种是闭关锁国，不进不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汉、唐时代，是取前一种态度。那时，我们是世界的第一等大国、强国，文化高度繁荣，我们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有诸多商业往来、文化交往。唐朝国都长安，除外国友好使者外，还有许许多多“外籍人士”（商人和各种文化人）居住；中国也派往国外许多使者和商业贸易、文化交流人员，还有出国留学者。而到了明清时代，则取后一种态度。自明代初期起，就实行“海禁”（又称“洋禁”）政策，禁阻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这与同期的西方相比，政策恰恰相反：哥伦布出海，是受鼓励的，而且规定许多奖励政策（有人说，所获百分之十归己，我未曾考证和查阅资料）。中国明朝海禁，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的、政治思想的、军事的等等。就拿军事来说，据说是为了防倭寇--倭寇起于市舶，故罢市舶，厉行海禁。那时只允许“朝贡贸易”。明代永乐时，海禁尺度有所放宽（但绝未解除），永乐皇帝还派郑和下西洋。但是必须明确：郑和下西洋，不是进行海上贸易，而是显示大明国威，顶多属于“朝贡贸易”之类。正常的海上贸易，当时几乎不可能。到清代康熙时（康熙二十四年，即公元一六八五年）曾解海禁，但是实际上并未真正的彻底的落实，因此有清一代，总体说仍然没有开放；而且越到后来越禁锢。闭关锁国的结果，我们成了世界上的“夜郎国民”，清代官员甚至比“夜郎”还“夜郎”，不知有葡萄牙国，嘲笑人家“葡萄”还长“牙”？中国几乎被甩在世界历史进程之外。中华民族吃尽了苦头。
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仍然是封闭的。在整个民族中，形成了某种封闭心理，这其中就有某种狭隘民族主义心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改革开放了，中华民族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但是以往那种狭隘心理是否还在某些人身上有残留呢？未可知。譬如，面对外来文化，面对不同文化的碰撞、融合以至产生新的文化因子或者最后产生了新的文化，有的人站在原有文化的立场上，心理上感到不舒服、不光彩，好像“我们”失去了什么。怀有这种心态的人常常简单地把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看作是“文化占领”，常常以“谁输了谁赢了”、“谁向谁投降了”、“未来是谁的天下了”等等观念来看待文化交往。请问：倘有上述那种感觉，是不是某种民族主义的狭隘情绪在作祟？
假如超越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超越“中”“西”派系观念而站在它们之上，我们也许会接纳和认可不同文化由隔漠、对立、冲突走向对话、理解、融通的新成果，达到某种程度的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我们会从两种文化碰撞融会中产生的新文化中受益。譬如，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中有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观念“信”或“信义”，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也有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观念“信誉”--“商业信誉”或“企业信誉”。虽然这两者都沾了个“信”字，其实有根本区别。中国的“信义”与宗法家族社会的长上崇拜、士为知己者死联系在一起，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信誉则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公平、平等为基础。这两种东西，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遇了，两者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产生了今天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信任感”、“信誉”。今天存在于中国的这种“信任感”、“信誉”，是不是有新的因子在其中呢？我认为有。它比起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信誉”，可能多了点“义”的成分，多了点人情味儿；而比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士为知己者死”、“长上崇拜”的“信义”来，可能多了点“公平自由竞争”、“亲兄弟明算帐”的成分。这种新的文化因子，将来发展起来，是不是适应的范围和地域更广更大呢？是不是对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更有益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