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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猫眼叔叔要找的人不在了(1)

圈圈举着一根小木棍冲回家,棍子头上挑着一团暗红色的蜷曲的蚯蚓,他大惊小怪地叫:“蛇!快看,蛇!”

我一把抢过他的木棍,连同蚯蚓扔出窗外。“什么蛇啊?是蚯蚓。真要是蛇,咬你一口,你死定了。”

圈圈很惋惜地踮脚往窗外看。“蚯蚓是黑颜色。”他的意思是,他弄回来的东西跟普通蚯蚓颜色有别。

我根本不屑于跟他多罗嗦。蚯蚓不光有暗红色,还有粉红,淡黄,暗绿。四岁的娃娃见识太少,跟他扯不清。

外婆把我妹妹抱在怀里摇来晃去哄她睡觉,信口说出一句谚语:“蚯蚓路上爬,雨水乱如麻。天旱了不少日子了,也该下雨了。”

外婆不喜欢下雨天,一是我妹妹的尿布晾不干,二是我和圈圈没处玩,挤在家里跟她捣蛋,妨碍她做家务。我妈休完产假已经回学校上班了,外婆一个人要带孩子,还要做饭洗衣,每天忙得像打仗。

可是外婆观察天象也有说不准确的时候。前不久的一天,黄昏了,曹叔叔家的鸽子成群地在院子上空徘徊,一圈一圈怎么都不肯落下。我喊外婆出门看,外婆说:“怕是要下雨,笼子里返潮,它们嫌污糟。”结果怎么样呢?曹叔叔扛一架梯子爬到厕所房顶上看,发现瓦檐口盘着一条两尺多长的蛇!是蛇把鸽子吓着了。

我希望外婆这一次的预报同样有误。我跟外婆一样讨厌下雨。如果让我窝在家里跟圈圈下一天工兵棋,我肯定会发疯。

第二天一睁眼,听见窗外雨水落在梧桐叶上滴滴嗒嗒的声音,还有人们穿着雨靴趟水上厕所时的扑嗵扑嗵声。怕下雨怕下雨,果然还是下了。我心里不爽,缩在被窝里不愿意起床。妈妈走过来,隔着被子打我的屁股:“懒虫,今天在家里除了写字做算术,还要负责把圈圈带好,不能给外婆添麻烦。”

妈妈穿了一件米色卡其布的外衫,头发上别着一个两寸长的黑色发夹,脸上刚搽了雪花膏,味道像是桂花香。她的胸脯鼓得近乎臃肿,我知道她是把一块小毛巾塞在衣服里,防止漏奶,把衣服上弄出硬梆梆的奶渍。

“知道啊!”我很不情愿地答。

妈妈用一根手指点着我:“小米,注意你的态度。”

我的态度怎么啦?我又不是圈圈的保姆,凭什么要被那个小鬼头缠得寸步难行?要是没有他,别说下小雨,下刀子我照样能出门,头上顶个锅盖就是了。

“你是大哥哥,你的行为举止就是弟弟妹妹的样板,你要处处给他们做表率……”

妈妈无论是教育我,还是教育她的学生,大道理总是一套一套的。我没等她说完,腾地从床上跳起来,外衣都没有穿,跑到厨房里舀水刷牙。雨天的气温有一点凉,我不由自主地打一个喷嚏,含在嘴里的漱口水喷了一地。

圈圈正被外婆摁在脸盆前洗脸,这时候抬起头,咯儿咯儿地笑。他以为我是在表演滑稽小品。

爸爸妈妈匆匆地吃过早饭,双双出门上班。家里只剩下我,圈圈,外婆,还有睡在床上手舞足蹈嗯啊出声的小婴儿。婴儿现在已经能够辩认人脸了,她看到我妈和外婆就张着两只手笑,看到我爸时会严肃地皱起眉,像是研究这个喜欢拿胡子扎她的人是不是可信任。看到我和圈圈,她会把脸别过去藏到外婆怀里,知道兄妹间男女有别、要划清界限似的。

外婆趁婴儿不哭不闹时抓紧做一点针线活,拿一块粉红色小毛巾做成小围嘴。她看见我没头苍蝇转来转去的样子,提醒我说,我可以帮她剪那些“忠”字的纸贴。

那段时间居委会给家家户户下了通知,要在家庭里尽量多地布置毛主席像,贴上红蜡纸剪成的“忠”字。她们组织大家参观了几户“模范家庭”,其中有一个人家突发其想地在房梁上贴了整整一排“毛主席去安源”,看上去像是有一排伟人在半空里腾云驾雾。又一户人家,沿着古色古香的红木床架周边贴一圈红“忠”字,弄得喜气洋洋像新婚床。居委会的人还表扬这些人家会想点子,有创意,对革命忠心不二。

毛主席像可以买现成的,红“忠”字必须买回蜡纸自己家里剪。外婆已经剪了个样子在那儿,我只需要比着样子描出线条,然后剪出字来就行。

剪“忠”字实在不费事,因为它笔划少,简单。我做事情讨厌循规蹈矩,希望多一点趣味,我就发明了“缕空剪”把红蜡纸的四边留下,中间字的部位掏空。外婆过来看了看,说要是贴在白墙上,就像北方人家的窗花,倒也蛮好看。我再接再励,又发明了在斗大的“忠”字里面掏出缕空的核桃大的小“忠”字,“忠”里面有“忠”,真正地成了艺术品。然后我又琢磨,“忠”字为什么必须是红色的?可不可以拿彩纸剪?可不可以剪出很多小小的“心”形图案,再拼成一个“忠”字?还可不可以……

我忽然觉得不太对劲儿,屋子里安静得让人心里慌。我想起来了,圈圈这半天都没有出一点声。我赶快抬头寻找他,看见小东西坐在墙旮旯里,专心致志地叠着什么东西,身边散落着五颜六色的碎纸头。

我跳起来,脸色煞白地冲过去:“圈圈!”

圈圈举着手里不成样子的三角形:“看,我叠的拍纸!”

我惊慌失措地喊外婆:“外婆快来啊!”

外婆从老花眼镜上面看了看我,不慌不忙起身:“男孩子家,虚张张的干什么?”

我用哭一样的声音说:“圈圈剪碎了毛主席像!”

外婆“啊”地一声,紧走几步过来,立刻也发了呆,看看我,又看看一脸无知的圈圈,半天说不出话。过了一会儿,她蹲下身,飞快地收拾地上的碎纸片,手忙脚乱地送进煤球炉子里,用火钳拨弄着,直到纸片烧得灰屑无存。我看见圈圈手里还抓着叠好的拍纸,一把抢过去,也送到炉火中。

“圈圈啊,跟谁都别说这事啊,千万不能说啊。”外婆把圈圈揽在怀里,反反复复交待。

我帮忙威吓他:“你要是说了,就要被绑出去游街了。”

圈圈被吓住了,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眼泪水眼看着就要往外冒。

外婆拍拍他的背:“好了好了,圈圈记住不说就行。”

结果到中午,妈妈回家给婴儿喂奶,才进家门,圈圈表功一样地迎上前:“我今天剪了毛主席的像!”

我妈魂飞魄散,钉子一样地钉在了门口,活像被施了定身魔法。

外婆把我妈拉进门,返身把门关好,这才细细地说了上午发生的事。外婆一迭声地检讨:“都怪我,我没有看好他。”

我妈到底是当老师的,这时倒镇静下来,一边给婴儿喂奶,一边想着排解这件事的主意。圈圈太小,浑不知事,要是为此打了他骂了他,他心里的印迹会更重,不知道哪天他还会对人说出来,防不胜防。我妈就放下婴儿,找出一张她藏了准备剪鞋样的电影画报纸,展开来给圈圈看。

“圈圈剪的是不是这张画报纸?”

“是毛主席像。”

“不对,外婆和小米哥哥弄错了,是电影画报。”

“电影画报。”圈圈鹦鹉学舌。

过了一会儿,妈妈又问他:“圈圈剪的什么?”

“毛主席像。”他顺口答。

妈妈摇摇头,把一根手指放在唇边,做提醒状。

圈圈想起来了:“是电影画报。”

“很好。”妈妈亲了一下他的脸蛋儿。

等吃完饭,妈妈再一次突然袭击:“圈圈剪的什么?”

圈圈在玩一支蜡笔,头都没抬:“电影画报。”

完全是条件反射了。

妈妈抬眼和外婆对视,两个人都长长地松口气。

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文化馆成了我们这个县城的万众瞩目之地,成群结队的大爷大妈和姑娘小伙子们有事没事地喜欢往门口凑。凑过去干什么呢?听声啊。美声,民乐,京戏,胡琴,锣鼓,打竹板,敲铜钹……高高低低,粗粗细细,忽而激昂亢奋扶摇入云,忽而又婉啭低徊幽幽咽咽,热闹极了也神秘极了。

郝师傅成了比县长更神气的人,他穿一身格格正正的灰布料子的长裤褂,头发剃成了神气的板寸,右臂上套一个写有“红卫兵”字样的鲜红袖章,脚上是一双崭新的白底黑面的千层底布鞋,看起来比一个月之前年轻了很多。他大张着两只胳膊,老母鸡赶小鸡一样地把人群往外推,一边高喊:“走走走,都走!排练节目有什么可看的?排好了自然有看的时候。”

“看看怕什么?看又看不烂。”有人嘀咕。

“那哪儿行?看进去就拔不出来。”

“听说有个跳舞的,长得比那个白毛女还好看?”

“不知道。”

“卖什么关子啊?七老八十的,还戴个红袖章。红卫兵是你能够自封的吗?你算老几?”

郝师傅得意地拍拍右臂:“不服气?全中国的人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这句话一说,就没有人再持异议,一个挨一个地围门而站,等着间或有个把男女演员进出时,眼乌珠儿盯上去看个够。

很多演员在节目排练的间隙中,喜欢借故出门进门,从密密的人群中昂然穿过,享受一番做“明星”的风光。此时的男孩女孩都像天鹅,昂着细长的脖子,冷着俊俏的面孔,踮起前脚掌走路,身体起落间弄出一种弹性的节律。人群里就会有轻微的“啊啊”的赞叹声。

郝师傅这时候更得意。进出的男女演员越好看,他的面容越光亮,鼻翼间冒出来的油脂像太阳一样,晃来晃去闪眼。

他允许我和圈圈进门。每次看见我们从街对面走过来,他就忙不迭地替我们清场开道:“让开点让开点,借光让一让!”

别人还以为来了视察的县领导,扭头一看是我们两个小不点,立刻不服气:“细伢子凭什么进?”

郝师傅理直气壮:“凭什么?凭他爸是编导!编导晓得吗?”

编导是晓得的,我们就顺顺当当地进门了。

文化馆的礼堂分割成了三个排练场,台上一拨儿是舞蹈队,台下左半部排练说唱节目,右半部成了乐队的领地。三足鼎立,互相妨碍又互相较着劲。

舞蹈队八个男孩八个女孩,个个溜肩细腰,眉目传情。他们穿宽松的白棉布的练功服,在仲瑶阿姨的指挥下踢腿,下腰,摆造型。仲瑶阿姨的面孔冷得像石头,不停地发出斥责声:“腰呢?腰是棍子吗?弯不下来?眼睛往哪儿看?石头珠儿还会动一动呢……”或者说:“想像一下风摆杨柳是什么姿态?你是在跳舞,你不是真的挑了千斤万斤的担子!”

排练说唱节目的演员们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任保家叔叔的冷嘲热讽同样让人吃不消。他大多时候是搬个椅子靠墙坐着,半闭着眼睛听,突然眼皮一撩时,肯定是节目中哪儿出了错。

有个男孩激情澎湃地朗诵诗人艾青的一首《太阳》: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任叔叔撩起眼皮说:“停停停。”

男孩忐忑不安地停住,手足无措地看他。

任叔叔起身,把男孩拉开,站到对方的位置上,咳嗽一声:“我来学一学你。”

他维纱维肖地学起了男孩的神态、嗓音和咬字。原来对方的普通话不准确,前舌音后舌音弄混了。男孩朗诵时,谁也没听出不妥,让任叔叔一学,谬误处被他夸张地放大,变得乡气,滑稽。前后左右一片笑声。男孩不笑,脸红得像他臂上的袖章,如果脚下有个洞,他一定已经钻进去了。

我爸看到这一幕,把任叔叔叫出去说话:“老任你可要悠着点,得罪了这些小神,那不是闹着玩的事。”

任叔叔眼睛一瞪:“我怕他们?我要不是颗金刚钻,就不会揽这个瓷器活儿!”

我爸说不通他,拍拍他的肩,意思全都在这个贴心贴肺的动作里。

乐队那边是猫眼叔叔总负责。乐队成员不是专业出身的演奏家,自学成才者居多,五线谱看不懂,猫眼叔叔只好多费一道工序,把他编出来的总谱一张张地翻译成简谱,再刻写,油印,装钉成册,发到每个人的手里。猫眼叔叔笑嘻嘻地告诉我爸说,他在乐队里不是指挥,也不是监制,是个喂饭的,把乐谱一句句地唱出来,喂给所有人。要是他有一句嚼不烂,乐队里就会有人咽不下。

幸好猫眼叔叔脾气好,无论把那些乐谱咀嚼多少遍,他总是津津有味。每练习一小时,他总要让大家停下来休息,由他来讲解一些基本乐理,讲配器的简单常识,讲各种乐器在乐队中应该起的作用。他大概把眼前的业余乐手当成了他的学生,谆谆教导,乐此不疲。

可是他的那口怪腔怪调的普通话实在太别扭,有时候我躲在旁边听,听着听着忍不住地笑起来。

猫眼叔叔把脑袋转到我的方向,语气柔软地提醒我:“小米,你不可以破坏课堂纪律!”

我们家里的日子一如既往,永远是那样忙忙乱乱,慌里慌张。

放在爸妈房间五斗柜上的旧闹钟依旧是在早晨六点半钟准时炸响,用鸭子一样沙哑的“嘎嘎”声提醒我们起床。妈妈说了无数遍要换个新的闹钟,又始终掏不出价格表上的十二块四毛钱,因为我们家里一直是卯吃寅粮,每个月底的月底要去会计那儿说好话,提前支出下个月的工资。十二块钱是一笔大钱,用来买个闹钟,妈妈的决心实在难下。

闹钟一响,我就必须起床了,不然妈妈会认为我懒惰,不思进取,什么什么的,唠叨个没完。我不希望妈妈对我太过失望。我在心里喊着“一,二,三!”一个鲤鱼打挺爬起来,手忙脚乱穿衣服。还好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我只需穿一件单衣,一条单裤,赤脚套进凉鞋,这省去我的不少麻烦。起码我不至于总是把脚伸进单裤和棉裤的夹层之间。

外婆在厨房里捅煤炉,烧水,热粥。妈妈要给婴儿喂奶。照料圈圈的任务落到了爸爸头上。爸爸跟四岁的圈圈混到了一起,自己就倒退到十四岁,两个人你挠我一下,我偷袭你一下,嘻嘻哈哈,叽叽喳喳,没个正经。要等妈妈忍无可忍地冲过来,大喝一声:“好啦!”爸爸才朝圈圈吐一下舌头,做个鬼脸,让小东西安静下来,乖乖地穿衣穿鞋。

对这一套小孩子的玩乐,我从来不屑一顾。我矜持地拿了牙具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厨房里舀一嗽口杯的冷水(这个天气不必兑一半热水),往牙刷上挤一截花生米大的牙膏,匆匆刷牙。左边三下,右边三下,永远是不多也不少。然后,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往地上吐牙膏沫。圆圆的一个环,像杂技团里小狗钻的火圈。弯弯的一条,像猫眼叔叔咧着笑的嘴巴。三角形,那是我和同学玩的拍画儿。

我还是不喜欢跟大人们蹲成一溜排上厕所。实在憋得急了,我会冲出后门到河边去解决。往河中撒尿最爽,你可以看见尿水很急地把河面冲出一个凹坑,凹坑周遭涌出细小的泡沫,而后荡开无数的涟漪,一圈一圈扩散着,一直漾到看不见的地方。早起下河淘米的老太太们会翻着眼睛骂我一声“小畜牲哎!”没有关系,不理她们就是。撒泡尿算什么?在河边洗屎尿布、刷马桶的人多得是。

我最怕的就是早晨这个时候小婴儿拉了巴巴,妈妈要给她换尿布,要打水给她洗红通通的小屁股,如果外婆腾不出手,我就得应召去帮忙。我急急忙忙地端去半盆温水后,妈妈就要命令我拎住婴儿的两只小脚,好让那两片沾满稀屎的屁股露出来,方便她拿一块柔软的小毛巾轻轻擦洗。帮忙拎脚倒不是难事,腻歪的是婴儿常常在洗到一半时作怪,“噗啦”一下子又拉出一滩,而且不偏不倚拉在我刚端来的水盆里。虽说婴儿巴巴不臭,可是眼睛里看着那半盆黄兮兮的粪水,怎么想都作呕。更混蛋的是婴儿这时候会哭,会挣扎,手舞足蹈,劲头很大,我若是一走神,滑脱了婴儿的脚,那就糟糕了,小家伙的半个身子落进水盆里,粪水溅在地上,椅子上,我和我妈的衣服上……哎呀呀,想想看那是何等的窝囊!

我不知道我小时候是不是也这么搞怪烦人。人为什么不能生出来就直接进入少年期?那要省掉大人多少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