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星星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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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猫眼叔叔要找的人不在了(2)

一切料理妥当,一家人陆续坐到饭桌上喝完一碗粥,算是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过去了。之后,妈妈拎着一个方形的黑色塑料拎包去学校,学报纸社论,读《毛选四卷》,写批判“走资派”(也就是校长)的大字报,间或有揭发她衣着讲究或者对学生严厉的大字报贴出来,她就要赶紧去看,看完了写出检讨书。我爸爸呢,他原本是个上班闲散的人,那段日子反倒比我妈更守时,八点一过就出门,说是宣传队那摊子等着他去“过节目”。

我爸爸很善于在家庭里表扬自己,有一天喝粥时他问我:“小米你说说看,这个世界上谁最善良而勤劳?”

我马上举出一串例子:蚂蚁,蜜蜂,蜘蛛,甚至还有夜里抓田鼠的猫头鹰,帮大树除害虫的啄木鸟。

爸爸举着筷子摇头:“动物不算,我问的是人。”

人?谁呢?雷锋?白求恩?移山的老愚公?

“死人不算,说活人。”

活人是哪个?我咬着筷头费劲地想。

爸爸指指自己的鼻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嘛,就是我啊!”

绕了一大圈,原来又是夸自己。

我妈很不屑,冷笑说:“编排几个节目算什么勤劳?人家敲锣打鼓成立革委会,干你何事啊?你这叫拿根鸡毛当令箭,替人去做嫁衣裳。”

我爸不同意:“政治是政治,艺术是艺术,艺术里面永远都有真善美。”

“你的艺术越美,你越是给那些造反派抬了轿子。”

我爸委屈地摊开手:“那我能怎么办?我不可能故意把一台节目弄得差,我们几个都做不到。艺术家都是天生追求完美的人。”

我妈冰冷冷地说:“这就是你们这些人的悲剧。”

吃过早饭,在妈妈的要求下,爸爸会带着圈圈去文化馆,留下我在家里写作业。妈妈说,宣传队排节目反正是闹哄哄的,圈圈去了不碍事。而我,我被打伤眼睛后已经耽误了太多的学习时间,我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我妈妈每晚临睡前绞尽脑汁地给我出题目,写在一个本子上,第二天我做完了交给她批改。她看得很认真,无一遗漏地给我指出错误,视错误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要给予惩罚,最后用红墨水端端正正地写上分数。一般说来,我会小心翼翼把分数维系在“80”到“90”之间。超过“90”分,我妈会认为题目太容易了,下一次要增加难度系数,我等于自己给自己的脖子上套绳索。少于“80”分,我妈妈会恼怒,骂我木鱼脑瓜,不肯用心,什么什么的,我还是给自己找难受。权衡下来,“80”分到“90”分之间是最稳妥的状态,出题的人和做题的人都能接受,彼此心平气和。

我妈出的题目是这样的:

造句:不但……而且;像……一样;越是……越要,等等。

连词:把“划动,穿过,飞进”连在一个完整的句子中。

词语接龙:虎口余死存羊补不可涕为逐颜开。

填空:为一篇短文填上适当的动词,名词,或者副词。

每三天写一篇作文:《记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个好朋友》。《夏天的气味》……

算术题目也是她自己出。常常会出错,弄得牛头不对马嘴,比如计算我们家饭桌的面积,算出来居然是二十多平方米。我向她指出后,她爽快地承认自己错了,说她不是教算术的,出这种题目不擅长。结果到下一次,她又会出错,让我计算出火车速度是每小时三公里。

妈妈每天回家吃午饭,因为她必须利用午休时间给婴儿喂奶。爸爸和圈圈不回家。妈妈嘲讽地说,大概是宣传队的大锅饭太香了,两个人乐不思蜀了。

因为爸爸和圈圈的“乐不思蜀”,我的心也就早早地飞到了文化馆里。我三口两口地扒完一碗饭,连菜都顾不上挟,吃完扔下筷子就往十字街口跑。这个时候,街面上空空荡荡,黄狗在家门口打盹,老猫在门槛上睡得四脚朝天,满街大字报被日头晒得白花花一片,酱油店里的大瓦缸散发出热天特有的臭脚丫气味。瘸子老爹把书摊挪到了树荫下,可是没有顾客光临,他只能仰靠在一把旧藤椅中假寐,偶尔睡着几分钟,猛然惊醒,很茫然地四处看。

文化馆里的演职员们也都在午休,有的自带草席睡在礼堂角落里,有的趴在自己膝盖上打瞌充,还有些靠墙坐着,女生勾花衫打毛线,男生们小声地交换自己读过的小说故事。

爸爸在文化馆有一间办公室,他把四张桌子靠墙拼起来,哄圈圈睡午觉,自己也陪着睡。有时候临时动议要改节目,他就利用这个时间慢慢地想,慢慢地写,写完再刻成蜡纸,到油印室里印个十张二十张,下午一开工,赶快发出去。爸爸自称他是“世上最勤劳的人”,想想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我这时候跑到文化馆,找谁呢?找猫眼叔叔。猫眼叔叔从来不午休,他一个人躲在杂物间里弹钢琴。那架钢琴据说是苏联货,琴键已经旧得泛了黄,堆在杂物间里很久了,音不准,钢丝弦也断了几根。大概正因为旧得不成用,红卫兵懒得造它的反,倒是因祸得福保存下来。猫眼叔叔住进文化馆之后,擦去了琴身上的灰,打开后背盖捣鼓了好几天,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反正能够像模像样弹出调子来了。

学作曲的人,钢琴应该弹得都不错吧?我喜欢趴在琴边上,看猫眼叔叔的双手在琴键上十指翻飞的模样。半音、复调、和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一切一切我都听不懂,但是这不妨碍我欣赏猫眼叔叔弹琴的姿态。他在深度陶醉时,脸是仰着的,眼睛微闭着,长长的眼睫毛翕动不停,像毛蛾子的翅膀。他的嘴巴会小幅度地时张时合,仿佛在跟着乐符轻声吟唱。偶尔他脸颊会抽动,带动他的半张脸都在抖颤,牙关跟着咬合起来,下巴颌绷成一块坚硬冰冷的铁,肩胛骨耸得像小山,头颅和半个身子狠狠地往下压,这是他弹到了乐曲的暴风骤雨处,需要他调动全身心的力量,拿出吃奶的力气去敲击那些白键和黑键。

猫眼叔叔告诉我说,真正的钢琴家,弹完一首激情澎湃的乐曲后,人都会虚脱。

我害怕猫眼叔叔虚脱过去,所以我每逢到琴声激越起来就紧张,手不知不觉地捏成拳头,帮着猫眼叔叔用劲。之后,我松一口气,居然发现自己的心也在跳,刚刚跑过百米赛的感觉。

琴声也会从我的身上抽走力气吗?这真是奇怪的事。

为了猫眼叔叔不虚脱,我还是情愿他弹《星星索》。

“呜喂……风儿啊吹动我的船帆,姑娘啊我要和你见面……”

很慢很慢的节奏,很慢很慢的歌词,猫眼叔叔不张开嘴,用鼻音很慢很慢地伴着琴声哼出来。

太阳光在走廊上白花花地照着,梧桐的枝叶一动不动,一队黑蚂蚁在白墙上爬,空气中有日光的味,灰尘的味,还有钢琴肚子里金属和胶木的味。

猫眼叔叔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一件事:他的朋友李仁和已经从“重犯”牛棚中转移出来了,可能转到了城南小学,也就是关押过我爸爸的地方。猫眼叔叔恳求我带他过去看一看,找机会跟李仁和说上一两句话。

“去嘛,去嘛,去看看嘛。”他像个意气用事的小孩子一样,拍我的肩膀,把我往前面推。“我知道那地方你熟,你带我去。”

我当然可以带他去。除了我爸爸妈妈,还没有一个大人愿意像他这样依赖我。

我觉得猫眼叔叔是个特别的人。他跟我爸爸很投缘,但是两个人的性格特点相差很大。我爸爸比较喜欢人来疯,观众越多,他越是表演得起劲。猫眼叔叔却安静,羞涩,不怎么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比如他来我们青阳寻找李仁和,要是他找关系托托人,帮帮忙,也许在南京就能够打听到李仁和的下落了。可以他没有,他一个人跑到青阳来,每天就那么往文化馆门口一站,守株待兔。哪年哪月才能找到他要找的人啊!青阳人一般不会这么办事情的。

我提醒他说:“我们最好叫上我爸爸,牛棚里有他认识的人。”

他拒绝:“不要,就我们两个人去。”

好吧,就我们两个人去。

我特意带上了我的铁环。去那种地方,我需要手里有一样东西壮胆,这是我的毛病。

他没有见过铁环,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个玩法?我给他做了示范。他接过去,兴致勃勃地试着滚起来。一开始滚得歪歪扭扭,三五步就要重新起头,很快他就上了手,钩子稳稳当当地粘在铁环上,不慌不忙地推着往前走。我发现大人们学一样东西,总是比小孩子要学得快,大概是他们更善于掌握规律和窍门吧。

由滚铁环开始,我对他的童年发生了好奇,我问他小时候在印尼玩些什么?我从新闻纪录片里看到过国家领导人访问印尼,知道那是个炎热又开满鲜花的国家,大人小孩都穿宽大的白衣服,赤脚,住在水边的船屋里。

他笑,纠正我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住船屋,他家里人就不是,他的爸爸妈妈在雅加达做事,全家人住一栋小洋楼,前后都有大花园的那种。

我想像不出来有花园的小洋楼是什么样子。我们青阳县城只有县政府有一座两层楼,可我从来没有上去过,因为我根本进不了那个大铁门。

我又问他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他妈妈是不是也会弹钢琴?

他有点心不在焉,岔开我的话,跳到了我的第一个问题上:小时候玩些什么?他回忆说,好像还真没玩过什么,不记得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东西,因为他爸爸妈妈总是要求他一放学就回家,华人跟当地的人不怎么有交往。他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一家常常去电影院看电影。

我兴奋地插了一句嘴:是不是打仗的?

他说不是打仗的,是美国好莱坞的,喜剧大师卓别林的。

他的很多话我都听不懂。不是话语本身不懂,是话语后面的生活超越了我的日常知识,我没有办法在脑子里构建出关于他生活的场景。

我们就这样边走,边说,边玩,很快到了城南小学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