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依依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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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一百年的青春(7)

正是在这样教育“一边倒”的体制下,甚至还有着不重也不轻的教条主义气息的氛围里,在近于强制性的“充填”中,我们的知识和学业得到了充实和成长。数十年后回首往事,我从内心深处真心地感谢当日学校为我们所作的安排。我们年级的所有同学后来在各自的业务中和岗位上,要是做出了一些成绩或受到了一些好评,一定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并感激于那个向科学进军的年代,感激严格要求我们的师长,感激那一串串长长的书单、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考试。正是那一切,给我们打下了日后发展的坚实基础。

1955年的除夕,我们迎接来北大后的第一个新年。那一个夜晚大膳厅灯火辉煌,盛大的新年舞会在进行。当除夕的钟声响过,马寅初校长带着微醺走上讲台,向大家祝贺新年。简短的祝词过后,舞会继续进行,从午夜直至凌晨。那个夜晚,第一教室楼也是彻夜开放,不知出自何人的构想,那里的每一间教室,都办起了各色小吃。我们在贫穷的年代里,居然过了一个奢侈的新年!

这样的新年彻夜狂欢,也许还进行过一次,那也只能是最后的一次。1956年是所谓的“百花时代”,那时有过虽然是短暂的、但却非常动人的言论自由的情景。但春天很快就过去了,百花凋谢在1957年的早春时节。那时我们少不更事,我们单纯的心灵还沉浸在暧春的抚慰里,可是天边已隐隐地响起了雷声。那年,我和同学们办大学生自己的文学刊物《红楼》。该刊的创刊号于1957年1月出版,鬼使神差地竟选用了一幅题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国画做封面。那可是句谶语。刊物出了不几个月,“反右派斗争”的“山雨”就真的铺天盖地地卷过来了!

进入50年代以后,各种大批判和政治运动其实就没有间断过,但因为我们年小,涉世不深,许多事牵扯不进去,那感觉毕竟是“隔”的。现在不同了,“斗争”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就在我们身上。眼看那些很有才华的师友一个个地被划成“右派”,在我们,此刻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流血、欲哭无泪地被“煎熬”和“切割”的感受。

1957年5月19日,那天的阳光格外明媚,好像是周末,《红楼》同人相约游颐和园。正是同学少年、才华横溢、英气逼人、天真烂漫的时刻。大概是在排云殿的前面吧,我怀抱吉他,周围是我亲爰的文友,大家簇拥着、天真地欢笑着。同行中唯一的女同学林昭摄下了这个可说是充满时代色彩的、但却是悲剧性的画面。当天晚上、同游颐和园的诗人张元勋和另一位也是中文系同学的诗人沈泽宜,联名在大膳厅东墙上贴出那首后来被称为“右派进攻”的“号角”的诗:《是时候了》。也就是从这一个夜晚开始,“红楼”出现了裂痕并由此导致最后的“坍塌”。

在那些时日,我读着那些充满独立思想的大字报,内中那些堪为时代前驱的思考,令我内心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惊恐。正统的教育和由此形成的思维受到了质问和挑战,这给我以大厦塌陷的感觉;从中学时代开始接触到的那些西方近代文明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又诱使我接近并欣赏那些“异端”思想。一方面,我既无力背叛我当日所服膺的信念和理想,另一方面,我又无法摆脱我所憧憬的西方那些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对我的诱惑。

我响应号召违心地批判那些“右派分子”——他们是我私心倾慕的同学和朋友,为他们的才华、智慧和抗争的勇气;与此同时,我所批判的也正是我灵魂深处所感到接近的,我正是在这样充满内心苦闷和极度矛盾中,并不情愿却又不由自己地被推进了那个斗争的大镟涡。出于自我保护或为了表明“坚定”,我“自觉”地,更确切地说是违心地做了我当日所要求我做的和我所能做的。以我当时的状态和心境,可以想象我的这些言行肯定是无力甚而让人失望的,而我却必须这样做下去。眼看周围那些善思考而才华横溢的师友,一个个被打成了“另类”。我夜难成寐,内心经受着羞愧交加的煎熬。

给人希望的春天就这么幻灭了,我们的花季是悲哀而终于凋零的。它粉碎了一年前进入这座校园时的关于春天的梦想,它提醒我们,在通往理想的路上,并不全是由鲜花所铺成。春天也会有电闪雷鸣,也会有急雨暴风。而生活就是在这样并不平坦的,甚至是充满苦难的路上的行进。在不开花的日子里,我们因忧患而成长。

不错,我们是很勤奋,也是很聪慧的一群。时代为我们准备的一切,有鲜花的灿烂,也有荆棘的严酷,我们以感激的心情领受了。我们行走,当朋友星散,独自行走于崎岖路上,也许是一边流泪,也许是一边流血,但我们活着,而且我们成熟。如今回望那当日的欢笑和痛苦,我们无言,唯有感谢。感谢多情的岁月,感谢无情的岁月,感谢幸福,也感谢苦难。

那些日子里的欢乐和痛苦

悼念温小钰,为我们的青春和友谊

总是夏天的夜里,我们总是沿着燕园外墙散步。那院墙那时被葱郁的垂柳笼罩着,有时也有如眉的弯月,从柳树的枝叶间影影绰绰地闪动着。小钰总是跳跃着去牵动那高处的柳丝。我现在想起小钰,就是她笑着、跳着去牵动柳丝的样子。她是那样的年轻,那样地充满生命的活力,那样地热爱她的世界和她的朋友。

那是一个充满早春气息的年代,一切似乎都从冬眠状态中复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仿佛听到了惊蛰时分那一声雷的召唤,从地层中,从岩缝里,冒出那鹅黄或葱绿的叶叶枝枝。我们就在这样的召唤中,从国土的四方集聚到燕园,我从南中国的海滨,小钰则从云贵高原的滇池边上。我和小钰同一个年级但不同班。因为小钰是中文系,也是那时北大出名的才女,因此我们很早就认识了,而且成为好朋友。

小钰性格活泼,爽朗的笑声,清亮的嗓子,高雅的谈吐,加上优美的文笔,使她不论在哪里出现,都是引人注意的人物。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性,好脾气,好人缘,加上聪颖和勤奋,使她在大学期间就显示出出众的才华。在北大中文系55级,有的同学学业基础好,也长于逻辑思维,在校时便显示出学术研究和理论批评的才能;有的同学则富于想象,笔底生花,具有当诗人和作家的素质。但两种才能兼而有之的却是寥寥。小钰是少数的例外,她的天赋和发展都全面,她能够把理论批评的冷静和文学创作的热情集于一身。

同样,在当时的中文系,学业好一些的同学,多半不喜或不善运动,因而体育成绩大体总是不佳。这一点小钰也完全不同,她不仅学习成绩好,在运动场上也是一员多面发展的骁将。她是北大女排校队队员,中长跑和跨栏、女篮和游泳,她都有好的纪录。小钰也是运动场上的一颗明星,天地灵气似乎特别钟情于她,无论在哪里出现,都会引来令人羡慕的目光。

小钰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兴趣广泛。她学习成绩好,不论是课堂讨论还是考试,她都是好学生。那是一个号召“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十分重视对学生学业的要求,即使用非常严格的标准来考察,小钰在我们年级都是名列前茅的人物。但她精力过人,她的智慧和能力的充盈使她需要在更多的领域得到释放。

50年代中期的北大校园,感受到了那时全社会迷浸着的思想自由的空气。在那一场风暴到来之前,天宇澄明,未名湖畔的花朝月夕,杂沓着青春的欢快的步履。这座未名园的这一带湖滨柳岸,是酝酿各种奇思异想的良好场所,我们在这里谈论人生和友谊,谈论诗歌和哲学,也谈论社会文明和民主。那时的大学生思想活跃,既勤于学习、思考,也善于安排课余生活,人们尽情享受青春曼妙的年华。

除了众多的学术讲座,学生自动结社,成立了许多学术和文艺社团。从各式各样的学术团体到各式各样的文学艺术和体育团体,话剧团、合唱团、舞蹈团、剧艺社、曲艺社、军乐团、民乐团,还有不止一家的文学社。我就是那时参加了北大诗社的,每到周三或周末,各社团就张贴广告,昭告全校他们的活动计划。北大除了名教授和深厚的学术传统,除了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这种学术讲座和社团活动便是最具魅力的文化景观。在50年代中期,学生生活是自由洒脱而又多彩多姿的。

那时号召大家跳交谊舞,也号召女同学穿花裙子。小钰是周末舞会的公主,她总是穿着长袖在舞场上把自己旋成一朵花。小钰还演戏。除了演戏,她还写剧本,当导演。记得那时她写作并亲自担任导演的多幕话剧《时代的芳香》还被邀请到中国文联去演出。那年月,小钰每天都繁忙异常,她穿梭奔走在教室、图书馆和各种业余活动场所。青春而充满幻想的岁月,轻松而无拘束的时代风气,每一个北大学生仿佛都被空气中飘浮的冰河解冻的氛围所激动。

小钰更是如此,她唱歌、跳舞、演戏、朗诵、打球和赛跑,还不断写作。她忙碌着,每一个日子都是无忧无虑的充实。即使忙碌,她也忘不了穿她的花长裙。她是爱打扮的女孩子,走起路来一阵风,好像到处都是为她准备的舞池。

受到新中国哺育的这一代青年,对于生活的要求本来就不高。那时我们每月十二元五角人民币的伙食费就感到满足,看一场电影花不了五分钱,跳舞是不收费的周末的夜晚,大家到海淀小酒馆吃一碗馄饨就是很奢侈的享受了。那时校园里骑自行车的极少,戴手表的也寥寥。较之物质享受,我们似乎更需要精神和思考的自由,我们渴望没有压力和禁锢的生存空间。知识、友谊,当然还有爱情,这就够了。

生活是清苦的,但我们更需要思想和精神的富足。进北大之前,我在部队志愿服役多年,有生活经验了。小钰不同,她是中学上来的,比我单纯得多。她对生活的要求也简单,因而也更容易满足,所以,她生活得更轻松,也更愉快。她感激社会的给予。她和同时代的青年人一样,视这种给予为恩惠。他们未曾向社会索取,在他们看来,他们当日所拥有的一切足够称之为幸福。小钰毕业后自愿选择到内蒙工作,既是为了圆爱情的梦,也是为了对社会的报答。

这样欢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我们1955年进校,度过了平安的1956年之后,1957年那一场暴风骤雨随即席卷燕园。以“正统”的观念形态来衡量这位有着开放的心态又能够独立思考的青年女性,以及她对于民主、平等、自由这些观念所具有的亲近感,小钰在那严峻的形势下当然会感到无形和有形的心理压力,何况她的那些声气相投的朋友正面临着厄难。小钰为这突如其来的风暴理所当然地感到了不解甚至惊恐,她和她的同代人也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对于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来说,风雨的袭击不会摧灭与他们的生命相联结的理想的光焰。他们对社会充满谅解且易于忘却苦难,当那一切过去(当然并非完全和永久)以后,他们又一如既往地重新开始激情地投入——那一切有形无形的伤痕,唯有风雨再度来袭才再生隐痛。而在此期间,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只有因忘却再度投入,又因投人而再度忘却。直至毕业,小钰重又成为55级这个集体最富生命力的一员而活跃在各种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