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古典文学的专家，又是诗人。他写的是旧诗，各体都写，而且各体都写得顺手娴熟。有一段时间他痴心于写五言排律，他在这种智慧的文字运作中得到满足。陈先生一面教学做研究，一面又创作。他是性情中人，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没有一般做学问人的那种“愁苦”，他总是充满了乐趣，探知的乐趣，理解的乐趣，创造的乐趣。
他的诗颇得唐人神韵。也许是我的偏爱，我以为在古今各体中，他的七绝不仅写得清丽，而且韵味深长。陈先生知道我不会写诗，但他认为我懂诗。所以他有了新的创作总没有忘了找我，听取我的意见。他的这种信任感，很让我感动。我通常也不辜负他的这种信任。我总是能在他的新作中，找出那些最闪光的也是他自己暗暗得意的句子。每当此时，我们都有一种“知音”的欣喜。这种对于诗的寻觅和理解，无形中使我们的心更加靠近了。
在我认识的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中，多数人并不关心也不了解中国当代文学。陈先生是少数的例外，他的关心和谙熟中国当代文学，在古典文学界是很突出的。他不仅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中国当今创作的实况。更为让人惊喜的是，除了写旧体诗之外，他还写小说。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我在当时的《北京文学》上读过他的历史题材小说《曲江踏青》。作为古典文学的研究者，陈先生是有点与众不同，他不仅在史料中研究他的对象，而且在这种研究中进入了古人生活的时空，感知他们的品性与情感，把他所了解的历史人物以形象化的方式再现出来。他是始终生活在他的研究对象中的，杜甫的入世，李白的潇洒，王维的淡泊，李商隐的瑰丽，都融进了他的人生。他做的是活学问。
其实在开始时，我和陈先生的交往只是一般的，说不上深交。我们的来往多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学校里的秩序开始变得不正常起来以后。这种“不正常”，简而言之，即是不让学生正常地学习，不让教师正常地研究和教学。不间断地、变着花样地驱赶着师生从事各种各样的与学习不相干的“运动”。我和陈贻欣那时都置身于这样非正常的环境中。仿佛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接连不断的学术批判运动，反而使我们的心更加靠近了。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急风暴雨式的非常时期，也没能中断联结我们心灵的纽带。
那时我们的处境大抵相似：头上有悬剑，以“戴罪之身”做事。我们一方面要承受着不断变着花样的“阶级斗争”的压力，一方面又要按照各式各样的指令干活。我常叹当日的我们，甚至比一边挨着鞭子、一边耕作的牲口都不如，因为牲口没有精神奴役之苦。但不论环境如何恶劣，我们都没有忘了我们的教师身份，不论处境如何，只要是事关教书育人的，我们总尽心地，甚至是忍着屈辱地去做。记得当年，工农兵学员进校了，要进行“开门办学”，这事轮到了我和陈先生的头上。我们都做了，我去了云南，他去了山西。在鲤鱼洲“五七干校”，我放牛，他用牛。我们的友谊是在非正常的年代里结下的。
动乱的岁月结束了，我和陈先生都回到了各自的学术研究中来。日子开始变得正常起来了，我们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社会大动荡一结束，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坐到了书桌前，摈弃一切的应酬，以惊人的意志与毅力，开始了《杜甫评传》的写作。自1979年至1984年，历时五个寒暑，终于完成了百余万字的皇皇巨著。尽管有李庆粤先生的全力支持，他还是为此而丧失了大部分的视力。
我们都在忙各自的事。但不论多么忙碌，我们来往依旧，谈诗和欣赏书法依旧。他从镜春园迁家朗润园，朗润园的书斋依然有香茗在等我。我原以为我们之间这种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历时四十余载的既是淡淡的又是深深的交往，会无限地继续下去。但风云不测，人事无常，终于有一天，人们告诉我：大师兄病了！陈先生身材魁梧，体魄强健，声如洪钟，乐观、放达、充满了生活情趣，不论从生理的还是心理的角度看，他都是非常健康的。我想不到他会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我是不会安慰人的，对于至亲至敬的人尤其如此。因而我很少去看望他。但我无时无刻不想着他、念着他、在心的深处默默地祝祷着他。我盼着他的康复，盼着有一天，我们重新坐在朗润园他那竹影摇曳的窗前品诗论文，而且面前有一杯他倒给我的飘着香气的荼！我一直这么幻想着。直至有一天在未名湖边遇到他——他坐着轮椅由人推着——可是，陈先生已经认不出我了！这是一次让我绝望的打击。也许是我自私，我想，药物既不能唤醒陈先生对以往一切的记忆，我去看他，除了徒增我的伤感又能有什么？大师兄，以你的超然物外的洒脱，你该不会责怪我对你的“忘却”的吧！
那时，陈先生还在他的静静的湖边的一隅，过着他静静的病中的日子。那时，恰好我接受了一个任务，为纪念中国文学五十年的发展而选编一本诗集。为了表达我对他的怀念和敬意，在这本有意义的书中，我选了他的诗。这一切，也许大师兄病中并不知情，但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稍安。我能为他做的，也只能是这样的一件小事，我的悲哀是深重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令人哀痛的告别大厅！大师兄躺在鲜花之中，他已经无知无觉、不悲不喜。而在我，却是永远地失去了我所敬重的老师和朋友！我多么惭愧，我和他神交数十载，谈诗无数，终究不能从他那里学到做诗的本领。在这篇纪念文章的最后，我想起了葛晓音写的悼诗，她说：“慈训何时敢忘之，终惭驽钝不能诗”。然而，她毕竟写出了她的悲情，而我终究未能！
陌生而又熟悉的镜春园七十六号
记王瑶先生
镜春园七十六号那座庭院是我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王瑶先生烟斗里的微光总在那间飘散着浓郁的书香的房中闪动。没有特别必要的事，我从不去打扰先生，我知道他的时间十分宝贵。和王瑶先生的每次会见，我都是拘谨的，尽管他对我总是和蔼甚至是有点不同于一般学生那样的客气。但先生的严格和严厉（特别是在治学上）是出名的，每当我走在他的近前，总感到了某种不得不让人拘谨起来的力量。
从50年代开始做王瑶先生的学生，迄今已有三十余年。我和先生单独相处的时候极其有限，我私心羡慕那些有很多机会接近先生并能从容自如地在他的客厅和书房里晤谈的同事和朋友。我听说过先生曾让一位成绩优良但未能按照先生的指导治学的学生考试难堪的故事，直到我的妻子做了他的研究生，应该说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先生了，但我却始终对他怀有敬悚之心。
人心阅历多了之后，我对先生的了解也深了。我发现我面前站立的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更是一位人格超然的长者。这座校园里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们衣着朴素甚而显得随便，但他们作为民族智慧和良知的杰出代表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总于平易之中给人以“威慑”感，王瑶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直至这个冬天他猝然去世之前，先生总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校园行走。含着烟斗，步履匆匆，先生的身影总是紧张而繁忙的。他往往来到系办公室取了信件就走。我在这里遇上先生的机会最多，只是问候而不作寒暄。燕园的居民大抵都把彼此的情感简化到最单纯。现在先生的身影消失了，我才感到了无数机会从身边失去的遗憾。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审定初稿的工作，是我和王瑶先生相处最长的一段时日。我们住在一座楼里，在一个餐桌用饭，饭后也常一起散步。他总是工作到凌晨，每当我望见先生屋里那不熄的光，总为自己的傭懒而惭愧。先生学识渊博，即使是在他的学生面前也有他的大度和谦虚。那时恰值他的研究生郭小聪写毕业论文的时间，因为郭小聪的题目是有关新诗的，先生认为我对此较为熟悉，便委托我指导并审读郭小聪的论文初稿。我把自己的处境等同于做论文的郭小聪，并怀着和他同样紧张的心情把郭的论文送到了先生的案上，没想到先生很宽厚地通过了，我和小聪这才轻松地嘘了一口气——前面说过，先生的严格和严厉是不留情面的，即使是如我这样的学生。
其实，和王瑶先生的相处我也并不尽然是那么心理紧张的。记得那一年，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在上海开会，我和先生同机飞至沪上。一阵紧张的工作之后，会议组织者安排我们游南京路及豫园。那时西服还不盛行，先生陪我至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培罗蒙买了一套浅灰色的西服，我是在试穿给先生看并经他认可后方才买下的那天，王瑶先生兴致很高，我们陪他买了一整箱的烟丝——这是先生需求量最大的“食品”，先生烟斗上袅袅送出的香味，均是由它制造的。
王瑶先生的幽默感由于与他的超人机敏智慧相结合而具有极为隽永的魅力。先生即兴式的诙谐令人难忘。他在自己的书房坐下便饮荼，一杯接着一杯，烟斗则是常含口中，不断吞云吐雾。他自嘲这是“水深火热”。我听到这一名言联想到近四十年来先生身世的坎坷，便于先生的解颐之时感到了不可名状的怆然。王瑶先生即使是在人生的困厄之中也不失他的乐观精神——他并不是我们通常理喻的那种前驱式的猛士，他的阅历、素养和智慧使他具有一种超然的成熟，他知道如何处理极为复杂的局面，他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及他的学生——先生们的这种精神充满了不屈的战斗光辉。
记得先生经常得意地告诉人们他的一段名言，那好像是他参加某一会议上说的，即“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当然系指那些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民意的不满而言的。说了以后他还加上一句，即“白说也要说”。中国具有正义感学者的韧性精神溢于言表，而这却是以先生素有的调侃方式出现的。
那个我们不愿忘记的夏季过后，先生因身心衰疲住进了西苑医院进行小手术。他住在七八人一间的简易病房里，谈笑风生之际似乎忘却心灵的隐痛。当我询及他在医院的伙食是否习惯时，先生微笑着随口说出我如今还不能如实写出的话。在平日妙语如珠的先生那里，这一短语所包容的睿智与抗争精神，此时此境更增添了听者的无限悲怆。
进入1989年早春之后，我数次和王瑶先生同车赴八宝山向文学界的师友告别。没料到这年的最后几天，先生终于抵抗不住死神的步步进逼而仙逝。如今轮到我来为先生送行。在八宝山告别先生的时刻，我来不及想先生的一生，想我与先生的相处。我只记起上一次，即9月5日为周扬先生送行的情景。那日如同往常是我要了车子与先生同往八宝山。路上先生与我的那次单独交谈是永生不忘的。那次谈话的内容使我有可能从一孔窥及这位师长全部心灵的秘密。谈话的最后他提及自己在50年代一次被迫在一份叫做《我们不要这样的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的事，先生对此没有多说什么，他的遗憾与愤懑是深重的。
当我听到来自上海的噩耗时，一切并不感到突然。在拍往上海的唁电上我只能写下“天夺我师，欲哭无泪”
八个字，其实我现在连哭也不想，当然更不会有泪。
许多有用的人都不在了。我依然默默地走过镜春园七十六号。大门依旧，石狮依旧，老槐依旧。只是我的老师不在了，许多人都不在了，他们都没度过那一个年头。镜春园七十六号对于我依然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我多么后悔没有把那一部分陌生化为全部的熟悉啊！
垂花门前的追念
记吴组缃先生
吴组缃先生原先住在镜春园八十二号。那是一座清雅的中式庭院。灰砖青瓦，垂花门上爬满藤萝，院内植有花木，竹影森然。
50年代一个槐花飘香的下午，我送一篇关于冰心的学年论文请先生批评。这是我第一次在课堂之外和先生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严格得有点严厉，他不轻易赞许一个年轻人。
后来，开始了动荡的岁月，吴先生的生活和工作也在这样的岁月里动荡着。吴先生原先接待我们的书房被挤去了；接着，吴先生原先的房子也住不成了……总之，那是很痛苦也很漫长的岁月。
我知道吴组缃是同情劳苦者的进步作家；知道他早年做冯玉祥先生老师时影响了冯将军积极抗日；也知道中国解放后吴先生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吴先生是不断追求进步的，但他却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受到打击。
这当然与那年月总的风气有关，却也多半由于先生的“直言”。1957年的“反右”，吴先生也受到打击，他艰难地过来了，但他还是“直言”批评当时的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打一下屁股给一颗糖吃”。那时“鸣放”的号召已过，正是实现“阴谋”之时，闻者心惊，吓出一身汗！“文革”中先生和师母也历经坎坷，好不容易熬过来了，但吴先生依然不放过哪怕绝无仅有的机会“直言”。他在会上抨击“文革”造成了知识和文明的“不毛之地”。那时并不是如今的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还是一个言必称伟大英明的时代，闻者亦禁不住要为吴先生的处境忧虑。
但吴先生依然步履从容，依然慢悠悠地往他的烟斗里装烟丝。他还是不走样地侃侃而谈，带着机锋，却从不激昂。难道吴先生不知道这些言论的后果吗？但先生显然并不想改变什么，我们北大的老师们大体都是这样一些“固执”的人。这与其说是性格，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格的坚定。
吴先生是一位清高的知识分子。他的工作只是写作和教书，可以说除此之外他并不需要，甚至也不关心什么。他和老舍先生私交之深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还曾托人赠我一套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但我却亲自聆听过吴先生对这位老朋友的公正而尖锐的评价。吴先生认为即使是老舍先生这样杰出的人物也不应“神化”。至于我，作为吴先生的一位并非“嫡传”的学生，在我过了五十岁之后也还有幸让吴先生批评得好久都不自在。吴先生是眼里容不得半点灰尘的人，他的耿介与他的淡泊构成他奇特的魅力。
但他却是心胸博大而有包容性的人。在一次文学会议上，我听到吴先生关于现代意识和文学现代性的精彩发言，他严厉批评了复古倾向。他的发言甚至遭到一位三十年的老朋友的“驳斥”。吴先生鲜明地站在文学探索者一边。还有一次，在一次开往八宝山的车上，我、王瑶先生和吴组缃先生同座。王先生感慨说，如今好多文章他都读不懂了，吴先生很洒脱地告诉他，“看不懂你就不看好了”。
50年代我们这些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是很幸运的。那时，那些博学的老师们正当盛年，他们的学问人生也处于高峰状态。我们的许多基础课都是这些老师亲自讲授，游国恩先生讲《诗经》、《楚辞》；林庚先生讲唐诗；王力先生讲汉语诗律学；王瑶先生讲现代文学……那时吴先生给我们讲宋元明清这段文学史，后来又给我们讲《红楼梦》专题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