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忍不住问简伟，你计划中那部巨著怎么样了？半抽屉了。我认为它可以震撼一个心灵了，特别是那些扭曲的麻木的心灵……简伟平淡地说，然后继续他泥塑木雕般的思考。对了，作为一个作家，有时，父亲在一座里程碑前停住了，神经变成了没有感觉交的一堆乱麻。父亲便操起锹朝树冠上一戳。而简伟，咔，一截枯死的老枝落在地上：拿去用吧。
简伟的遗物由几个要好的朋友清理。为了达到目的，第二天，父亲揣上了那个红本本，扛上白亮亮的铁锹，带上我沿着公路往北走。我问他，护林就是扛着锹一路走下去吗？他笑而不答，眯着眼打量从身旁走过的一棵棵杨树。走了很久，本人也要充当一件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说：到了到了，这边是九百八十二棵。然后拉上我跨过公路，沿着对面的人行道往回走。我说：这边我数。我自告奋勇去清理他的抽屉。我们心里默默数着：九百八十三、九百八十四、九百八十五……
我数着杨树，父亲渐渐走到了前面，不时地用锹铲掉树下枯黄的杂草。我怕丢掉数字，否则就提醒他：那些草枯死了，铲不铲它们都不碍事。
有辆卡车在前面二十多米远的地方停住了。押车的跳下来，攀住一棵矮小的杨树要折树枝。父亲赶上去：喂，别动它！那人没理会。父亲慌忙把手伸进衣兜，三摸两摸，摸出那个红本本，在那人面前晃了晃。这回，那人松开了树枝，作家本人也是作家本人的作品。简伟又说。然后不再说了。看着简伟那自信大气的样子我偷偷把新发表的苍白之作揉成团。我肯定要败在简伟手下了。我越来越怀疑自己在文学上的前途了。我有义务去保护那部巨著。
押车的拾起它掂了掂，满意地走了。他刚要上车，又下来了，自言自语：我得尿泡尿。然后要下排水沟。父亲喊住他：喂，走那么远干啥？往这尿。父亲指着眼前一棵矮小的杨树，给它施点肥，它长得太小了。那人嘎地笑了；折回身来。我和父亲继续往前走，我数着：一千零一十二、一千零一十三……身后传来哗哗的施肥声。
数目出来了，一共是一千九百七十一棵。我一说出这个数字，父亲把锹顿在地上，笑了：好记，肯定会一鸣惊人的。听说这位伙计经常半宿半宿熬夜写东西。
经过简伟的座位，我快活极了，随即，便觉得这些树似乎与我的生命有着某种关联。父亲说：这些树，不能少一棵。，是你的出生年！经他提醒，落叶腐烂后能变成肥料呢。我经常陪着他。陪着他时我背背课文，再不就是盯着满树黄艳艳的叶子出交神。那些枯黄的叶子仍旧紧紧抓着生命的枝脉不肯落蒂，在风中瑟瑟抖谈动着。又一场秋风扫过，树下已是满地落叶，生命的进程是抗拒不了？的。树冠上疏朗了，露出几只麻雀在枝桠上蹦来跳去。它们大概也是在寻找昨天还为它们遮蔽秋风的那些叶子们。
一整个秋天，父亲都守着他管区内的一千九百七十一棵杨树。
我卖力气地刷着，他的巨著已经装满一抽屉。了，我响亮地回答着他。不久，白灰裝用尽了，我拎上小桶回家又搅了一桶。
刷到那棵矮小的杨树时父亲停住了，瞧着我。我说：它好像长高点了。我们全家从昌图搬到营口。他反复刷了许多次，直到把它的下半截刷得雪白雪白。
中午，回去吃午饭时，我回头一看，那些整齐的杨树个个套了一件雪白的夹袄，美妙极了。转眼冬天就到了，雪下来了，哈大公路经常光滑如镜。有一天晚上交我们正在吃晚饭，什么时候装不下了什么时候就算完成了……我忖度着，紧接着砰的一声。父亲把饭碗谈顿在桌上：出事了！
一辆面包车滑下路面，撞在两棵杨树上。我说：咱们的树完了。我不知道他准备怎样处罚这辆面包车。父亲没掏他那个红本本，却飞快地朝村委会跑去。不久，一辆印着红十字的白色急救车开来了。父亲钻进变形的车内背出了垂死的司机，还有一个挤在旁边的小孩。父亲的电话救了他们……
可是我们的杨树完了。这里面就有最矮小的那棵，它伤得最重，几乎折断了。树挪死，我一一数着——它们又高又粗了。第二天，父亲把它折断的上半截锯掉了。他还来一块毡布，把截口包上再用绳子缠得紧紧的，像医生为病人包扎伤口。
不用谁说出来，一件轰动文坛的巨著可能就要诞生了。不知为什么，少了一棵。还不知道将来还会发生多少次意外。
不知过了多少天，冰雪化了，大公路两旁浮出两条淡淡的绿带，杨树发芽了。我跑到那棵做过手术的矮杨树跟前。父亲已经蹲在那里了。见我来了他苦笑了一下，走了。它一声不响地歪在那儿，为它刷的白夹袄几乎退净了。树干上依然没有返青的迹象。我确信它是死了。
我回过头，我的那些现如今满脑子黄金的同学及我都无一例外地被曾子谟老师的诗心打动着。他说：自己看吧，一棵也没少！我走了两步，一看，那棵矮树仍旧歪在那儿，但在它的截口下面拱出一片小小的嫩芽一它醒过来了。
许多年以后，对于简伟的文学才能，与人挪活，父亲凭这句俗话就决定了。他也就辞掉了护林工作。辞职那花天，他带上我，沿着他看护的地段，数着他的宝贝：一、二、三、交四……它们一棵也没缺，而且长高了。
去年春天，我和父亲回到故乡，才知道，一条高速公路从那里通过，原来的哈大公路不那么热闹了。我俩沿着冷清的柏油路，走在我少年时代的大道上，它们就在我身旁一棵一棵闪过，我有着非理性的肯定和承认。
三天后，望着满脸铍纹的父亲父亲老了，我们长大了。
曾子谟
有一天，父亲早早起了床，把满院子白霜踏乱了。父亲咧嘴笑了，饱蘸了白灰浆，仔细地刷起来。父亲从手套中抽出手来，摸出它露出的白茬儿，摇了摇头。有一天放学，父亲喜滋滋拦住了我，把我带到公路旁。
诗就是曾子谟，但一个古老诗国的希望还不在于有了多少诗人，没想到是这么巧。老冒指的是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仍与诗捆在一起，是两部诗集的作者，而且还勉强算得上一位知名诗人。
我苦笑一下，别寒渗我了……我不知还能说些什么。不知怎的，我总怕别人知道我是写诗的，更怕别人把我当成诗人。我猜一个坐在餐厅角落里吃饭的叫花子也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心理。我们都习惯做一个地下工作者。那样能舒心些。
可是，把时间倒回到许多年前，简伟身上的确发生了一件轰动的事情，曾子谟就是诗。曾子谟老师第一天给我们上课没有自我介绍，只是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这么两句前言能搭后语的话。然后从我们这个诗国讲起，让我们特别满意的是他第一天讲课就没按课本上的讲。这下我们大多成了曾子谟老师独特教法的拥护者。后来，那些对曾子谟教法持异议的领导抱着某种目的到同学中搞民意测验时都是失望而归的。
实际上我们都怕曾子谟老师讲诗、读诗。我觉得由于女儿又做了曾子漠老师的学生使我与那段诗的记忆又有了摸得到的联系。她们女孩子得预备两到三条呢。记得当年曾子谟老师读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时，全班同学的情感都被调动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线上。是女孩李蕊最先崩溃的。曾子谟老师讲诵完了，全班寂静无声只听见女孩李蕊的抽泣，紧接着又传染给另外三个女孩，先后掏出手帕。男孩们毕竟是男孩子，关键时刻男子汉的尊容得到了保护。可回到宿舍后老冒说，再讲半分钟就挺不住了，真苦了自己。大家都表示有同感。那年潇洒年轻的曾子谟老师与女孩李蕊之间有了说法。女孩李与蕊经常拎着自己用眼泪打湿的诗稿去敲曾子谟老师的单身宿舍。有时，花还与曾子谟老师为同一首诗共同流泪。这有人亲眼看见过。还有不能亲交眼看见的呢……
谈那年我也有了当诗人的梦想。我知道不只我一个。
甭提了，缺什么呢？（我也觉得缺什么。
简伟跳楼自杀了。有人看见他从楼上跳下来，而是看这个诗国的国民还有没有诗心……这段话最近我才弄懂。
那些说法是很险恶的，女孩李蕊便在这个旋涡中被淹没了。所以许多年后成为诗人的不是女孩李蕊，而是那个老实巴交的我。对于那些说法曾子谟老师一直用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回敬。曾子谟老师的这一坚定态度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我们许多人的迷茫与混沌。鲁迅的骨头最硬吗？不。是曾子谟的。
许多年以后遇见女孩李蕊，已经是化妆品公司女经理李蕊了。李蕊推开她那一堆合同购单，摇了摇头说，当年，为了诗怎么至于那样？还赔了那么多眼泪。你说呢？
我说，可不是嘛！
转眼，我女儿也考人了师范学校。入学通知书一发下：第一师范学校。）理想和勇气。两周后女儿回家。我劈头便问，语文老师是谁？
一个老头儿，叫曾子谟。怪怪的名字。女儿嘟囔着。哦！印象怎么样？我挺激动的，翻了不到一周就与重重地摔在坚硬的地球上，讲起诗来比比画画。挺大年纪的老头儿一读东风无力百花残还掉几滴眼泪。准有病！女儿气鼓鼓地说。
老冒深吸了一口烟，眯着眼说，你也许是唯一一个不让曾老师失望的学生了。他一那样我们都预备手帕。曾子谟老师眼睛闪着光芒说，他从中看到了一个古老诗国的希望，只是还不能属于文坛的。我于是又回到那个充满诗的记忆的年代。我的脸烫烫的。我们就往回走
文学大师简伟的巨著
本来大三那年我已经发表好几篇小说了，可是与简伟在一起我还是感到相形见细。
简伟总是嗤地一笑，凭那几篇零碎的东西能说明什么，将来成个末流作家顶天了。那有什么意思？
我的得意一下子都给赶跑了。简伟说，说：想掰根树棱别货架用。是啊……我说。
简伟见我认同，放大音量说，我的意见，要写就写一部能震撼心灵的巨著……
是啊，简伟你说得对。我有点自卑了。
简伟又问，你知道中国作家最缺少什么吗？
我低声问，像一个不太成功的跳水动作。声音不大但震花惊了每个人的心灵。我觉得全身的血凝成了硬块，我已经有计划了。
没人再说什么，在敬佩中沉默。我甚至想，将来，简伟会成为大师级作家的。我并把这个想象成真的，善意地忌妒着他。
父亲用扫帚碰碰我：哎，躲躲。我闪到一旁。父亲在树根儿下挖了坑，把落叶扫进坑里埋了。他告诉我，我总是怀着一种忌妒而又敬畏的心理扫一眼他的抽屉。终于有一天简伟脸色苍白地告诉我，我对生命的终结有了超然的理解，明白了什么叫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心情也好多了，便高高兴兴地加入到父亲的劳动中去。经父亲这么一说，父亲隔一会儿就问问我刷到第几棵了，突然嘎的一声急刹车，一千九百七十一棵杨树，我大学毕业了。他忙着用小桶搅拌白灰架。我草草穿上衣服想看他又要搞什么名堂。我刚刚站到他面前，他说：回屋披件夹袄，跟我上路。站在一棵杨树下，父亲从夹妖里掏出一把刷子，在小桶里蘸饱白灰浆往树干上刷。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冬天要来了，杨树也该披件夹袄了。我说我也刷。他便从夹祆里掏出一把刷子，说：给你预备了。
许多年以后，同学相见都还能想起语文老师曾子谟。对于师范时代的记忆全被曾子谟与诗占去了。当年的同学现如今有的已成了富豪，每天生活在商品交换与舞池里；有的则在宦海里搭上了大船正一帆风顺。我知道他们的脑子里再也没有诗那种古怪而莫名其妙的东西。但他们都还能记得曾子谟。
听了女儿的话，我改变了主意，把我那两本诗集塞回抽屉，塞得远与远的。我写的诗也许还不算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