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过后反过来想想，科幻文学能获得如此的关注，也实在是我们社会文化变迁的一种表现。想到20年前，科幻作家受到诬陷、作品被打上“思想上的黑影”的标签，一些人还假装领导干部，“四处出击”，到地方性的文学刊物去兴师问罪，而罪名只是这个刊物发表了科幻作者的一封与他自己意见不同的信件……想到这些事情，就不能不让你对今天的变化产生由衷的感动。
许多人说，科幻的环境变好了，人们开始逐渐地懂得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的区别了，开始逐渐懂得一种想象力对改变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了。但我却不这么认为，越是环境的好转，我越觉得前面道路的漫长，越感到任重道远。
最近几年来，一些责任感很强的科幻作者和研究者纷纷进入中国科幻发展的这一领域。精力充沛的《科技日报》记者尹传红收集了大量资料，准备撰写一部探讨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幻兴衰的专着。我也准备安排研究生去深入80年代的主题。在作家方面，继叶永烈的两部传记出版之后，刘兴诗和郑文光的传记也即将出版。可以肯定，随着许多重要资料的曝光，有关中国科幻文学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将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这怎么能不说是一个好的现象呢？
自然科学家无法解决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本质是什么？一个小读者给我来信说，是SARS病毒。我说你再好好想想。他后来告诉我，看来比这要复杂得多。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本质，要从社会、心理、政治、历史、民族的科学精神等许多方面去研究，简单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说，很好，但还不够，请继续思考。他又来信说，本质就是灾难都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人们先是否认、然后恐惧、然后适应、然后反抗……我说还要继续探究才行。
这位读者年龄比较小，对科幻作品的阅读不多。我这些年多次阐述过这个观点，科幻文学是一种演练未来生活的文学。我们的时代变化越来越快，未来越来越超出人们的理性认知的范围，而阅读1000部科幻小说所带给人们的1000种未来，有助于个体去迎接真实世界中的第1001种未来。
但是，光有这种准备是不够的。阅读科幻文学，还要思考。在欧洲，科幻文学的英文缩写SF有与美国不同的解释，在一些知识分子的眼中，这个词汇不仅仅可以解释成Science Fiction（科学小说），更可以解释成Speculative Fiction（思考小说）！思考小说重在思考，重在启发人的心智。我们的科幻小说，在这方面仍然有着很大的欠缺，情节简单化、人物小儿科化、思想深度“0度化”、未来理想化等等，所有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的科幻文学在文化生活中起到更多的作用。
谈到我们的科幻文学中的不足，我认为一个重要问题是90年代之前的作者来源上的欠缺。据有人统计，90年代之前，中国科幻读者都是在“科普的旗帜下长大的”。科普读物的创作基本上是一个意识过程，是期望将艰深的科学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过分的意识作用使科普读物的作者难于使用潜意识去感受科技进步给人、给社会造成的影响。而好的科幻作者，则是那些尽量设法摒除意识作用，热切期望依靠潜意识去感受科学发展造成的焦虑（anxiety）的人。意识性和潜意识性，是区别科普创作与科幻创作的重要的标志。
好在90年代以后，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队伍进行了“换届”。今天活跃在科幻文坛的作家群中，来自科普旗帜下的人一个也已经没有。这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前景打开了通路。一些博士、高级工程师、甚至院士的加入，也极大地改变了原有作家的知识结构方面的偏差。不存在“科普教条”的羁绊（本来，科普也不应该有教条）、更加接近科研过程使他们更能感受到科学带给人性变化方面的蛛丝马迹。我认为，他们的加盟，是中国科幻文学真正进入飞跃期的有效保证。
但是，仍然对文化的反弹不能掉以轻心。关于科幻的种种奇谈怪论仍然在一些地方时有出现。好在有一批虚心好学、勤于思考的读者，他们的开放精神、他们的实事求是精神，总能让我由衷地感到兴奋。
最近，一个小网友写信问我不少问题。你们科幻作家会预测吗？科学预测是怎么回事？科幻作家是否应该学习未来学？我们于是可以谈论未来学到底是怎么回事，预测又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告诉他，除了管理心理学以外，我还是中国未来学会教育未来学专业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常常参加地区或学校的发展战略规划和企业的商业预测工作。在这些工作中，我们不但要处理时间序列的数据（time series analyses），做未来领先指数(leading index)扫描，还有专门人做类似科幻小说创作（scenario）的工作！
不告诉他这些，也没有关系。我们的下一代是能够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发现的一代。
我看过网上一些读者写的分析科幻文学的文章，其中的论述方式和引文都非常符合科研规范。他们对作品的每个言词和语句，都可以做细致入微的考察，还引入了各学科的新思想新方法作为理论基础。读着这些，再想到那些80年代中期“睁眼说瞎话”、根本不看作品就大放厥词的所谓评论家的“作品”，真觉得科学精神中“实事求是”这一点，算是开始普及得有点眉目了。
既然提到思考，就出个小题目。谁能看出我前一篇文章《科幻与非典之灾》中的一处明显错误来？我等了一个月，也没有人真正找到。实在不能揭秘，我将在下月的专栏中给大家公布答案。
最好还是你能抢答成功。
但是，别以为很容易，需要你对科幻这个行业的深入了解作为基础呢！
4 中国科幻的独特表征
科幻文学是关于现代性的文学。在西方，这类文学导源于启蒙主义和工业革命，导源于民主和科学所导致的现代社会的产生。在18—19世纪的那些年代里，一些西方作家感受到了科学可能带给这个时代的紧张，更看到了科学可能带给社会的变化。于是，雪莱夫人从“魔法到科学”的越界思考，凡尔纳自以为是的“未来罗曼司”，威尔斯“从前现代到现代”的全面过渡，使科幻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表征方式和内容。一方面，科幻文学作品确认科技进步使人类生存的内外边疆全面拓展，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又对种种变化充满忧虑，对越界、渎神、乃至“最后的审判”，充满恐惧。西方科幻文学正是以这些独特的表征赢得了读者，进入了大众文化的主流。
有趣的是，边疆拓展、越界、渎神、最后的审判……所有这些西方科幻美感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在中国社会中都相当淡薄。于是，中国科幻文学必然呈现出某种全新的表征。
近年来，我们对中国科幻文化表征的研究发现，大凡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科幻作品，都包含有中华文化自身的独特表征。在叶永烈的名作《小灵通漫游未来》中，人类的未来生活瑰丽灿烂井然有序。在郑文光的小说《飞向人马座》中，世界虽经战争洗礼，但终究一片大同。在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和王晋康的《生命之歌》等作品中，主人公面对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尽力地反抗。而刘慈欣的小说《中国太阳》，则生动地构造了改革开放时代普通农民怎样将自身需求与社会要求相互融合，最终从乡村走向宇宙太空……
我们发现，所有这些曾经在读者心目中产生过强烈共鸣的获奖作品，内中都饱含着中华文化的重要理念：公平、正义、和谐和大同。正是因为作品饱含了这样的理念，才导致他们获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
当然，我们所说的公平、正义、和谐和大同，不会凭空地出现在这些作品之中。所有的一切获得，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苦难历程”。例如，在一个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氛围里，怎样引入科学？这本身就是一个科学与人之间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童恩正的小说《雪山魔笛》，围绕着神秘现象的科学破解，将宗教、神秘主义、科学探索等不同认识世界的方式进行对比，形象地表达了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协调过程。而他的另一篇小说《追踪恐龙的人》，则让事实给那些缺乏科学精神的人以严厉的教训。在肖建亨的《不睡觉的女婿》和王晋康的《生死平衡》中，作家不但探讨了科学进入我们文化的方式，更探索了人体自身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协调，探讨了世界上不同种族、文明之间如何公平相处的主题。金涛在小说《月光岛》中，寄予了对新型人际关系、新型社会关系的深深渴望。而在星河的诸多网络题材小说中，则描写了当代青年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心理紧张和思维断裂。一些读者可能会质疑这些“不和谐”的故事，但当他们厌倦遐思，便会体验到和谐的可贵。
中国优秀的科幻作家不单单关心人与人的协调，更关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刘兴诗的《辛伯达太空漫游记》，将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放置在宇宙的尺度上思考。而韩松的《红色海洋》，则直击那些将会断送我们民族命运的种种短期行为和非法暴力。
综上所述，中国优秀科幻小说中的公平、正义、和谐与大同，既表现在人与人之间、也表现在人与科技、社会、甚至宇宙之间。而这些理念的出现，不以某种苍白的说教形式，恰恰相反，它们是被良好构思、情节、人物和思考所展示的。优秀的中国科幻文学是以和谐的唤起和通向和谐倡导的卓绝努力作为基本内容表征的。
对中国科幻文学和谐表征的追求，起源于1902年鲁迅先生撰写的《月界旅行辨言》。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出了科幻文学应该“经以科学，纬以人伦”的叙事主张。而这一颇具 “纺织”韵味的主张，深刻地反映了鲁迅将东西方文化熔为一炉的园融思考。
遗憾的是，多年以来，在我国的科幻创作中，盲目模仿西方文化的表征方式和表征内容、脱离中国文化土壤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种现象是多数中国科幻文学停留在小众范围、无法获得大众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在当前，如何加强对中国科幻文学独特表征内容与表征方式的研究，将是带动这一文类全面复苏的重要课题。而这一课题的突破，将导致更多有中国特色科幻文学作品的产生。最终，被优秀的文学作品回馈、感动和启迪的读者，将以新的热情投身到建立一个公平、正义、和谐和大同的世界的伟大使命中。
5 “反伪”考古
歌唱家们在舞台上演唱，没有受过训练的普通人可以模仿。电视台还会为此专门制作模仿秀专题。对这一行为，无人反对，更没有法律规范和制裁。
但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行业，据说就违反了法律。例如，如果有人想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模仿科学家去解决问题，这就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就将受到“科学共同体”的反对，将被投诉，将被斥为“伪科学”，最终，将可能被投入监狱或处以极刑。
惊异吗？小题大做吗？且慢，让我们还是继续观察歌星共同体。
即便知道有人正在模仿，有人正在采用歌唱家的唱法自娱自乐，歌星们也并不大惊小怪。这也难怪，歌星本来就是一群“只有自己，没有公德”的家伙。他们竟然对泛滥于从家庭到媒体的“伪唱”有这么大的容忍力，景况令人揪心。
腐败的文艺界，低俗的文艺界，权威一败涂地的文艺界！
我们辉煌的科学殿堂中发生的事情，将与此完全不同！
在当今，科学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比辉煌的“公共事业”，这就需要有人维护它的权威，保持它的纯洁。
于是，一些科学共同体外围的人充当起了保洁员的角色。这个工作比较好找，做不出科研也没关系。只要能捡起一根写着“科学”两个字的大棒，能把看不惯的人打成“伪科学家”，就万事大吉。个人的科学权威就在这种打打杀杀中确立了起来。在“棒子工厂”工人的眼中，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不能触碰科学、没在大学中当上副教授的人不能触碰科学、没当过洋博士的人不能触碰科学、没参加过揭露伪气功的人不能触碰科学。这些人自己，就是科学（或科学共同体）的代名词，任何想要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科学去解决问题的人，都是犯上作乱，都是扰乱科学，都是扰乱社会治安！
科学，一种踏踏实实的认识世界方式，到底怎么一下子成为了能四处挥舞的大棒，这一改变又经历了怎样的社会学过程，它的产生到底来源于怎样的历史环境？所有这些，都是当今社会学研究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在中国，将“伪科学”施以大棒以打击敌手的方式，至少起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在那个政治第一的年代里，有多少人一哄而上、参与了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或摩尔根的遗传理论打成伪科学的运动？又有多少人在“文革”期间将对手的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说成是伪科学？
相当可惜的是，以科学大棒轰击对手的方式，并不起源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一，我们伟大的国家还抢不到手。因为，早在这之前，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已经在俄罗斯试验了这种方法的成功效用。在那样的苏俄时代，就有所谓的“科学家”或者某些人的“共同体”认为，相对论或摩尔根遗传学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帽子一大，事态就变得恐怖了。当我们确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时，任何一种学说如果能被打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一定是彻底错误的，就一定要被整体剔除，就一定要被贴上反动的标签。
不幸的是，他们找到的这个标签正是“伪科学”！
于是，一切都显得堂而皇之。在全苏境内，李森科院士果断地举起了这只大棒，迅猛地向自己的学术敌人瓦维洛夫打去。“伪科学”的标签能杀人吗？你说呢？如果科学能用真伪的方法与政治挂钩，杀人还不是个小意思？瓦维洛夫终究成了政治犯，一颗子弹就能决定这个反动派的命运！
反对伪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它能将学术问题转移成政治问题，能全面树立起正确观点的权威性，能排斥异己。最终，还能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于是在苏联，李森科成了科学的代言人，成了正确的代表，成了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
“反伪”逐渐在苏联和中国成为了时尚。参与者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和运作方式，以便能在政治运动之后，自己的饭碗仍然能够保留下来。为了消除人们对这一行为中强烈政治性的反感，反伪者巧妙地将“科学＝马克思主义＝正确”这一公式的中间项隐匿掉，让它看起来好像与政治无关。他们还吸纳了科学理论中的“科学共同体”的概念，把自己也巧妙地融化在群体之中。
最近几年来，有关反伪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大。一些被打成伪科学的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问，难道学习科学、模仿科学的做法错了吗？没有大学文凭，就不能参与研究科学吗？为什么动不动就用伪科学的帽子打击人？还将这个“政治遗骨”写入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