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伪科学问题其实不是什么科学共同体面对世界的方式。伪科学是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所找到的权力栖息所。倚仗这个栖息所，一些人找到了自己成名成家的可能性，而另一些人则在“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状态下莫名其妙地失去人生的乐趣甚至生命。
有趣的是，当你研读反伪文献时，并没有发现所谓的“共同体”。没有任何一个专业学会曾经对某个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观点。年前在一次讨论会上，王志新院士曾经说，科学界内从来也没有真伪之争。这些争论是媒体和科学界之外才存在。他恰恰是侧面验证了我的说法。此外，王院士还指出，邹承鲁先生对生物全息论的确有所过问，但把他当成反伪明星，可能离实际还差得远了些。
所以，我们看到的所谓科学共同体，其实就是只有少数具有特别需求的人所组成的跨专业的联盟，这些人所做的，通常是借助科学的名分，采用一般人人皆知的常识去裁判社会事件，给它打上一个伪科学的标记。而被裁判的问题，常常不但与他们的专业相距甚远，有的跟科学或模仿科学根本沾不上边。探索自然之谜是伪科学吗？宗教或迷信现象是伪科学吗？科幻文学是伪科学吗？探险、宗教、文学都是与科学平行的范畴，在这些范畴中去“打击和揭露伪科学”，参与者的居心何在？
归根结蒂，反伪其实是一种生存方式。这种非常政治化时代的遗骸在新的时代被包装后，仍然无法掩盖自己追求权力的张扬本质。只要看一眼这些反伪者在媒体上风光一世的姿态，就令人立刻感到毛骨悚然，好像回到了那个政治化的年代。
澄清了反伪的真实历史和本质特征，读者可以重新去审视如下的问题：科学真的需要棍棒护院吗？社会真的需要一群人采用常识去维持治安吗？普通人真的无权采用科学的方法探索问题吗？模仿科学家的行为方式真的能扰乱科学和扰乱社会吗？
其实，三岁的儿童都能回答这些问题！
6 谈谈科幻作品与科学教育
多年以来，有关科幻作品与科学教育的关系，一直引发着众多的想象。在各个不同的社会中，具有想象力和创新性的文化学者对它们之间的正向关系饱含期待，而那些维护科学纯洁性的人却对它们之间的正向关系满腹狐疑。在前者的文章中，科幻小说是可以激发创造力、想象力的文学，是促进社会发展的科学展望，是今天的镜子或对明天的预言。而在后者的文章中，科幻小说是否能跟科学扯得上关系都令作者充满疑问。在他们看来，科幻小说不是科学知识的传播者，恰恰相反，它是反科学信息的提供者，是伪科学的标本，是污染精神的问题书。①
在笔者看来，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实都是作者们想象的产物。对科幻文学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说法，至今有多少真正扎实的研究证明？常常阅读科幻作品的人比没有或很少阅读科幻作品的人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强吗？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我想倒过来看问题，是否前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科学工作者、人文工作者、社会实现者有多少是科幻作品的狂热读者？回答是“少得很”。对于第二类观点用这种反证法也将不攻自破。试问：“常常阅读科幻作品的读者是否比不读科幻作品的读者有更多错误的科学观念？更相信伪科学？”答案也是否定的。我经常参加科幻迷的聚会，发现这些人多数是科学爱好者，不但如此，他们对科学的看法，比那些仅仅阅读包含着“正确科学知识”教科书的读者更加全面和深刻。而且，他们对科学充满热情，对科学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充满警觉。
看来，想象和真实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科幻作品与科学教育的关系，需要更多认真的研究、严肃的实践和深入的思考。
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从元初意义上调查可以发现，科幻小说不是为科学教育而被发明出来的。无论是刻卜勒写的《梦》还是雪莱夫人写的《弗兰肯斯坦》，都不是为了当时当地科学教育而创作的。②它仅仅是作家的一种创意，一种感受，一种对时代的思想反馈。刻卜勒是天文学家，以探索天文现象为自己的天职，在探索过程中，一些无法证实却相当有趣的思想激发了他，于是，他想到也许借助鬼魂可以上升到无法触摸的月球和行星。而对雪莱夫人，一个家庭妇女，一个大诗人的婚外妻子，抒写某一天的梦，该不是什么特殊的事情。只不过，在这个梦中，伏打电池激发了尸体，让死人复活。于是，短暂的人生再添一段科技时代的循环曲。两个小说在当时都无法被当成教科书搬入课堂。但两个作品都以创造力作为核心特征。它们面对现实，却超越现实。
元初科幻小说从创作到内容方面的许多特征，奠定了后世科幻小说的特征基础。首先，科幻小说是现代社会围绕科技发展而进行的边缘书写。科学技术不是小说的核心，只是情节的激发物。换言之，他们描写的是这个包含了科技的社会，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梦》更多地集中在个体的认知成长方面。自己（带着读者）认识了新的世界。而《弗兰肯斯坦》则更多地集中在包含着科技进步的社会将怎样改变人的生活方面，人造了人，这些人的出现毁坏了元初人的生活，而这些新人，也将不得好死。新人和旧人之间将进入一种永恒的斗争状态。其次，科幻小说是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文学作品，它的创造和创新，一方面将改进人类的认知状况，将拓展知识领域，将带来界外知识，象刻卜勒所呈现的行星社会或行星上的景色，还有通往行星道路上的种种器官。另一方面，科幻的创新发生在建立一个科学改变了社会的新天地上。你将在另一种文化中生存；你将有一个不同的未来。
科学不是中心，它只是产生故事的激发性材料，以及创新是科幻小说的灵魂这两个特点，十分明显地为科幻小说能否进入科学教育领地、如何进行科学教育划定了界限。至少，它不能用来当成学生的背诵课本。科幻小说中的知识一来体系不完整，二来可能超越今天的认知实践。
但是，恰恰是这两点，却使科幻小说成为了科学教育的良好范本。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科学教育不但包含着知识的传递，它还应该包含着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特征、以及科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行为方式与道德良心等多种不同内容的教育。
如果从这样全面的观点观察科学教育，那么，科幻作品确实是一个有价值的科学教育载体。它上天入地，除了能奔走在时空到达的所有地方，还能超越时空，进入心灵和电脑的空间。它极大程度地体现了人类的探索精神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由于是一种基于现代科技时代的人类所进行的探索，种种不同的面对自然的方式都会受到试炼。现实主义的求实精神、浪漫主义的空想方法、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乞求，所有的一切都会在故事中受到检验。这些面对自然和人类未来的方法是否奏效？哪些才能获得更好的回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流露出来。至于科幻小说中充满了围绕现代科学发生的故事，则更是将环绕着科学活动的主人公的生活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科学家作为一种职业，是否会面对正常人所无法面对的选择？他们将怎样选择？他们将具有怎样的爱情、婚姻、事业与家庭？所有这些，都是科幻作品鲜活地向读者提供科学教育素材的良好方向。③
现在要面对最关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科幻作品能否进行科学知识的教育。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当我们追寻知识的概念源头，必然发现，知识其实是一种可以被辩护的真。多年以来，我们的教学都太强调“真”这一点，忽略了它应该可以辩护，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跟相关概念之间有所区别。笔者认为，科幻作品恰恰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让读者在认识中辨识，在理解中寻求，在差异中辩护。在这方面，着名作家阿西莫夫谈得很好。他说他9岁就开始阅读有关火星的故事，但随后就发现，这些科幻小说充满了知识上的错误。但他却通过阅读更多有关火星的读物辨识了火星，了解了真正的火星。我相信，阿西莫夫所了解的火星，跟一个从课本或教师的讲授中所了解火星的读者完全不同。阿西莫夫的火星知识是更加真实、牢固、清晰的火星，是一个从辨识、辩护中得到的真火星。④
有关科幻小说中无论提供怎样的知识都有益于知识教学的看法，是笔者在这些年逐渐跟一些国内外科幻教学专家的会谈中获得并掌握的。在这些教师的类似实践中，科学知识恰恰是通过跟科幻小说中提供的知识索引相互对比，才获得了更扎实的认知，更有效地获得了运用。至于说科学知识本身的对与错，概念建立的是否全面或正确，这些都跟教学过程本身有关，跟科幻小说中所提供的相关内容无关。多数情况下，全面掌握了科学精神的读者会通过辨识、辩护的过程更好地发展起自己的科学概念。而那些仅仅阅读课本、从教师的例题中获得一点点变式资料的读者，往往会在今后再度跟现实世界遭遇时发生误解或根本性的错误。
把科幻小说当成一种科学教育的有效方法，不单单是阿西莫夫所持的观点，也是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所持的观点。萨根也曾经在自己的散文集《布罗卡的脑》中回忆过科幻小说对自己的影响。他跟阿西莫夫殊途同归地指出，科幻小说作为科学的引入物，常常能让读者爱上科学，并在今后跟科学之间的交往中发现，科学其实比科幻小说还要神奇！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