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冯友兰的相关演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冯友兰应邀去美国几所大学讲学，对美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动向比较关注。他是1948年上半年回国的。6月10日，清华大学自治会举办有关教育问题的学术报告会，从美国归来不久的冯友兰在会上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说。
我注意到，这篇演讲稿好像未被收入冯氏《三松堂全集》，秦仲德在《冯友兰先生年谱简编》中也没有提到此事，所以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
演讲中冯先生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大学的性质，二是教育的目的。关于前者，他说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宣传机关，也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个科室，而是一个传授知识的教育部门，一个追求真理的研究单位，一个“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的专家集团。这些话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学术、教育要自由独立的深义。至于后者，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而不是要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在这方面，大学与职业学校有明显不同。冯先生说，职业学校重在“有用”，它训练出来的学生可能有一技之长，或者有某种“特殊技能”；但如果以为这就够了，那么我们的学生就会像茶杯可以盛水、板凳可以坐人似的，只能是一个“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在这次演讲中，他还对“人”是什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做了通俗易懂的解答：“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
冯先生还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之所以应以“君子不器”为准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人类不仅仅是面临吃饭、穿衣等“有用”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吃饭、穿衣之外，人类还有许多其他需要；第二，许多知识和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有些甚至永远也看不出来。强调“有用”，其实是无知的表现。再说，许多“有用的学问已有职业学校及工厂去做了”，这就更需要我们的大学去研究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传授那些好像没有出路的学问。在谈论上述问题的时候，这位哲学家还不无幽默地说：按理说学校训练出来的人一定是会做事的，然而学哲学的能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呢？“世界上有各种职业学校，就是没有‘哲学职业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一个月以前，即清华大学37周年校庆之际，冯友兰曾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中说：“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在对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前，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他还说：“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如何，我们要继续着这个传统，向前迈进。”（《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324、32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没过多久，清华园就随着政权的易手而发生巨变。在此期间，冯友兰以校务会议主席的身份完成了交接任务。那时他恐怕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两三年，这座具有光荣学术传统的清华园竟变成了一所单纯的工科大学，那场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的讨论，也以后者占据上风宣告结束。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爱因斯坦为《纽约时报》撰文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310页）尽管如此，清华大学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道路。于是，老清华的消失，包括清华传统的沦丧和通才教育的失败，也成了冯友兰一块最大的心病。
而今，当清华大学已经走过90个年头之后，倘若我们仍然不能认识通才教育的意义及其作用，我们就不能清除产生专制和腐败的土壤，整个社会的人格委琐、思想萎靡和精神委顿就会不断加剧。长此以往，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强国之梦，也只能是遥遥无期，不会实现。
六 梁启超主张通才教育
其实，当年倡导通才教育的除了梅贻琦、潘光旦、冯友兰等人之外，还有许多有识之士。最近阅读《梁启超年谱长编》，看到谱主也是主张通才教育的。梁启超认为：第一，专才教育给人的知识是偏狭的；第二，知识偏狭不仅会导致胸襟狭窄，还会使人的生活过于单调；第三，单调的生活可能使人产生厌倦，而厌倦则是堕落的根源。他的这些见解值得我们注意。
这些看法是梁启超晚年时针对梁思成讲的。当时他的几个儿女正在美国留学，因为经济比较窘迫，再加上梁思成与林徽因正在热恋中，所以他最担心的就是梁思成。1927年5月中旬，他给大女儿梁令娴写信说：“我们家几个大孩子大概都可以放心，你和思永大概绝无问题了。思成呢？我就怕因为徽因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基于这一考虑，他向爱女坦言：“我所忧虑者还不在物质上，全在精神上。我到底不深知徽因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狭的人，一定抵当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你看不至如此吧！关于这一点，你要常常帮助着思成注意预防。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这时的梁思成，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写家信了，致使家中非常惦念。
为此梁启超想到这可能与他的知识面狭窄、因而缺乏生活情趣有关。8月底，他在写给梁令娴和梁思成的信中说：“关于思成的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按：指梁思成）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点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都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接下来，他又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教育他们：“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这封信你们留着，也算我自作的小小像赞）。”紧接着，他以非常感人的语气说：“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但学业上之熏染陶熔，影响亦非小。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却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所以我想医你的病，或预防你的病，不能不注意及此。”人格的修养、精神的自由，是教育的核心之所在。记得胡适曾经说过：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那么我会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从这个意义来看，一个富强、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堆堆人肉机器或者是一群群唯命是从的奴才就能够建造起来的。
在这封信中，梁启超还对二女儿梁思庄说：“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它发荣滋长最好。”他还说：“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说那‘优游涵饮，使自得之’，那两句话，你还要记着受用才好。”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那急功近利的填鸭式教育，不是也颇有启发吗？
七 吴大猷谈通才教育我
过去以为，只有大陆教育曾放弃过通才教育。最近读《吴大猷文录》（《大科学家文丛》之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看到这个问题在我国台湾也曾出现，只是由于吴大猷等人及时发现并全力倡导，才有延续。吴大猷是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他在海外工作多年，于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他的话对于那些把海外学者（包括“海归派”）看得比本土学者更吃香、把自然科学家（包括技术专家）的意见看得比人文学者更重要的人来说，也许有较大的说服力。
吴大猷出身于广东番禺一个书香世家。他幼年失怙，十几岁随伯父去天津求学，22岁毕业于南开大学，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在老一代物理学家饶毓泰和叶企孙推荐下，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位理论物理学博士。学成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黄昆、马仕骏、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等一大批优秀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曾在许多场合谈到吴先生对他们的影响，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向恩师报喜、致谢。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大猷长期旅居海外，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直到60年代后期，他才定居台湾。回到台湾以后，他看到岛内大学的学科设置越来越细，学生的知识面越来越窄，而人们对专业教育和职业训练却趋之若鹜，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抢得先机，出人头地。这使他深感忧虑。于是，他利用一切机会大声疾呼，希望尽快改变这种局面。近年来大陆在重理轻文、重应用轻理论方面，与六七十年代的台湾颇为相似，因此看一看吴大猷当年的议论，可以让我们有资借鉴。
吴先生首先从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入手，来纠正人们认识上的失误。
1976年6月，他以《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为题，在《民族晚报》发表文章说：科学的要义是追求真理，科学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还包括智慧，“是‘知识和智慧’不可分的一体。片断个别的知识，如缺乏了各种知识的融会关系，则不构成科学”。可见对于任何人来说，假如他受的教育太狭窄太专门，就只能掌握一些“片断个别的知识”，而不会通过了解科学的全貌来增长智慧。这种人很可能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书簏，或者一台只会工作不会思考的”机器“。
针对人们过分看重实用的倾向，他告诉人们，科学家投身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有用”，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都来源于纯粹的求知，而不是为了实用。另外，针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已经存在的鸿沟，他提出三点意见：第一，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有一个人文与科学合一的文明”；第二，在科学界与非科学界之间，必须沟通思想经常交流；第三，要达到这种沟通与交流，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