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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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附录(4)

这一段生动的故事,当然不能作为历史看,但也不是好事者的妄言。很可能春秋末战国初新声中一个主题,就是前代的许多神话故事。这可代表封建文化将消末时的一种最后的怀想与追念,其中因怀古不可复得而生的悲哀怨诉的声调特别凄惨动人。即或不然,这段故事最少也是历史事实的一种艺术化的绝好描写。由故事中可见新声靡靡悦耳,感人的魔力非常之深,性质近乎西洋所谓浪漫的音乐。末流所趋,此种音乐甚至可发展到与今日的爵士音乐相类的地步。(今日西乐中的“爵士”一词,几乎可说是中国古代“靡靡”一词的译名!)传统的雅乐,比较深沉醇厚,近乎西洋所谓古典的音乐,不专以声调感人,较声调尤为重要的是声调背后的信仰与理想。

历史上大的革命时代,变化不限一方,而是普及于各部门的春秋末战国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革命时代,除政治社会的翻腾外,音乐也起了空前的变化:新声代替了雅乐,浪漫代替了古典。然而每逢革命,任何一种改变,一方面有人拥护,就是革命派,一方面又有人反对,就是保守派。春秋末最有名的保守派,无论讲到政治社会制度,或是讲到音乐,都是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卫灵公篇》中,孔子的表示尤为清楚:“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孔子个人也的确能赏识雅乐,所以在齐国闻韶之后,竟至三月不知肉味!但极端保守的理想,最后总是失败。到战国时代,雅乐已成了古董,流行的音乐几乎都是新声。《礼记·乐记篇》,魏文侯(公元前400年左右)问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这简短的几句问话,可说是音乐革命全部道理的一针见血之论,指明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之间有一条不可强渡的鸿沟。好古的人尽管推崇雅乐,真能打动人心的只有新声。

雅乐是祭祀与朝会或宴享时的必需条件之一。祭祀时,以乐“降神”,以乐“媚神”。至于朝宴时,“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是当然的。这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礼数,并不是为消遣或娱乐的。其中即或含有消遣娱乐的成分,也只是附带的,主要的作用是媚神与礼客。到战国时,古代的祭祀虽未全消,但祭礼大半已成了儒家的理想,各国实际多不注意。古代的宴享之礼,也不能继续维持。音乐已完全成了一种消遣,主要的目的是娱乐。至此“声”与“色”才结了不解之缘。子夏在《乐记篇》中批评新声的话绝非虚语:“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揉杂子女,不知父母,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新乐的主角是倡优,侏儒,歌男舜女,专供富贵之家的玩赏,古乐的郑重与庄严以及信仰理想的成分已经消灭净尽。

我们明白此点之后,对于墨子的极力反对音乐就不致感到难解了。《墨子》书中,除《非乐篇》外,《三辩篇》亦以排斥音乐为主题,可见“非乐”在墨子思想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墨子诚然是一个庄严过度的人,对于一切的艺术大概都无赏鉴的能力,也完全不明幽默为何物。《论语》中不只屡次提到孔子发笑,甚至开玩笑,并且由许多章句中都可看出孔子是一个富于幽默而和蔼可亲的大师。《墨子》一书,虽超过《论语》的篇幅许多倍,但由始至终没有一句笑语。全部《墨子》中所表现的墨子人格,是一个诚恳过度,庄重过度,终生未尝一笑的人物。《庄子·天下篇》中批评墨子,说他“为之太过”,又谓“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又“其生也勤,其死也薄……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又“旧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由这种种评语可想见墨子的终日拉长面孔而孜孜不已的精神,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为心的精神。此种人一般都是不笑的,也是不知艺术为何物的。墨子的仇视音乐,几乎成了一种变态心理。据《淮南子·说山训》,“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城名有“歌”字,即不肯入,真是把音乐与洪水猛兽同样看待了!这即或是后人开玩笑的故事,也可证明墨子非乐论所给人的印象是如何之深了!

但墨子本人的个性,只能解释非乐的一部分。假定战国时代的音乐仍与春秋以上的音乐性质相同,仍为祭祀与朝宴时所必需,则信仰鬼神追求治平的墨子大概不致无条件的非乐。《荀子·乐论篇》,说了墨子一大篇不是,实际恐怕都是文不对题的门户之见。荀子所拥护的是雅乐,墨子所反对的是新声。正因为战国时代的音乐完全是娱乐品,并且往往是少数人的娱乐品,极端功利主义者的墨子当然要排斥攻击。同时,他本人又是一个不能赏鉴音乐的人,也就难怪他的非乐理论说得非常痛快淋漓了!

音乐一发展到纯娱乐的阶段,就离末日不远了。“亡国之音的名称,甚为恰当;不只是国家将亡,新乐甚至可说是一种伟大文化将亡的先声。汉以下历代正史中虽都有讲到音乐的文字,但几乎全部是抽象的与机械的描写。秦汉以下,我们不再听到真正伟大的音乐,也不再见到大的音乐家。此后的所谓音乐家只是李延年一流的倡优人物,后世也日趋愈下。最近六七百年来的音乐,以戏曲中的声调为代表,可谓为音乐的极端末流。至于婚丧大事所用的音乐,使人听了真有哭不得笑不得之感!战国时代音乐虽已大变,但古代的雄厚之气尚未全消。高渐离与荆轲所共同奏唱的《易水歌》,虽然音调已完全失传,但寥寥十数字的歌词仍能使二千年后的人想见当时的悲壮气概。秦汉以下,文化的气息一代比一代微弱,以致到今日我们几乎成了一个没有音乐的民族。

近年以来,国人对古乐又渐注意,少数的有心人并且要在可能的范围内设法恢复古乐。真正的恢复,当然绝不可能。无论雅乐或新声,已都成为万古不复的过去。但这种运动却是中国又要产生新的伟大音乐的征兆,也是中国文化又要有新的发展的征兆。

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

(一)古书中所见的古代气候与农事

(二)古书资料的解释

(三)较为温湿的古代华北

(四)今日的情况与前景

(五)重建沟洫问题

(一)古书中所见的古代气候与农事

《吕氏春秋·十二纪》的首篇,是战国晚期的一本农书,专记当时的中国,主要就是今日的华北,一年十二月的气候与农事。《礼记·月令篇》,全部照抄《吕氏春秋》。当然也可能,《吕氏春秋》与《礼记》都是由同一根源的古农书而来。这后一种可能,是很大的,因为此篇农书所记的情形,看来并非战国秦汉间气候与农事的实况,而为春秋以上的情形,编者不过是依古书照抄而已。关于此点,容待下面再讲。我们现在先把书中重要的气候与农事的记载逐月录述如下:

(1)孟春正月。

(2)仲春二月。

(3)季春三月——为麦祈实。

是月也,命有司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4)孟夏四月——农乃登麦。

(5)仲夏五月——农乃登黍。

(6)季夏六月——水潦盛昌……大雨时行。

(7)孟秋七月——农乃登谷。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

(8)仲秋八月——乃劝种麦,毋或失时。

(9)季秋九月——霜始降;是月也,天子尝稻。

(10)孟冬十月——水始冰,地始冻。

此后的两个月,与本文所要谈的问题无关,从略。

上面所列的月份,当然都是夏历,夏历似乎自古就是民间最通行的历法。但夏历每两三年闰月一次,月份与季节实际永远不能完全配合。所以所谓某月如何如何乃是理想的,而非实际的。实际前后可有少则几天,多则半月二十天的差别。但因历来纪月,大多以夏历为准,本文仍用夏历。文中每提五月,我们可想及阳历六月;每提六月,可想及阳历七月,观念与事实就可大致相符。

(二)古书资料的解释

现在我们可按顺序,把上面所引各节与今日华北的情形做比较研究,并尽可能搜集古代气候农事的实际纪录,看看是否与《十二纪》及《月令篇》吻合。

正、二两月,无可讨论,我们可从三月份谈起。

(3)“季春三月,为麦祈实。”这一句话很可注意。一般的谷实,由出穗到收获,时间并不太长,三月既为麦祷告穗实丰满,那是麦即将熟的一个预示。

三月另外所引一节,似乎讲到古代春雨颇丰,甚至常有春雨“障塞”淹田的危险,所以必须“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所谓沟渎,在古代都是田亩之间由人工挖掘的通水之渠,因此紧联上句的“堤防”,所指并非江河的堤防,而是沟渎的堤防。文中明言“周视原野,修利堤防”,显然是指田野中的堤防而言。关于此点,《考工记》“匠人”条所述甚详:

匠人为沟洫。

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辐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

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

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

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各载其名。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与这一段相辅而行的,有《周礼·地官》“遂人”条的一段:

夫间有遂,遂上有径。

十夫有沟,沟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千夫有浍,浍上有道。

万夫有川,川上有路。

这两段文字的意义很清楚,无需多加解释。古代田野中,满是沟渠与堤防,同时堤防也就是人行的道路。村里之外,一望无际,都是纵横交错的堤防与沟恤,一方面为田间的界线与行道,一方面为雨水过剩时的宣泄系统。沟渠系统间,大概有闸,平时水闸关闭,以备灌溉。如雨水过多,就可放闸,使余水由遂而沟,由沟而洫,由洫而浍,最后流入自然的大川。

这两段记载与所谓井田制度有关,而井田制度是近些年来许多人根本怀疑的。如果说当时天下各国各地的土地都如此方方正正的划分,当然不可能,但周代在理论上与法制上有一套比较整齐规则的土地划分方法,则无可置疑。我们可以不管孟子以来越说越糊涂的圣王之下如何美满的那一套,我们不要把井田看为一个土地制度的问题,而主要地要看为一个土地利用的技术问题,如果牵涉到土地制度,那也仅是偶然的。井田在历史上自有它重要的技术性的地位。我们所要讨论的也是此种技术问题,迄无定论的土地制度问题,从略。我们从各方面的佐证,以及古代传下的成语与口头禅,都可看出井田为实有其事。现在先讲古籍中可靠的或比较可靠的记载。

《诗经·周颂·噫嘻篇》:“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周颂·载芟篇》:“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这都是西周的诗。第一篇描写一万人(十千)在三十里的范围之内,分为五千对(耦)而耕田。第二篇描写二千人合同锄草,一下锄到田间(隰),一下又锄到田边的人行小道(畛)。古代确有如此大规模的农作场面,在规模如此之大的计划性的农事操作下,像上面《考工记》与《周礼》所讲的整齐土地划分,是可实行而无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事。

特别提到沟洫的,古籍中也有几条。

《尚书·益稷篇》:“禹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

《论语·泰伯篇》:“子曰……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孟子·离娄下篇》:“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

《左传·襄公十年冬》:“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

上面《论语》中孔子称赞禹的话与《尚书》中禹所自讲的话,是同一个故事,都是到春秋晚期大概早已流行的关于禹勤苦治水的故事。《尚书》中特别讲明禹把畎浍的水引入川中,把川中的水最后又导之入海。这虽只是一个故事,但故事中的这种说法是必有事实根据的,事实根据就是古代实际的沟洫制度。孟子的话,证明古代确有沟浍,专为容纳夏季多余的雨水。(孟子所用的月份是周历,所谓七八月就是夏历的五六月。周历、夏历的问题,下面当再说明。)至于《左传》中的记载,根本是一件具体的史实。子驷依势扩大自己的田洫,把另外四家的田都圈在自己的沟洫系统之内,这证明沟洫是古代田地系统不可分的一部分。

现在再谈古代关于堤防或路涂的资料。

《礼记·郊特牲篇》,记载古代农事结束时的一种隆重祭祀与庆祝,称为大蜡或八蜡,就是感谢八种与农事有关的神明,其中第六种为坊,就是田间的堤防,第七种为水庸就是田间的沟渠。

此外,与堤防或道涂有关的,有几种自古传下的成语或名词,颇堪玩味。按《周礼》“遂人”条所讲,道涂分为五级:径,畛,涂,道,路。这并非虚构,而为古代实际的名称与概念。自古至今,只有“道”与“路”可以“大”字形容,其他三种不能言大,因为在古代井田沟洫盛行时,行道系统中的大道为“道”与“路”二种。“大路”一词,自古流通,《诗经·郑风》有“遵大路”一篇。“大道”一词不似“大路”通行,《诗经》中有“周道”(见《小雅·小弁篇》,《大东篇》),其意为大道。但抽象化之后,“大道”成为习用的名词,《礼记·礼运篇》中的名句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日俗语中“大路”与“大道”意义相同,可以互用。至于“径”字,若加形容词,只能说“小”,古今皆然。因为径小,给人的印象不佳,孔子的门徒甚至认“行不由径”为美德(见《论语·雍也篇》)。“畛”与“涂”,处在中间,不大不小,所以向来不用“大小”两字作为形容词。(径,畛,涂,道,路五词都是专名,五者合称的类名,普通用五者正中的“涂”字,称为五涂。上引《考工记》“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的“涂”字就是类名代专名的用法:若用专名,当说“必有路焉”。)

又有很古的一句成语:“道听而途说”,就传到今天的古代文献而言,此语是孔子最早说的(见《论语·阳货篇》)。今日一般都解释为“在路上听了,又在路上传说出去”,甚为平淡。注疏中已采此种解释:“若听之于道路,则于道路传而说之”,乏味之至,因为这是丧失了古语原来精神的解释。古代实际的意义是“在大路听了,转弯到小路就给说出去了”,描画得活现生动而有力!

因为古代有如上所论一套复杂的沟洫系统,所以除非是江河决口,农田是有旱无潦的。无雨或缺雨,可致旱灾。但雨多,并不致发生水潦之灾,因为雨水有所宣泄。也正因如此,古代农民的宗教中有旱神而无潦神。旱神称魅,是古代农民所最怕的一位女神,《诗经·大雅·云汉篇》,全篇都是因“旱然为虐”而引起的呼吁。雨神称“雨师”(见《周礼·春官》“大宗伯”条),专司下雨,农民一般是希望他下雨,并不怕他下雨太多。雨师是雨神,而非潦神,在整个神谱中也不见有潦神。这证明古代如有水灾,普通都是河决所致,那要由河神负责;雨水本身极难成灾,所以少而又少的雨水之灾没有专神司理。雨潦没有专神,却有专名,今日华北农村中对于雨水引起的淹没情形,称为“立潦”。雨水由天而下,与地合成立体形,因有此名。这种复杂观念的专名,正证明立潦一向为非常特别的事;因为极其少见,所以若一遇到,就给人印象甚深,因而给它起了一个专名。《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记载因旱祈雨的二十一次,而大水仅有九次,其中可能有的为河决,而非立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