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庚以上年代则较为难考。盖此时王室尚无定居，都会屡迁，文化程度恐尚甚低。文字虽十九已经发达，而历史记录恐尚付缺如，或非常简陋也。故后代对盘庚以前无可靠之传说，《竹书》记录当未可轻信。《竹书》纪殷商一代共四百九十六年，是盘庚以前只有二百二十三年，而成汤元年为公元前1523年也。然成汤至南庚为九世继南庚而立者为其侄阳甲，乃盘庚之兄。阳甲死盘庚始立。故吾人若计阳甲为一世，则盘庚以前殷商尚有十世也。其十世间所行者亦兄弟相继制，故其年代决无少于二百七十三年之理也。成汤即位，是否已老，全不可考。即令认汤即位为老年，而同时又不计阳甲为一世，则盘庚前尚有八世，其年数亦当与盘庚以下相等，不能反少五十年也。盘庚以前若以八世计，则商元当在公元前1570年左右；若以九世计，则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若以十世计，则当在公元前1630年或前1640年左右。汤胜诸国而王中原，按传说似曾经过长期之战争，即王位当在老年，是以十世计似嫌过长。而盘庚前又有其兄阳甲在位，以八世计又嫌过短。是则盘庚前以九世计似属最为合宜。汤王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吾人似可承认矣。
商之年代除《竹书》有比较确定之记录外，战国时尚有一笼统之传说可供参考。《左传》宣公三年谓“商祀六百”，此不过大概之词，非定数也。若周元为公元前1027年，则商元当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与吾人之推定恰相符合。
最后关于殷商年代，《鬻子·汤政天下至纣篇》尚有记载，谓由汤至纣“积岁五百七十六岁”。古本《鬻子》当为战国作品，其记录宜有相当价值；然今本《鬻子》真为古代残本，抑为后世伪托，尚有疑问，故不敢凭信。但其谓商元为前1603年，则堪注意者也。
（三）殷周年代问题旁论
关于殷、周二代之年数，《孟子》尚有较《左传》尤为笼统之记载，然亦可为本题之旁证。《孟子》末章谓“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周元为公元前1027年，此前两世（文王、武王）则当在公元前1077年左右。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活动时期当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公元前551年及公元前550年距公元前1077年皆为“五百有余岁”。若周元为公元前1122年，则文王当在公元前1172年左右，是距孔子时代已有六百余年，《孟子》不能谓为“五百有余岁”也。
《孟子》又谓“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文王在位为前1077年左右，则汤在位当在公元前1577年以前。是商元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孟子亦承认之。孟子虽非史家，其说必根据战国时代尚存之古代史料。《竹书》之编者或有失检点，亦非不可能。或盘庚以前原本《竹书》本无讹误，而为晋以后之人抄误或计误亦属可能。盖王氏辑本所录并非全为原文，内多后人总括《竹书》原文之词；其中总括年代处，难免无抄误或计误之点也。故盘庚前无可靠史料，虽似可解，然观孟子之言则当时至少关于年代似已有大致可信之记载。惜史籍湮没，今已无考矣。
（四）结论
吾人若认以上所论为不谬，则《竹书》所纪周元为公元前1027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当为可信之历史记录。即有讹误，前后所差亦必无十年之多。至商元则吾人只能定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较此尤确之年代则无从考证矣。至所谓夏代，其传说多属神话；当时恐只有与各国并立之夏国，并无所谓夏代也。其世系表中人物，除与商发生关系之末世数后外，原为神话人物抑历史人物，至今犹为未决问题，其年代更无论矣。
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
观察中国整个的历史，可能的线索甚多，每个线索都可贯串古今，一直牵引到目前抗战建国中的中国。“君子”一词来源甚古，我们现可再用它为一个探讨的起发点。
“君子”是封建制度下的名词。封建时代，人民有贵贱之分，贵者称“士”，贱者称“庶”。“君子”是士族阶级普通的尊称；有时两词连用，称“士君子”。士在当时处在政治社会领导的地位，行政与战争都是士的义务，也可说是士的权利。并且一般讲来，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顾的。行政与战争并非两种人的分工，而是一种人的合作。殷周封建最盛时期当然如此，春秋时封建虽已衰败，此种情形仍然维持。六艺中，礼、乐、书、数是文的教育，射、御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时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训练。由《左传》《国语》中，可知当时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不上阵的。国君也往往亲自出战，晋惠公竟至因而被虏。国君的侄兄弟也都习武。晋悼公的幼弟杨干最多不过十五岁就入伍；因为年纪太轻，以致扰乱行伍而被罚。连天子之尊也亲自出征，甚至在阵上受伤。如周桓王亲率诸侯伐郑，当场中箭。当兵绝非如后世所谓下贱事，而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平民只有少数得有入伍的机会，对于庶人的大多数，当兵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无上权利。
在这种风气之下所有的人，尤其是君子，都锻炼出一种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人格。“士可杀而不可辱”，在当时并非寒酸文人的一句口头禅，而是严重的事实。原繁受郑厉公的责备，立即自杀。晋惠公责里克，里克亦自杀。若自认有罪，虽君上宽恕不责，亦必自罚或自戮。鬻拳强谏楚王，楚王不从；以兵谏，楚王惧而听从。事成之后，鬻拳自刖，以为威胁君上之罪罚。接受了一种使命之后，若因任何原因不能复命，必自杀以明志。晋灵公使力士麑去刺赵盾，至赵盾府后，发现赵盾是国家的栋梁，不当刺死，但顾到国家的利益，就不免违背君命；从君命，又不免损害国家。所以这位力士就在门前触槐而死。以上不过略举一二显例，类此的事甚多，乃是当时一般风气的自然表现。并且这些慷慨的君子，绝不是纯粹粗暴的武力。他们不只在行政上能有建树，并且都能赋诗，都明礼仪，都善辞令，不只为文武兼备的全才。一直到春秋末期，后世文人始祖的孔子，教弟子仍用六艺，孔子自己也是能御能射的人，与后世的酸儒绝非同类的人物。
到战国时，风气一变。经过春秋战国之际的一度大乱之后，文化的面目整个改观。士族阶级已被推翻，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也随着消灭。社会再度稳定之后，人格的理想已分裂为二，文武的对立由此开始。文人称游说之士，武人称游侠之士。前者像张仪以及所有的先秦诸子，大半都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用读书所习的一些理论去游说人君。运气好，可谋得卿相的地位；运气坏，可以招受奇辱。张仪未得志时，曾遭楚相打过一顿，诬他为小偷。但张仪绝不肯因此自杀，并且还向妻子夸口：只要舌头未被割掉，终有出头露面的一天。反之，聂政、荆轲一类的人物就专习武技，谁出善价就为谁尽力，甚至卖命。至于政治主张或礼仪文教，对这些人根本谈不到。所以此时活动于政治社会上的人物，一半流于文弱无耻，一半流于粗暴无状。两者各有流弊，都是文化不健全的象征。
到汉代，游侠之士被政府取缔禁止。后世这种人在社会上没有公认的地位，但民间仍然崇拜他们，梁山泊好汉的《水浒传》就是民间这种心理的产品。
汉以后所谓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属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系统。汉武帝尊崇儒术，文士由此取得固定不变的地位。纯文之士，无论如何诚恳，都不免流于文弱、寒酸与虚伪；心术不正的分子，更无论矣。唯一春秋以上所遗留的武德痕迹，就是一种临难不苟与临危授命的精神。但有这种精神的人太少，不能造出一个遍及社会的风气。因为只受纯文教育的人很难发挥一个刚毅的精神，除非此人有特别优越的天然秉赋。可惜这种秉赋，在任何时代，也是不可多得的。
至于多数的士君子，有意无意中都变成伪君子。他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身体与人格虽非一件事，但一般的讲来，物质的血气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气也不易发达。遇到危难，他们即或不畏缩失节，也只能顾影自怜的悲痛叹息，此外一筹莫展。至于平日生活的方式，细想起来，也很令人肉麻。据《荀子》记载，战国时代许多儒家的生活形态已是寒酸不堪。后世日趋愈下。汉代的董仲舒三年不涉足于自己宅后的花园，由此被人称赞。一代典型之士的韩愈，据他的自供，“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这位少年老成者日常生活的拘谨迂腐，可想而知。宋明理学兴起，少数才士或有发挥。多数士大夫不过又多了一个虚伪生活的护符而已。清初某理学先生，行步必然又方又正，一天路上遇雨，忽然忘其所以，放步奔避。数步之后，恍然悟到行动有失，又回到开始奔跑的地方，重新大摇大摆地再走一遍。这个人，还算是诚恳的。另外，同时又有一位理学先生，也是同样地避雨急走，被旁人看见指摘之后，立刻掏腰包贿赂那人不要向外宣传！这虽都是极端的例子，却很足以表现一般士君子社会的虚伪风气。这一切的虚伪，虽可由种种方面解释，但与武德完全脱离关系的训练是要负最大的责任的。纯文之士，既无自卫的能力也难有悲壮的精神，不知不觉中只知使用心计，因而自然生出一种虚伪与阴险的空气。
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情形现在已成过去，今日的知识阶级，虽受的是西洋传来的新式教育，但也只限于西洋的文教，西洋的尚武精神并未学得。此次抗战这种情形暴露无遗。一般人民，虽因二千年来的募兵制度，一向是顺民，但经过日本侵略的刺激之后，多数都能挺身抵抗，成为英勇的斗士。正式士兵的勇往直前，更是平民未曾腐化的明证。至于知识阶级，仍照旧是伪君子。少数的例外当然是有的，但一般的知识分子，在后方略受威胁时，能不增加社会秩序的混乱，己是很难得了。新君子也与旧君子同样地没有临难不苟的气魄。后方的情形一旦略为和缓，大家就又从事鸡虫之争；一个炸弹就又惊得都作鸟兽散。这是如何可耻的行径！但严格讲来，这并不是个人的错误，而是根本训练的不妥。未来的中国非恢复春秋以上文武兼备的理想不可。
征兵的必要，已为大家所公认，现在只有办理方法的问题。目前的情形，征兵偏重未受教育或只受低级教育的人，而对知识较高的人几乎一致免役。这在今日受高深教育的人太少的情况之下，虽或勉强有情可原，但这绝非长久的办法。将来知识分子不只不当免役，并且是绝对不可免役的。民众的力量无论如何伟大，社会文化的风气却大半是少数领导分子所造成的。中国文化若要健全，征兵则当然势在必行，但伪君子阶级也必须消灭。凡在社会占有地位的人，必须都是文武兼备，名副其实的真君子。非等此点达到，传统社会的虚伪污浊不能洗清。
雅乐与新声
中国文化，自古即注重音乐。由音乐的变化，可看出文化的变化；由音乐的盛衰，可看出文化的盛衰。古代祭祀时有乐舞，外交酬酢时有赋诗，王公卿大夫的宫中都有瞽师组织的乐队，士族子弟大多能歌善舞，平民的婚姻也以田野中的唱和歌舞为背景。孔子以下儒家所提倡的礼乐之治，的确是对于前代传统的一种崇拜，并非无根的理想。但正如孔子所希望恢复的封建制度，当孔子在世时已发展到没落的阶段，孔子所推崇的音乐同时也已不甚时髦。孔子死后不久，封建全消，古乐也成为少数儒家一种抱残守缺的古董。对于一般的社会，古乐已不存在，连儒家所保守的音乐是否真正的或完备的古乐，也很成问题。一种音乐，不专是技术问题；整个的文化背景若已变化，旧的技术即或尚未失传，往往也无力继续维持一种旧的历史现象。在艺术史方面，此理尤为显着。以上一段变化，今日已无从详知，但大体的过程尚可探寻。
音乐当初并无新旧之分。但春秋晚期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于是旧乐从此就称“雅乐”，新兴的称为“新声”，又称“郑声”或“郑卫之音”或“濮上之音”，反对的人甚至称之为“淫声”或“亡国之音”或“靡靡之音”。新声发祥于郑、卫两国，在卫国的桑间濮上之地甚为发达。据《汉书·地理志》，“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濮水今已枯涸，故道在今河南延津县与滑县境内属卫，近郑。《诗·鄘风》中有“桑中”之篇，乃男女相悦之诗，来源甚古，并非春秋末之新声。由“国风”中可知与“桑中”篇相类的情诗各国皆有，并不限于郑、卫，并且都是古代传下，而非春秋末年的产品。音乐史上的桑间濮上之音是另一回事，与郑、卫关系虽密，但不见得只是男女相悦之音，《汉书》中的解释不免有误会与附会之嫌。新声虽出于郑、卫，但要人中最悦新声的是孔子幼年时在位的晋平公（公元前557年-前532年）。平公的乐师师旷，是春秋末期有名的大雅乐家，仍拥护古乐，据《国语·晋语八》的记载，他对平公的嗜好新声曾下断语：“公室其将卑乎！”后世关于平公与新乐，流传了一段美丽的故事，虽非实情，却含至理。据《韩非子·十过篇》，卫灵公朝晋，路过程水，夜间奇声，出自水中，遂命师旷代为写谱。师旷连听两夜，将声谱完全写下。到晋后，两君相会，灵公命师涓献新声，师旷鼓琴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
平公曰：“此道奚出？”
师旷日：“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于蹼水而自投。故闻此声者，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
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
师涓鼓究之。平公问师旷日：“此所谓何声也？”
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
公日：“清商固最悲乎？”
师旷日：“不如清徵。”
公曰：“清徵可得而闻乎？”
师旷日：“不可！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听！”
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愿试听。”
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道南方来，集于郎门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闻于天。平公大说，坐者皆喜。
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徵乎？”
师旷曰：“不如清角。”
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
师旷日：“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面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有败！”
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
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雾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