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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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附录(3)

盘庚以上年代则较为难考。盖此时王室尚无定居,都会屡迁,文化程度恐尚甚低。文字虽十九已经发达,而历史记录恐尚付缺如,或非常简陋也。故后代对盘庚以前无可靠之传说,《竹书》记录当未可轻信。《竹书》纪殷商一代共四百九十六年,是盘庚以前只有二百二十三年,而成汤元年为公元前1523年也。然成汤至南庚为九世继南庚而立者为其侄阳甲,乃盘庚之兄。阳甲死盘庚始立。故吾人若计阳甲为一世,则盘庚以前殷商尚有十世也。其十世间所行者亦兄弟相继制,故其年代决无少于二百七十三年之理也。成汤即位,是否已老,全不可考。即令认汤即位为老年,而同时又不计阳甲为一世,则盘庚前尚有八世,其年数亦当与盘庚以下相等,不能反少五十年也。盘庚以前若以八世计,则商元当在公元前1570年左右;若以九世计,则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若以十世计,则当在公元前1630年或前1640年左右。汤胜诸国而王中原,按传说似曾经过长期之战争,即王位当在老年,是以十世计似嫌过长。而盘庚前又有其兄阳甲在位,以八世计又嫌过短。是则盘庚前以九世计似属最为合宜。汤王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吾人似可承认矣。

商之年代除《竹书》有比较确定之记录外,战国时尚有一笼统之传说可供参考。《左传》宣公三年谓“商祀六百”,此不过大概之词,非定数也。若周元为公元前1027年,则商元当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与吾人之推定恰相符合。

最后关于殷商年代,《鬻子·汤政天下至纣篇》尚有记载,谓由汤至纣“积岁五百七十六岁”。古本《鬻子》当为战国作品,其记录宜有相当价值;然今本《鬻子》真为古代残本,抑为后世伪托,尚有疑问,故不敢凭信。但其谓商元为前1603年,则堪注意者也。

(三)殷周年代问题旁论

关于殷、周二代之年数,《孟子》尚有较《左传》尤为笼统之记载,然亦可为本题之旁证。《孟子》末章谓“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周元为公元前1027年,此前两世(文王、武王)则当在公元前1077年左右。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活动时期当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公元前551年及公元前550年距公元前1077年皆为“五百有余岁”。若周元为公元前1122年,则文王当在公元前1172年左右,是距孔子时代已有六百余年,《孟子》不能谓为“五百有余岁”也。

《孟子》又谓“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文王在位为前1077年左右,则汤在位当在公元前1577年以前。是商元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孟子亦承认之。孟子虽非史家,其说必根据战国时代尚存之古代史料。《竹书》之编者或有失检点,亦非不可能。或盘庚以前原本《竹书》本无讹误,而为晋以后之人抄误或计误亦属可能。盖王氏辑本所录并非全为原文,内多后人总括《竹书》原文之词;其中总括年代处,难免无抄误或计误之点也。故盘庚前无可靠史料,虽似可解,然观孟子之言则当时至少关于年代似已有大致可信之记载。惜史籍湮没,今已无考矣。

(四)结论

吾人若认以上所论为不谬,则《竹书》所纪周元为公元前1027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当为可信之历史记录。即有讹误,前后所差亦必无十年之多。至商元则吾人只能定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较此尤确之年代则无从考证矣。至所谓夏代,其传说多属神话;当时恐只有与各国并立之夏国,并无所谓夏代也。其世系表中人物,除与商发生关系之末世数后外,原为神话人物抑历史人物,至今犹为未决问题,其年代更无论矣。

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

观察中国整个的历史,可能的线索甚多,每个线索都可贯串古今,一直牵引到目前抗战建国中的中国。“君子”一词来源甚古,我们现可再用它为一个探讨的起发点。

“君子”是封建制度下的名词。封建时代,人民有贵贱之分,贵者称“士”,贱者称“庶”。“君子”是士族阶级普通的尊称;有时两词连用,称“士君子”。士在当时处在政治社会领导的地位,行政与战争都是士的义务,也可说是士的权利。并且一般讲来,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顾的。行政与战争并非两种人的分工,而是一种人的合作。殷周封建最盛时期当然如此,春秋时封建虽已衰败,此种情形仍然维持。六艺中,礼、乐、书、数是文的教育,射、御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时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训练。由《左传》《国语》中,可知当时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不上阵的。国君也往往亲自出战,晋惠公竟至因而被虏。国君的侄兄弟也都习武。晋悼公的幼弟杨干最多不过十五岁就入伍;因为年纪太轻,以致扰乱行伍而被罚。连天子之尊也亲自出征,甚至在阵上受伤。如周桓王亲率诸侯伐郑,当场中箭。当兵绝非如后世所谓下贱事,而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平民只有少数得有入伍的机会,对于庶人的大多数,当兵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无上权利。

在这种风气之下所有的人,尤其是君子,都锻炼出一种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人格。“士可杀而不可辱”,在当时并非寒酸文人的一句口头禅,而是严重的事实。原繁受郑厉公的责备,立即自杀。晋惠公责里克,里克亦自杀。若自认有罪,虽君上宽恕不责,亦必自罚或自戮。鬻拳强谏楚王,楚王不从;以兵谏,楚王惧而听从。事成之后,鬻拳自刖,以为威胁君上之罪罚。接受了一种使命之后,若因任何原因不能复命,必自杀以明志。晋灵公使力士麑去刺赵盾,至赵盾府后,发现赵盾是国家的栋梁,不当刺死,但顾到国家的利益,就不免违背君命;从君命,又不免损害国家。所以这位力士就在门前触槐而死。以上不过略举一二显例,类此的事甚多,乃是当时一般风气的自然表现。并且这些慷慨的君子,绝不是纯粹粗暴的武力。他们不只在行政上能有建树,并且都能赋诗,都明礼仪,都善辞令,不只为文武兼备的全才。一直到春秋末期,后世文人始祖的孔子,教弟子仍用六艺,孔子自己也是能御能射的人,与后世的酸儒绝非同类的人物。

到战国时,风气一变。经过春秋战国之际的一度大乱之后,文化的面目整个改观。士族阶级已被推翻,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也随着消灭。社会再度稳定之后,人格的理想已分裂为二,文武的对立由此开始。文人称游说之士,武人称游侠之士。前者像张仪以及所有的先秦诸子,大半都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用读书所习的一些理论去游说人君。运气好,可谋得卿相的地位;运气坏,可以招受奇辱。张仪未得志时,曾遭楚相打过一顿,诬他为小偷。但张仪绝不肯因此自杀,并且还向妻子夸口:只要舌头未被割掉,终有出头露面的一天。反之,聂政、荆轲一类的人物就专习武技,谁出善价就为谁尽力,甚至卖命。至于政治主张或礼仪文教,对这些人根本谈不到。所以此时活动于政治社会上的人物,一半流于文弱无耻,一半流于粗暴无状。两者各有流弊,都是文化不健全的象征。

到汉代,游侠之士被政府取缔禁止。后世这种人在社会上没有公认的地位,但民间仍然崇拜他们,梁山泊好汉的《水浒传》就是民间这种心理的产品。

汉以后所谓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属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系统。汉武帝尊崇儒术,文士由此取得固定不变的地位。纯文之士,无论如何诚恳,都不免流于文弱、寒酸与虚伪;心术不正的分子,更无论矣。唯一春秋以上所遗留的武德痕迹,就是一种临难不苟与临危授命的精神。但有这种精神的人太少,不能造出一个遍及社会的风气。因为只受纯文教育的人很难发挥一个刚毅的精神,除非此人有特别优越的天然秉赋。可惜这种秉赋,在任何时代,也是不可多得的。

至于多数的士君子,有意无意中都变成伪君子。他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身体与人格虽非一件事,但一般的讲来,物质的血气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气也不易发达。遇到危难,他们即或不畏缩失节,也只能顾影自怜的悲痛叹息,此外一筹莫展。至于平日生活的方式,细想起来,也很令人肉麻。据《荀子》记载,战国时代许多儒家的生活形态已是寒酸不堪。后世日趋愈下。汉代的董仲舒三年不涉足于自己宅后的花园,由此被人称赞。一代典型之士的韩愈,据他的自供,“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这位少年老成者日常生活的拘谨迂腐,可想而知。宋明理学兴起,少数才士或有发挥。多数士大夫不过又多了一个虚伪生活的护符而已。清初某理学先生,行步必然又方又正,一天路上遇雨,忽然忘其所以,放步奔避。数步之后,恍然悟到行动有失,又回到开始奔跑的地方,重新大摇大摆地再走一遍。这个人,还算是诚恳的。另外,同时又有一位理学先生,也是同样地避雨急走,被旁人看见指摘之后,立刻掏腰包贿赂那人不要向外宣传!这虽都是极端的例子,却很足以表现一般士君子社会的虚伪风气。这一切的虚伪,虽可由种种方面解释,但与武德完全脱离关系的训练是要负最大的责任的。纯文之士,既无自卫的能力也难有悲壮的精神,不知不觉中只知使用心计,因而自然生出一种虚伪与阴险的空气。

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情形现在已成过去,今日的知识阶级,虽受的是西洋传来的新式教育,但也只限于西洋的文教,西洋的尚武精神并未学得。此次抗战这种情形暴露无遗。一般人民,虽因二千年来的募兵制度,一向是顺民,但经过日本侵略的刺激之后,多数都能挺身抵抗,成为英勇的斗士。正式士兵的勇往直前,更是平民未曾腐化的明证。至于知识阶级,仍照旧是伪君子。少数的例外当然是有的,但一般的知识分子,在后方略受威胁时,能不增加社会秩序的混乱,己是很难得了。新君子也与旧君子同样地没有临难不苟的气魄。后方的情形一旦略为和缓,大家就又从事鸡虫之争;一个炸弹就又惊得都作鸟兽散。这是如何可耻的行径!但严格讲来,这并不是个人的错误,而是根本训练的不妥。未来的中国非恢复春秋以上文武兼备的理想不可。

征兵的必要,已为大家所公认,现在只有办理方法的问题。目前的情形,征兵偏重未受教育或只受低级教育的人,而对知识较高的人几乎一致免役。这在今日受高深教育的人太少的情况之下,虽或勉强有情可原,但这绝非长久的办法。将来知识分子不只不当免役,并且是绝对不可免役的。民众的力量无论如何伟大,社会文化的风气却大半是少数领导分子所造成的。中国文化若要健全,征兵则当然势在必行,但伪君子阶级也必须消灭。凡在社会占有地位的人,必须都是文武兼备,名副其实的真君子。非等此点达到,传统社会的虚伪污浊不能洗清。

雅乐与新声

中国文化,自古即注重音乐。由音乐的变化,可看出文化的变化;由音乐的盛衰,可看出文化的盛衰。古代祭祀时有乐舞,外交酬酢时有赋诗,王公卿大夫的宫中都有瞽师组织的乐队,士族子弟大多能歌善舞,平民的婚姻也以田野中的唱和歌舞为背景。孔子以下儒家所提倡的礼乐之治,的确是对于前代传统的一种崇拜,并非无根的理想。但正如孔子所希望恢复的封建制度,当孔子在世时已发展到没落的阶段,孔子所推崇的音乐同时也已不甚时髦。孔子死后不久,封建全消,古乐也成为少数儒家一种抱残守缺的古董。对于一般的社会,古乐已不存在,连儒家所保守的音乐是否真正的或完备的古乐,也很成问题。一种音乐,不专是技术问题;整个的文化背景若已变化,旧的技术即或尚未失传,往往也无力继续维持一种旧的历史现象。在艺术史方面,此理尤为显着。以上一段变化,今日已无从详知,但大体的过程尚可探寻。

音乐当初并无新旧之分。但春秋晚期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于是旧乐从此就称“雅乐”,新兴的称为“新声”,又称“郑声”或“郑卫之音”或“濮上之音”,反对的人甚至称之为“淫声”或“亡国之音”或“靡靡之音”。新声发祥于郑、卫两国,在卫国的桑间濮上之地甚为发达。据《汉书·地理志》,“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濮水今已枯涸,故道在今河南延津县与滑县境内属卫,近郑。《诗·鄘风》中有“桑中”之篇,乃男女相悦之诗,来源甚古,并非春秋末之新声。由“国风”中可知与“桑中”篇相类的情诗各国皆有,并不限于郑、卫,并且都是古代传下,而非春秋末年的产品。音乐史上的桑间濮上之音是另一回事,与郑、卫关系虽密,但不见得只是男女相悦之音,《汉书》中的解释不免有误会与附会之嫌。新声虽出于郑、卫,但要人中最悦新声的是孔子幼年时在位的晋平公(公元前557年-前532年)。平公的乐师师旷,是春秋末期有名的大雅乐家,仍拥护古乐,据《国语·晋语八》的记载,他对平公的嗜好新声曾下断语:“公室其将卑乎!”后世关于平公与新乐,流传了一段美丽的故事,虽非实情,却含至理。据《韩非子·十过篇》,卫灵公朝晋,路过程水,夜间奇声,出自水中,遂命师旷代为写谱。师旷连听两夜,将声谱完全写下。到晋后,两君相会,灵公命师涓献新声,师旷鼓琴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

平公曰:“此道奚出?”

师旷日:“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于蹼水而自投。故闻此声者,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

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

师涓鼓究之。平公问师旷日:“此所谓何声也?”

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

公日:“清商固最悲乎?”

师旷日:“不如清徵。”

公曰:“清徵可得而闻乎?”

师旷日:“不可!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听!”

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愿试听。”

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道南方来,集于郎门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闻于天。平公大说,坐者皆喜。

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徵乎?”

师旷曰:“不如清角。”

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

师旷日:“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面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有败!”

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

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雾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